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要素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

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教育，其主要矛头是针对传统教育。而要素主义作为一种保守的教育理论，对进步主义的这一新型的教育哲学主张以及实践在许多方面都表示异议，甚至提出了一些针锋相对的主张，似乎表现了一种捍卫传统教育的立场，以至有人称之为“新传统教育”。

诚然，要素主义的有些主张确乎与已被进步主义否定的过去的教育实践有相似之处，而且，如果追根溯源，要素主义的理论的确也与西方长期的教育传统有深刻的关联，但是，我们决不能把要素主义看做是传统教育“复活”，或是对进步主义的“反扑”。“其实，要素主义教育哲学已经采取了一种新的立场，它已经超越于传统教育理论，而把许多新旧观点中合理的部分加以融洽结合。”事实上，无论从要素主义的产生，还是它对进步主义的反对来看，它所要解决的问题等各个方面，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要素主义何以能在20世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生急剧变化的背景下产生广泛影响并经久不衰的原因。

一、要素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20世纪初，进步教育在美国发展迅猛，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进步教育成为一时的风尚。此外，在本世纪2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万象更新的景象”。

然而好景不长，从1929年秋开始，资本主义各国陆续卷入一场历史上空前严重的世界性危机。这场危机使资本主义遭受价值2500亿美元的损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为1700亿美元）。美国最先陷入危机，遭受的打击也最重。美国1932年的工业生产只是危机发生之前1929年的53%。这场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在经济危机时期，资本主义各国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例如，法国1930年爆发1700次罢工；德国在危机年代发生一千多次罢工；英国水兵暴动；美国125万失业工人举行示威等。

面对这场危机，在教育方面美国教育界谈论的一个焦点的问题是关于学校的社会作用。人们关心的是，为了渡过难关，学校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学校怎样为建立一个没有危机的社会作出贡献。围绕这些问题，人们便要对教育理论作深入的探讨，顺理成章地也要对当时教育的现状进行反思。3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及教育界关于学校与社会关系的争论，导致了教育哲学的发展。当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建议，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教育哲学流派，以致有人不无戏谑地把20世纪称作为“主义的时代”（an era of isms）。在30年代出现的主要教育哲学流派中，除了目前正在阐述的要素主义之外，还有永恒主义和改造主义，这些将在本书随后部分加以讨论。

“要素主义”这个名词最早在1935年由德米亚西克维奇（Michael Demiashkevich）提出。据哈威克（William H.Howick）说，要素主义虽然对当时进步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表示不满，但“无意于对进步主义宣战。”关于要素主义者自己组织的成立，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1937年，迈克尔·德米亚西克维奇和F．奥尔登·肖（F.A1 den Shaw）同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的威廉·C．巴格莱（William C.Bagley）教授商议，准备成立一个组织，以反对当时在许多公立和私立学校中占支配地位的进步主义教育，并致力于使公众了解美国教育的软弱无力和进步主义教育的危险。德米亚西克维奇把那些以保存和传递人类文化的基本要素为教育之首要职责的人们称为 ‘要素主义者’。初步商议之后，巴格莱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并马上开始支持他们的主张。他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起草《要素主义者促进美国教育之纲领》”。然而巴格莱起草的“纲领”未经批准而出版发行，这遭到美国教育理论界重要人物的激烈谴责，这反而使他们名声大振，使要素主义从一开始就引起人们的注意。

1938年，要素主义者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亚特兰大市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要素主义者促进美国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共有七名，他们是“底特律市Country Day学校的校长奥尔登·肖；心理学家及小学教科书编辑韦普尔（Guy M.Whipple）; George Peabody师范学院的肖尔斯（Loais Shores），谢内（Milton L.Shane）和德米亚西克维奇；东北密苏里州市师范学院院长赖尔（Walfer H.Ryle）以及巴格莱。”其他著名的要素主义者有莫里森（Henry Morrison），布里格斯（Thomas Briggs），布里德（Frederick Breed），康德尔（Isaac L.Kandel），芬尼（Ross Finney）等。在这些人中，巴格莱处于首脑的地位。人们认为巴格莱作为要素主义代言人，其地位更甚于杜威作为进步主义代言人的作用。

