第五章 镜中自我：观看中国的两种范式与中国现代意识的生成

在中国现代初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中国社会变迁的活动几乎为西方人所垄断。当时以不同原因到达中国的西方人士，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影像资料，成为西方人，乃至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工具。也正因为如此，当时留下的影像素材具有双重特性。在为历史建构提供真切、直观、富于细节的“证据”的同时，这些影像也为“观看”和“观察”中国设置了一定的框架。这些框架既来自于当时通行的影像摄制风格和形式上的传统，也来自于摄制者和集团作为观看主体所携带的意识形态立场。笔者认为，现代早期的中国影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范式。一是“帝国范式”：影像的摄制者有意或无意地认同西方帝国主义的目标和心态，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将中国作为研究和考察的客体摄入镜头。以此留下的中国形象是作为西方的“他者”而存在的，成为西方社会文化心态和意识形态变迁的反向投射。这是与现代性视觉体制相一致的主导范式。第二种范式笔者称其为“人文主义范式”：不同程度上受到当时西方的纪实影像运动影响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和记者，将中国变成了记录运动的另一个行动场所。这场纪实运动所采用的人文主义视角由于强调对人的尊重、对社会变迁中人的命运的关注，以及对社会进步的支持和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观看者和被观看者、记录者和被记录者之间的种族和地域隔膜，将中国的人文和社会景观纳入到全球社会变迁和社会运动的宏观视野之中。后者镜头中的中国社会是动态的，并具有主体性。社会行动者的多元与冲突是以阶级的概念加以把握的，这与当时国际化的进步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是一致的。

由于中国内生性的影像哲学和纪录实践的缺失，上述两种范式都以不同的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西方人留下的影像成为中国人想象镜中自我的重要方式。这种顺着他者的目光反观自身的模式成为中国现代性意识生成的重要渠道。它一方面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认知带来了必要的张力，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种惰性，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文化依附的典型表现。真正自立和自信的现代主体的形成，需要一个从“被看”和“想象自己被看”过渡到一个主动观看和主动创造的状态。对早期中国影像的重新挖掘和解读，不仅引领我们重新感知和叙述历史，还时刻提醒我们中国自身观看欲望的缺失，以及与之相关的主体性的孱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