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诚勿扰》与性别表演的狂欢

2010年初，约会真人秀开始出现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非诚勿扰》并非第一个，但在2010年1月15日首播之后，它迅速成为中国最成功、最具影响力的约会真人秀节目。节目规则非常简单，24位女性参与者同时在舞台上评价和选择一位男性。女性参与者经过三个回合作出决定：爱之初体验，爱之再判断，爱之终决选。回合中她们可以在任何时候熄灭面前的灯来否决男性参与者。男性可以通过视频短片进行自我介绍，其中包括个性、职业、性情、爱情和婚姻观念以及其他相关的话题。男性参与者的朋友也会受邀在视频中对他进行介绍和推销。整个过程中，主持人、两名坐在台上的评论者和24位女性参与者都可以对舞台中心的男性进行提问或反驳。终决选之后，女性不能再改变主意，轮到男性进行选择。如果所有的女性都熄灭了灯，男性则配对失败并离开舞台；如果有一位女性亮灯，男性则可以决定是否与之约会；如果超过一位女性亮灯，那么男性可以选择其中两位问一些问题，作出最终决定。每一部分的最后，失败的男性参与者或者成功配对的情侣，都可以在舞台下的镜头前发表自己的想法。

与西方类似的节目所不同的是，《非诚勿扰》并不监视和偷拍情侣实际约会的场景。没有关于身体和性生动的画面，本土化的约会真人秀更多关注的是舞台上参与者的言语交锋。通过一男对24女，以及主持人和评论者不断插入并评论男女双方的节目形态，对话轻易地被引向更具普遍意义的、有大众吸引力的话题——性别认同、价值观冲突、生活方式的选择和性格测试等。节目毁誉参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这种轰动效应并不是来自于通常约会真人秀节目里性方面的异常或猥亵，而是来自对关于爱情、婚姻、家庭的政治不正确的观念的直言不讳。每当有人发表出位言论，观众们都感到震惊，并迫切期望参与者，通常是男性做出戏剧化的反应。为约束和规范约会真人秀节目出格的意识形态，广电总局的新规定要求参与者必须是真心希望寻找约会的对象，认为那些不真诚地发表出位言论的参与者只是为了吸引眼球而非寻找真爱。

这种思路并不理解真人秀这种节目类型，或者约会真人秀作为其独特的子类，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所谓“真”指的是通过真人而非演员在戏剧情境下表演的形式，展现真实的生活。这样的电视节目形式创新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使具有社会学兴趣的人了解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娱乐了喜好窥阴的消费者。事实上，虽然真人秀与最具公共导向性的电视节目类型——纪录片有技术上的相似之处，但其政治经济学却告诉我们这种节目类型是电视节目谱系中最具娱乐性、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它们在电视节目类型的光谱中恰恰处在力图揭示或探讨社会现实的纪录片的对立面。（Raphael,2009）大部分当代真人秀节目中，参与者常常在极端做作、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场景中演出。通过对主体进行一定的刺激来观察其真实反应确实是当代纪录片实践中的一种策略，但真人秀对场景的人为设置已经远远超出了纪实和观察社会的需要与伦理底线。表演性被深深地植入这一节目类型的规则，这越来越被大多数参与者和有经验的观众所了解和认可。（Raphael, 2009）真人秀的看点在于参与者如何发挥好他所分配到的角色，这通常被认为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所掩藏的本性。像专业的演员那样，参与者也是按照剧本进行演出，但与之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一个需要遵循的权威文本，所以可以通过自身的文化记忆激活他们自己的剧本。比起由专业演员演出的戏剧，真人秀的表演活动背后所隐含的多样化、直率的文化文本有时更具魅力、更尖锐。从这个意义上说，约会真人秀是性别表演和集体剧本创作的平台。《非诚勿扰》在这些约会真人秀节目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其对不可避免的表演性敏感的自觉，并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将一个有些粗糙、朴实的真人秀发展出了独特的式样。按照女性主义学者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观点，性别表演是性别主体化和客体化的社会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Butler,2004）《非诚勿扰》一次次对给定的性别角色剧本进行开发、检验和重塑。这个节目真正的乐趣并非来自于它的婚介功能，而是来自于个体在性别表演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过度的做作、伪装和自我矛盾。因此，审查者尝试着删节这个节目关键的部分，同时还希望保持它在文化市场上的成功，这种做法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与之前的真人秀节目相比，《非诚勿扰》的场面调度经过了过分的设计和安排。24位女性参与者在节目开始一起走到舞台上，站成半圆形，等待男性参与者在喧闹的音乐和华丽的灯光中被电梯带到舞台上。特写镜头、水平摇射和面部表情镜头的快速剪辑是节目为了增强悬疑感和戏剧性通常采用的方法。无论是舞台上还是电视机前，气氛都是高度紧张、戏剧化的，与人们能够平静交流的惬意的日常环境不同。女性参与者盛装出席，男性参与者却尽量保持着本来面目。视觉上讲，女性的外表是高度标准化的：极具女性气质，穿着公主裙，画着精致的妆容。短裙、丝绸、丝带、长卷发、蝴蝶结和烟熏妆是非常常见的，通常只有一到两位女性参与者穿着裤子、西装、短袖或者短发，显得非常不同。