应该指出，要素主义之兴起，除了对进步主义教育表示不满以外，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德国纳粹主义和以墨索里尼为代表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当时美国许多教育家都意识到，德、意等国独裁势力的兴起是对所谓“美国的民主理想”的直接挑战，而“正当国内外情况处于非常危急的关头，美国教育竟然意外软弱无能，这是特别不幸的。”巴格莱认为，如果美国人民不想在绝望中抛弃民主而屈服于独裁，那么任何真诚的教育学者就必须与其他公民协作来捍卫美国的民主。巴格莱指出，“美国教育的首要作用是保护美国的民主，尤其是言论、出版、结社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其次，教育必须造就有文化的选民，在巴格莱看来，所谓有文化意指对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要有理智的了解。他认为，这两种作用是如此之重要，以致无论教师或学习者都必须要认真，慎重地加以对待。”

教育对于美国的所谓民主理想的作用是如此之重要，对照当时美国教育的状况，巴格莱认为不堪负此重任。在《要素主义的纲领》中，巴格莱例数美国教育的种种弊端：（1）美国初等学校的学生没有达到其他国家达到的基础教育的学业标准；（2）美国中等学校学生的学术水准落后于其他国家18岁学生达到的水平；（3）高等学校学生缺乏基本语言方面知识（illiterate）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实际上不能阅读，由于缺乏基本的和中等的水平，所以许多高等学校不得不开设补修阅读课程；（4）除了文化水平降低之外，数学、语法的水准也明显地降低；（5）尽管美国的教育经费增加了，但重大的犯罪率还是有了明显的提高。

除了描绘当时美国教育的病态之外，巴格莱还指出了造成这种现象的两个主要原因。第一，诸如进步主义之类的占支配地位的教育理论“从根本上讲是软弱的”；第二，许多学校系统学校标准的放松导致了一种普遍的“促进社会性”的政策。他认为，在这个方面进步主义也是不能辞其咎的。巴格莱严厉谴责进步主义过分强调儿童的自由、兴趣和活动，而放弃训练、努力和工作，所以，“进步主义教育在许多学校系统中完全放弃了以严格的学业成绩标准作为学生升级的一个条件”。

为了传播要素主义教育的观点和价值，巴格莱创办了一个《学校与社会》（School and Society）杂志。该杂志刊登了不少指责进步主义教育实践中失误的文章，而且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巴格莱的文著讲演也不离这个主旨。1934年巴格莱出版了《教育与新人》（Education and Emergent Man; New York:Ronald Press），在这本书中，巴格莱在批评进步主义降低智力标准的基础上，还指责进步主义降低了美国青少年的道德标准，并指出其危险性。该书共14章。巴格莱在这本书中考察了无机界的进化和社会进化，指出人能够积累、传递知识乃是人类进化的原因，也是与生物进化根本区别之所在。在“教育与社会进步”这一章中，他指出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学校的首要功能是促进社会进步；由于美国教育过分强调个人主义，导致了美国社会犯罪率提高，政治腐败等。

应该指出，尽管巴格莱以及其他要素主义者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对进步主义持批判态度，两种意见的论争有声有色，甚至非常激烈，但不能因此就认为要素主义完全否定进步主义的观点。这一点在本章的后面部分将要谈及。

巴格莱作为要素主义的首脑人物和代言人，在30年代和40年代曾一度使要素主义声名大振。但是，巴格莱本人于1946年逝世，这对于要素主义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损失。虽然布里克曼（William Brickman）（《学校与社会》杂志编辑）等人勉力支撑局面，但作为30年代勃然兴起的一种新的教育哲学思潮，要素主义虽不能说随着巴格莱的去世而“人亡政消”，但总给人以一种“明日黄花”的印象。

