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时代突破宣传传统（70年代末，80年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要求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必须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映工农兵和大众的观点。表面上看来，纪实艺术似乎应该能在这样一个强调艺术生产中的现实主义的新文化环境下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然而，上文所述的观念上的巨大错位却造成了纪实艺术的停滞和扭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具体的运作中常常变为一个僵化的口号，视觉作品只承认那些政治正确的人或社会的形象是“真实”的，如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民族工业的辉煌发展或社会各阶层对党的热爱。而纪实艺术传统中的批判精神、个性化视角和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的冷静观察与不加修饰地再现的职业感觉，都与体制化的现实主义原则格格不入。这种不断质疑现状和揭露被遮蔽的真相的冲动，始终面临着与新社会的主流想象产生冲突的风险。这可能是为什么在新中国的摄影历史中，风景摄影的传统明显强于纪实摄影。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体制下，具有政治逃避意味的风景摄影可以得到更稳定的支持和更安全的创作环境。在早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中，政府对于文化生产、分配和展览的全面资助和严格控制，一方面意味着社会各阶层文化工作者的大量增长，而另一方面意味着对于“越界”的文化表达和传播的严格限制。作为生产工具，直到20世纪70年代城市居民和年轻一代才能普遍接触到摄影器材。职业人员的培养和生产工具的普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只差一场社会运动来宣告纪实摄影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刻，而从那一刻开始，新的具有创造性的视觉艺术才能获得关键性的发展。

中国的艺术史学家大多同意，1976年的“四五运动”标志着中国摄影实践中自觉的纪实传统的开始。（巫鸿，2005年，第119—160页）该年3月下旬，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自发举行了纪念已故总理周恩来的哀悼活动——在“文革”的混乱年代里，他是理性的和人道的国家领导的象征，这一哀悼活动却被“四人帮”所把持的官方所禁止。成千上万的人在没有刻意组织的情况下，去了天安门广场进行无声的抗议。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摆放花圈和横幅，贴海报发表诗歌，在人群中演讲或朗诵。许多人带来了他们的照相机，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自愿的大规模抗议活动。4月5日晚，官方强行镇压这一抗议热潮。在此后的几个月中，许多摄影师煞费苦心地保护他们那些作为历史记录的胶片。1977年，通过私下接触，一个七人组成的秘密编委会成立了，他们收集和筛选了在事件中所拍摄的照片，并准备出版。当时他们大都是业余摄影师，在现场本能地拍下了照片以保存历史。然而，在沟通和组织志同道合的人的过程中，他们决定开始自己的摄影生涯，当然，他们希望到形式僵化的官方视觉哲学之外寻找创作灵感。（巫鸿，2005年，第123页）这种新出现的现实主义摄影风格有两个特征：一方面是捕捉未经设计、没有预定主题的历史瞬间；另一方面则饱含情感，向图像中注入个人的观察和感觉。这些照片自此成为一个民族在历史关键时刻为反对邪恶势力所进行的集体斗争的象征。它们创造和保存了关于公众抗议的历史记忆文本，而这种公众抗议在以后的社会运动中经常发生。

1979年元月，一本叫《人民的纪念》的相册终于出版。这时候，政府已经扭转了对“四五”运动的错误定性，转而认定这是一场革命行动。该刊物的出版则顺势从地下转而成为一个完全由政府支持的项目。为了表明这是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一部分，照片作者的名字未出现在出版的相册上。新的领导人则为了表达对这场运动的支持，在画册的第一页上题词。不久以后，该运动的主要成员却成立了一个非官方的团体称作“四月影会”，并以其为名开展交流、沙龙、展览和出版活动。在一场有关“四五”运动的展览后，该协会在80年代初举行了三次以“自然·社会·人”为主题的摄影展览。这些展览表现了摄影在揭示个人情感、不为人知的亚文化、不同寻常的社会行为，以及其他被边缘化的主题上的表达潜力。“四月影会”和其他类似的协会一起，成为国家改革第一个十年中，中国艺术文化启蒙和现代主义热潮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通过组建民间协会和沙龙，以及使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语言，这一艺术群体试图建立一个与官方文化艺术生产领导体系相分离的、学院派艺术的自治王国。在普遍追求西式文化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官方的现实主义学说遭到了以专业主义和独立美学为标准的去政治化话语的广泛批评。

然而，在将中国艺术迅速现代化，以赶上所谓的国际潮流的浓重气氛之下，因纪实摄影与官方现实主义名义上有相通之处，并且在观感上平淡、朴实和凝重，它再次被主流时尚认为是过时的而且不那么“艺术”。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成为当时摄影艺术的主要关切点。在理论圈和媒体的公开讨论中，许多人将“美”与“真”、“艺术”与“现实主义”对立起来。

在如此的批评环境中，只有两种纪实摄影主题被摄影团体和主流出版市场所认可。一是中国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志主题，以一些上述地区的异域风情和古老风景、礼仪、文化生活的图片为主要内容。这也是80年代对中国艺术和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寻根运动的一部分。这与20世纪30年代时《良友》杂志曾经追求过的事业非常相似。但是与前辈纯粹的民族主义的追求不同，五十年后重新开始的所谓“寻根”运动，更多的是为了缓解中国文化传统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现代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缓解由此造成的文化焦虑，并且建立一个既体现现代标准，又表达民族主义的社会的、美学的话语体系。第二个得以发展的主题是对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悲剧的政治批评。80年代，那些原本是非法的、许多情况下是冒着风险保存下来的关于那个时代的政治仪式和日常生活的照片被公开展览，以谴责和批判那场异常疯狂的运动。这两个主题恰好落在当时改革体制的意识形态边界之内，得到了相对宽容的发展环境。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艺术的国际市场发展起来，中国作品因其强烈的异国情调也受到西方艺术的热烈欢迎。更个性化、独立、自省和更有奉献精神的纪实艺术在另一个十年中渐渐成长——这个十年里，对异见的社会包容不断增强，一个日渐强大的出版和艺术市场也提供了摄影社会传播的非官方的、多元化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