实际上，对许多女性参与者而言，走上节目的舞台似乎成了一个身着盛装、打扮得像电影明星的有趣机会。当她们开始谈话时，却表现得与她们灰姑娘或白雪公主的装扮截然不同。一个接一个的男性参与者发现，参加这档节目事实上如同经历了一系列痛苦的考验，而非获得了一个拥有美丽女人的好机会。他们的外表和言语不断受到美女们的审视和苛刻评价。他们的身体、时尚品味、爱好、个性、社会价值观等等所有的一切都面临着被质疑、审问甚至有时是奚落的危险。当他们想要反击的时候，也会很快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一个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尴尬境遇。如果他们选择投降，可能会从主持人那里获得象征性的支持却有丢脸、变成观众笑柄的危险；如果他们决定反击，他们会激起所有女性参与者的姐妹情谊，成为一群聪明女人集体攻击的对象。无论如何，以上两种情况对男性参与者来说都不是很好的体验，但对观众而言却非常有意思，尽管网络讨论表明，观众对于那些大胆、挑衅、坦率的女人充满了极端情绪。观众对那些在男人面前表现得太过自信、居高临下的女性大都表达了反感、不安甚至憎恶的感情。

以超级女性气质的狂欢来干扰和瓦解不思反省的男权意识，是中国当代性别话语一个最具争议性的特点，尤其是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女性有了更多的渠道来表达非传统的关于两性关系的观点。木子美是一位杂志女编辑，2003年她在博客上描写了她和多个男人（其中很多是公众人物）发生性关系的细节，从而成为热点人物，更成为在中国普及博客的关键人物。（Yang,2010, p.79）在她著名的性日记中，她不仅夸耀自己的性欲，并将性描述为通往真正的自由之路，也奚落了男人的性权力。自此，受到良好教育、拥有不错职业的大都会新女性在中国浮出水面。在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性欲被认为是危险的、具有破坏性的。女人的性渴望和滥交是最邪恶的罪责。虽然男性和女性的性需求都因为国家和革命事业这种更高级的原因被压抑，但是女性的需求尤其受到警惕，因为它和那些具有男性气质的集体议程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和危险的。相反，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电视剧、畅销小说等大众文化文本中，男性的性权力被重新阐释为与革命英雄主义或国家主义精神具有共生的关系。男性性能力成为革命精神的一种体现，而不是对后者的颠覆。（Wu,2006; Geng,2010）女性的性需求仍然是元历史叙述的对立面，因此需要被训导和控制。这就是李安备受争议的电影《色·戒》引发的讨论的主要结论。在电影中，二战时反日的一名女性与日伪政府秘密警察局长相恋。她本应色诱他来协助同伴的暗杀计划，但在最后关头她对性的渴望战胜了爱国任务，整个计划失败，自己也被秘密警察杀害。在不信任和鄙视精英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中，木子美对功成名就和志得意满的中产阶级男性的奚落，仍然能够获得一些同情。而李安电影中的女性主义信息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将女性的性欲与神圣的国家主义对立了起来。讽刺的是，影片的激进信息反而支持了女性性欲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与灾难的反女性主义论断。

木子美的博客和李安电影的影响都主要局限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在这一领域，女性主义的情感可以更为公开地得到表达，并引发争论。《非诚勿扰》的独特性在于，这是一个在全国电视黄金时段播出的、与大众娱乐和商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节目类型。在这样的平台上，受到女性主义影响的文化表演得以上映，尽管节目制作者和参与者并不一定有明确的女性主义议程或得到女性主义理论的指导。承认和表达女性的性渴望，是节目参与者的对话中经常出现的话题。如“我要看看你衬衫下的肌肉”，或“我不喜欢苗条的男生”，或“我欣赏你的身体”，又或“他是我的菜”之类的评论时常出自女性参与者口中。她们之所以这么具有侵略性，是因为从大量报名的女性中被千挑万选出来的参与者大多数是艺术家、专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主管或者老板。最明显的理由当然是她们是具有好口才、自信的一个群体，这样才能够仅仅依靠言语交流帮助节目制造出许多有趣的场面。她们来自于相似的阶级背景，与木子美和李安有着相似或者相当的文化资本。当然，她们很有可能主要是受到赞美女性解放的大都会主义商业信息或者诸如《欲望都市》、《绝望主妇》之类的美剧的影响，而非是出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艺术思潮的了解。

将女性气质作为身体特点的展现，以及对女性性渴望赤裸裸地展示，动摇了节目表面上由爱情走向婚姻的主题。节目中的女性大都年龄接近三十岁，相较于在舞台上严肃认真地寻找伴侣，她们往往对以约会为由和异性调情更感兴趣。例如，一位女性参与者声称她不会选择一见钟情的男人；另一位女性说她是一个皇后，她只能接受国王；还有一位参与者对所有男嘉宾都如此尖刻和挑剔，以至于每个人都期待看到她对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男人发起攻击。显然，对大多数参与者而言，留在舞台上引发争议比找到约会对象更令人满意。她们过分地表演着公众对受到良好教育的职业女性渴望获得男人关注的刻板印象，却通过将女性的性幻想与其社会公允的寓所——家庭——相互分离的方式推翻了这种观点。该节目与大都会文化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潜在联盟使其非常宽容，甚至赞美女性性独立的观点，尽管这样就危害了父权制以及家庭至上的主流观念，这些观念本来应该是用来填充后社会主义时期文化价值与信仰的真空状态的。在关于身体、两性关系和家庭的话题上展示女性的独立和自决，确实使这个节目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解放意义。但是，这些关于女性性独立的话语并不把女性对自己身体和欲望的掌控看做是绝对的、可以不依赖其他条件而存在的价值。在全球商业文化的冲击下，它不可避免地与正在出现的规训身体和性欲的制度性力量纠缠在了一起，而这种体制并不比过去任何规范人类身体和性的传统文化更宽容。在本章最后一部分，将讨论这种新的女性气质狂欢的另一面，即其对人类性别认同和性自由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