二、要素主义的复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的苏联经受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考验，东欧数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加上1949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的中国革命的成功，一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标志着在空间科学方面苏联对于美国的领先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对于进步主义的批评更趋激烈。人们得出了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那就是美国的教育失去了方向，而且美国的教育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对于儿童进行社会和智力遗产的传递。因此，国内要求对教育进行全面改革的呼声日趋高涨，要素主义也获得了一个再次引起人们重视的“复兴”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50年代以后的重要的要素主义者中，许多著名的人物都不是专业的教育理论家。例如，担任1956 年成立的美国“基础教育协会”（The Council for Basic Education）会长的阿瑟·贝斯特（Arthur Bestor）是历史学教授；里科弗（Admiral Hyman Richover）是海军上将；科南特（James B.Conant）是化学教授、外交家。然而，他们的观点同专业的教育理论家却是一致的。要素主义认为，美国的教育（当然主要是指进步主义教育）不懂得所谓民主社会教育的真正性质，因而造就了没有文化的一代，这一代人不仅在智力方面没有得到发展，而且不能忠于所谓的民主理想。“要素主义纲领的中心要点是，在基本文化里有一种共同的基础课程，学校的职责就是以一种适当的，负责的方式传递这种基础课程。要素主义者宣称，教育人们的最有效验的方式，就是让他们精通社会的遗产和价值。”

阿瑟·贝斯特的主要著作有《教育的荒地》（1953年）和《学习的恢复》（1956年）。贝斯特在《教育的荒地》中认为，美国的“反理智主义”教育造成了美国学校学术水准的下降，使公众不信任学校教育的成果，以致使学士帽和学士衣“成为漫画家作为愚蠢和无能的公认的象征。”反理智主义的教育不仅使学校不对学生进行科学的和学术的训练，“而且还威胁着自由本身”。此外，贝斯特还对教育的管理提出指责，他认为尽管美国教育人均经费不断增加，但并未使教育的面貌改观，“美国人民已经慷慨地、忠实地维持了他们的学校。他们有权问一下我们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是否和我们所投资的经费和人力相称。实际上就是问学校行政人员是否已经像美国人民那样忠实于民主教育的理想。”在《教育的荒地》这本书中，贝斯特坚持强调经过训练的智慧才是力量的源泉，真正的教育就是智慧的训练。

在《学习的恢复》中，贝斯特提出了以理智的训练为基础的教育标准，他强调指出，美国教育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培养有理性、有智慧的公民，好的教育就是要提供“在历史、科学、数学、文学、语言、艺术以及其他科目中呈现的基本思维方式的训练，而这些科目是在人类长期追求有用知识，文化的理解以及智慧的力量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些智慧的科目乃是现代人生活的基础，所以应该成为学校课程的基本成分。

科南特1957年后在卡内基财团的支持下曾对美国的教育状况进行调查和研究。他的主要著作有《教育与自由》（1953年），《知识的堡垒》（1956年）等。在《知识的堡垒》中，科南特认为，当时的时代特征可以用“分裂的世界”和“核武器时代”来概括。美国要保持其“自由世界”领袖的地位，就必须关注教育问题，因为“我们国家内部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和美国人对中小学、学院和大学的特有的观点的形成是紧密地联系的。”科南特对美国的教育政策、学校制度和课程设置，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建议，主张所有的中学生都要学习各门学科的基本核心的东西，包括英语、社会学科、美国历史、数学和自然科学。科南特尤其重视“天才儿童的教育”，提出“要利用天才儿童和青年所拥有的人类才能的丰富资源，中小学和学院对天才学生的教育必须特别注意。”

里科弗在其主要著作《教育与自由》（1959年）中根据对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回顾，指出科技人才、有创造力的人才、科学管理人才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不同文明需要不同的人才，因而也需要不同的教育，而原子时代需要的则是创造性人才。苏联人造卫星的上天使他感到非常震惊，他提出，面对公开声明要埋葬美国的苏联，除了唤醒美国认清所面临的危险，改善对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待遇外，还要学习欧洲的教育，尤其是欧洲名牌大学的经验，以改变对优秀智力漠不关心，对心智问题漠不关心的状况。为了强化他的主张，他还引用了怀特海的一段话：“规律是绝对的。凡是不重视有训练的智慧的民族是注定要失败的。所有你们在陆上或海上的胜利，并不能改变这个命运。今天我们维护我们自己。明天科学又将前进一步，到那时，对没有教养的人所作的判决将不会有上诉。”

