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秀的政治：可争夺的公共领域或监控性别形构的机制？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像《非诚勿扰》这样的约会真人秀的社会意义。一是其真实性，也就是真实的人上台来展示他们的生活、价值观和性情，绕过那些为中国电视生产主流话语的文学、道德和意识形态作者。无论观众喜欢与否，反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对性别主体性的彰显被搬上了电视荧屏。它带来了与保守的中国性别话语不同甚至相反的图景，后者着力于将女性塑造为或是男人的性欲目标，或是自我牺牲以救赎不断现代化的世界的母亲。女性渴望表达出她们大权在握、能够根据身体选择男人、比男人更聪明的“现实”。

第二种理解仍旧将这种节目视为非同以往的公共话语空间，但它与第一种理解有些许相悖之处。它基于节目本身的戏剧性、无节制和玩世不恭，这也是其饱受公众和主流文化诟病的地方。如果我们看看这个节目的嫡系前辈们，我们可以发现它只是在新媒介环境和文化中，利用用户创造的内容进行节目创新的众多媒体类型的一个变体。从利用业余爱好者自制的视听内容的新闻和娱乐节目，到把默默无闻的无名之辈一夜间捧成天王巨星的电视选秀节目，再到使用非演员和交互媒介来增进观众参与的节目，普通观众试图变成节目制作人的热情被大众媒体广泛吸收了进来。Mark Andrejevic令人信服地论证说，这种新的，所谓的“消费者参与”的趋势应当被理解成一种新的收集消费者信息、无偿利用业余生产者生产的内容，并且增进促销工作准确性的公司策略。这种在商业媒体中交互内容的爆炸式增长只能用公司的商业议程来加以解释，而公众可能在不经意间，以“参与”的名义与公司进行协作，无偿提供自己的劳动成果和个人信息。（Andrejevic, 2002）但是，即使承认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忽视这种发生在媒介生产领域的，具有后现代味道的精英和草根、专业和业余分野的瓦解所带来的文化可能性，以及它创造另类公共领域的潜力。《非诚勿扰》的参与者们也许是出于各种各样的经济原因，才站在舞台上来扮演绝望的结婚狂，但他们带来了各自不同的自制剧本和创造性的人物形象，这些在主流媒介中都极难见到。如果我们认为文学公共领域应该提供五花八门的对生活的想象和幻觉，来作为对现实生活的乌托邦期待、替代路径，或理性的批判，那么媒介创意人员的扩充（尤其是包含了社会各阶层、走过不同人生道路的人们），肯定会有所帮助。在这种意义下，这个节目的表演性成分并不应当仅仅被视为一种欺骗，而更是表演者进行的一种在真实生活中无法实践的社会身份和主体性的尝试。

《非诚勿扰》中一个早期的节目参与者谢佳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她是一个学习艺术管理的高校学生，据称是一个同性恋。她是少数几个穿着中性的女性：短发，总是穿着夹克和长裤。她也公开承认她加入这个节目是为了观察和学习节目制作和管理。她在节目上的风格像是一个哲人式的评论家，经常提供一些对于日常生活的理性分析。她鼓励每个人面对自己，坚持自己的兴趣，挑战传统和偏见。最重要的是，她就是另类女性活生生的范例——有着聪明头脑，不能被轻易贴上身体的标签。

然而，为了平衡这种叛逆的倾向，这个节目的主流仍旧凸显了传统的男女身体形象。像之前提到的，这个节目的女性参与者们都接受了一些针对衣着和化妆的指导，以使自己显得美丽动人，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这个节目的商业化和大都市的调调，这与节目“展现真实”的初衷相背甚远。比如说，肥胖就是节目中的一个禁忌，每当谈起食物时，节目的参与者对于体重的话题都相当敏感。在某一期中，一个男性参与者，职业是厨师，自称他擅长中西美食，也不介意在家中为女友掌勺。尽管这是一个鼓励男性关心女友和帮忙家务的好时机，一个略显丰满的女性却问道，对于像她这样的“充气娃娃”有什么特殊食谱，从而主动把话题转向了女性如何为了保持性感而约束身体的传统议题。如果肥胖对女性来说无法接受，苗条就是男性的耻辱，正如女性参与者们所言，她们不喜欢太瘦弱的男人，这往往标志着力量与男性气质的缺乏。尽管这个节目展示了女性不寻常的侵略性，但节目制作者和女性参与者们大体上都有着不言自明的关于夫妻关系的共识：例如，在异性间，男人应当比女人年纪大；女人可以有自己的事业；但好男人应当有一份为社会所尊敬的职业，而且应当很成功。社会阶层对亲密关系有何影响，这一类的问题从未被提及，因为这个节目整体的参与者组成和择偶目标都被限制在了城市中产阶级内部。这些传统观点既是在参与者的表达和陈述中彰显出来的，也受到了节目制作团队和媒介机制的塑造，这证明了一个在资本、个人主义、竞争原则和市场化等因素作用下的公共领域的局限性。

在当代社会，媒介化的经验是身份认同形成、妥协和争论的重要场合。像《非诚勿扰》这样的娱乐节目正是这样一个变革时期的中国多元的性别和社会话语被放大、混合和表现相互之间对抗的平台。因此，如果我们想挖掘和拯救其进步性的文化潜力，就需要对这类文本进行更多批评性的和女性主义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