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三个维度：神经维度、社会维度、文化维度
如果我们从人类记忆的三个不同层次和表述出发，而不是只局限于其中一个，那么围绕其定义的争论就能够得以解决。这些层次没有一个可以脱离其他层次而存在。只有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理解人类记忆的复杂和潜力。首先，对这三个层次进行区分，不仅可以使从个人记忆（das individuelle Gedächtnis）向集体记忆（das kollektive Gedächtnis）的过渡有一个清晰的理论描述，还能对不同的记忆维度进行区分。构建人类记忆的第一个层次是生物学的。记忆和回忆的基本前提是具有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的生物体。然而，这种现今被大脑研究者和认知心理学家大量研究的神经学基础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而需要相互作用的交感区域来维持和发展自己。供给和稳固生物学记忆（das biologische Gedächtnis）（主要是大脑）的交感区域有两个：一个是社会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另一个是借助于符号和媒介的文化的相互作用。神经网总是与这两个维度相联：社会网络和文化领域。文本、图像和文物古迹等物质表现以及节日、仪式等符号手段都属于后者。正如生物学记忆是在与他人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和扩展的一样，它也在与文化产品和文化行为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和发展。这种作为社会记忆（das soziale Gedächtnis）被构建起来的东西没有确定和稳固的形态，随着时间推移表现出一种充满活力的存在，而文化记忆（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的媒介则拥有得到制度保证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在回忆过程中通常同时具备三个维度：神经结构、社会作用和符号媒介都要包括在内，而不同记忆层次的区别在于，它们居于中心地位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第一个有机体层次的重点是作为神经网络的记忆，脑电波穿过它流动，神经突触在那里交汇，由文字和图像等物质信息载体构成的社会交流能刺激此类记忆。第二个社会层次的重点首先是作为交际网络的记忆，并且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借由人际交往和语言交流得以构建和维持。这种社会记忆当然不能脱离个体的精神器官而存在，并且能利用文字和图像形式的物理数据载体。在文化记忆的第三个层次，作为载体的符号媒介处于中心地位，同时也与一种通过社会交往而保持运转、通过个人记忆而被激活和掌握的集体符号结构有关。记忆由三个必须协同工作的部分的相互作用而构成：载体、环境和支架。在神经记忆（das neuronale Gedächtnis）中，载体是具有大脑的生物体，环境就是具有其记忆框架的社会环境，支架则由诸如复习、“演绎”、媒介图像等记忆策略构成。在社会记忆中，载体是通过共同且有规律再现的记忆基础得以稳固的社会群体，环境就是相互交流这种共同经验的各自版本的独立个体，支架是为此服务的符号媒介。在文化记忆中，三者的关系变化得更加彻底；它以诸如符号、物体、媒介、程序及其制度等可传输、可流传的客体为载体，替代了寿命有限的人并通过其可传递性保证了长久效力，它的环境是以不断改变、更新和激活此基础的方式而保持与这种符号一致性的群体，它的支架是占有并研究这些符号的独立个体。
这里特别有趣的是个别记忆维度之间的过渡和界限。从神经记忆到社会记忆之间的过渡是模糊的。正如哈布瓦赫强调过的，社会层次上的个人记忆与具有他人回忆的个人记忆相交叠，由此超越自己并进入成为自身的他者之中。亲身经历过的、仅仅听说过的和可辨别的模仿之间的界限不总是一目了然的。这里的“真实性问题”我们还会再讨论。从个人记忆到社会记忆的过渡中，更为重要的是个人经验的浓缩。这是通过他人的经验、自身回忆的证实以及从他人角度出发的回忆得到的。而从社会记忆到文化记忆的过渡是无论如何不模糊的，它们之间有明确的界限。原因在于，这一层次上发生了记忆和经验的分离与再结合。这种在文化记忆层次上发生的巨大的界限扩展只有借助给予记忆持久支持的符号媒介才有可能。作为文化记忆载体的符号首先是外部化和客观化的。它代表一种“不可言说”的经验，这种经验可以被感知和掌握，却不能自己制造出来。其次，这意味着它在时间上的跨度并不局限于人类的寿命长度，而能在潜在中被无限延伸。文化记忆的时间跨度并非是具有有限生命的人类，而是物质上确定、制度稳固的符号。第三，文化记忆不可言说且无时间限制的内容必须不断地与活跃的记忆产生新的结合并被其掌握。随着在自由辨别的环境下对这一内容的吸收，个体除了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之外，也获得了文化认同。
在文化记忆的维度中，记忆的载体范围及其时间半径和持久性有了明显的扩展。社会记忆是一种通过共同生活、语言交流和言语而产生的个人记忆的协调，而集体和文化记忆则建立在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上。这一基础脱离活跃的载体而转到物质数据载体上。通过这种方式，回忆可以越过代际界限而保持稳定。在社会记忆与支持它的人类总是一起消逝的时候，文化符号和标志则提供了更为持久的支持。社会记忆的跨度与生命节奏相联，因此总是受到生物学上的限制。与此相对，建立在诸如文本、图像、文物和仪式等外部媒介基础上的文化记忆不受时间限制；它的时间界限非常长，甚至有潜力延续数个世纪。集体记忆通过这些把回忆固定到未来的符号支架与家庭记忆（das Familiengedächtnis）和代际记忆（das Generationengedächtnis）相区分，并以此与后代之间维系一种共同的回忆。文物、纪念碑、周年纪念日和仪式等通过物质符号或周期重复使代际间的回忆变得稳固，使后代不需要借助个人经验便能进入共同回忆。
这种对记忆的神经层次、社会层次和文化层次的区分能消除对“集体记忆”概念的合法性和非法性的许多误解。当然，我们也不能把集体记忆想象为个体记忆的简单同类。在这里，对这个概念坚持经验记忆（das Erfahrungsgedächtnis）的排他性并对隐喻扩展提出怀疑的评论家是完全有道理的。像文化、民族、国家、教会或公司等机构和团体是“没有”记忆的，而是借助于记忆标志和符号为自己“制造”记忆。同时，这些机构和团体与该记忆“制造”出身份认同。只要过去与身份认同结构相交叠，人们就可以在这种千变万化的条件下用非隐喻的方式谈论“记忆”。
现在，借助记忆的不同成分（载体、环境、支架）和维度（神经、社会、文化）可以使个别的记忆形式得以更好的区分。个体通过其在不同大我群体（Wir-Gruppen）中的多重身份性参与其中，并应能更为深入。这同时也表明，“集体记忆”这个概念过于模糊，无法以某种区分标准把一种特定的记忆形式与其他的记忆形式区别开来。因为集体成分既包括在必然超越个体的近群体记忆（Nahgruppengedächtnis）和家庭记忆的社会记忆中，也存在于超越个体、代际和时期而使统一成为可能的文化记忆中。相对狭义的“集体”只能指一种与强烈的忠诚相联系，产生强烈一致性的大我身份认同（Wir-Identität）的记忆形式。这尤其适合作为一种形式的官方记忆（das offizielle Gedächtnis）和政治记忆（das politische Gedächtnis）的民族记忆（das nationale Gedächtnis）。
记忆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