三、70年代以后的要素主义

70年代以后，要素主义不再像30年代那样以反对进步主义为鹄的，而是针对美国教育的实际状况，其中也包含有对60年代课程改革的不满。他们的主张集中表现为“回到基础学科”。同以前的要素主义者一样，70年代的“回到基础学科”也对美国的公立学校教育提出了诸多批评和指责。他们将美国的教育同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家加以比较，认为美国教育的学业标准和教育成果都已下降，不如这些国家。他们的批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忽视了读、写、算基本技能的训练，并造成了越来越多的文盲。

（2）学校没有强调诸如勤奋、准确、努力、品行、爱国主义等基本的价值。

（3）师资质量不变，即使那些致力于提高教育质量的教师往往也受到缺乏效能的官僚主义的干扰。

（4）60年代的课程改革忽视了基本技能和学科。此外，所谓“新数学、新社会学科、新科学”中的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行话使家长无法指导和控制孩子的教育。

（5）高等学校学生学术水平过低。

（6）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非教育性活动过多、削弱了基础教育。

（7）对学生放松管理的政策导致学生不守纪律和骚乱。

（8）对于黑人，西班牙人等少数民族的基本技能的教学更为薄弱。

（9）由于学生缺乏基本技能，缺乏劳动的技术和习惯，不能有效地阅读和书写，导致了美国生产的下降。

针对这种状况，主张回到基础学科的人究竟要采取些什么措施呢？“由于他们没有发言人和论坛，也没有宣布过原则，我们只得综合他们的要求。下面是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回到基础学科’鼓吹者提出的一些要求的综合：

（1）小学阶段，强调阅读、写作和算术，学校教育主要将精力集中于这些技能的训练。读音法是语言教学的方法。

（2）中学阶段，学校教育主要把精力集中于教授英语、自然科学、数学和历史，使用不违背传统家庭和国家价值思想的 ‘干净’教材。

（3）在任何一级由教师起主导作用，‘不得有任何由学生自主的活动’。

（4）教学法包括练习、背诵、每日家庭作业以及经常性测验。

（5）学习成绩卡用传统的A、B、C等记分或用百分制记分，定期发给学生。

（6）纪律严明，把体罚作为可接受的控制方法，学校应规定学生的衣着和发型要求。

（7）考试证明学生已掌握的要求技能和知识后，方可升级或毕业，学满课程所要求的时间就给予升级和毕业的做法应予取消。

（8）取消一切点缀性课程，一家保守杂志《全国评论（The National Review）》这样写道，‘泥塑、编织、做布娃娃、吹笛子、打排球、性教育、对种族主义的担忧以及其他重大问题应利用课外时间进行’。

（9）取消选修课，增加必修课。

（10）取缔发明创造（让创造见鬼去吧！）。让新数学、新科学、语言学、用电子玩意教学、强调概念而不强调事实统统滚蛋。

（11）取消学校的社会服务项目，因为它们占去基础课程的时间。‘社会服务项目’包括性教育、驾驶教育、指导、吸毒教育和体育。

（12）把爱国主义教育重新列入学校教育。教育学生爱祖国、爱上帝。”

“回到基础学科”运动似乎并未达到预期结果，美国人普遍感到自己国家的教育系有某种严重失误，在“为大中小学提供领导、建设性批评和有效帮助的责任”这一宗旨下，1981年8月26日里根行政当局的教育部长贝尔（Terrel Bell）成立了“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并在1983年提出了题为《国家在危险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这份报告同30年代的巴格莱、50年代的贝斯特有类似之处，即揭示美国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且该报告所提出的各项建议同要素主义者的看法亦有本质上的类似之处，故不赘述（读者若对该报告有兴趣，可查阅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美国教育改革》一书第586—617页）。

应该指出，这份报告的发表进一步引起了人们对基础学科和基本技能的重视。

要素主义作为当代一种重要的教育哲学流派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他们始终牢牢地抓住“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两个教育哲学的重大问题，而且，要素主义者们往往能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不断深入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更重要的是，它在政治上表现出一种显著的保守主义色彩（这一点下文将要详述）。只要有教育，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要素主义从30年代兴起，其名称或主张的重点历经“要素主义”—“基础教育”—“回到基本学科”的变化，但其保守的特色始终未改，这种教育思想是受美国统治者欢迎的，容易“长寿”的，尽管名称可能还会翻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