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末以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记忆”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热门话题，并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现象，而冠以“集体记忆”或者“文化记忆”的记忆研究也更是日益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在国内，较早关注“文化记忆”问题的是史学界，这也催发了方兴未艾的都市文化研究热，与此同时，有关“传统节日”、“民俗文化”、“口述文化”、“非物质遗产”等研究也与“文化记忆”研究挂上了钩。在此框架之内，不仅各种研讨会和论坛如火如荼，而且也产生了并且继续产生着一系列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集体记忆”，尤其是“文化记忆”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毫无争议的概念，其内涵也绝不是早已在理论上得到澄清的问题。作为西方21世纪的一种人文学科思潮，文化记忆理论由发端到兴盛其实已经走过了八十多年的演进历程。20世纪20年代，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首次将“集体记忆”（das kollektive Gedächtnis）这一概念引入了社会心理学领域，但他对“集体记忆”的研究，仅限于关注其对某一具体的团体的意义，而没有将其扩展到文化范畴中去。与哈布瓦赫同时代的阿拜·瓦尔堡（Aby Warburg, 1866—1926）同样是在20世纪20年代将目光投向了“记忆”研究。作为艺术史学家，瓦尔堡观察到艺术形式重复和回归的现象，他认为，这种艺术形式的重复与其说是后代艺术家有意识地对古代艺术的模仿，不如说是发源于文化符号所具有的引发记忆的能量。瓦尔堡由此提出了“集体图像记忆”的观点，并将之称为“社会记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哈布瓦赫和瓦尔堡的关于集体记忆的论述在很长时间内被人遗忘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又重新得到重视。这方面起推动作用的有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他在七卷本的鸿篇巨制（Les lieux de mémoire,1984—1992）中重新审视记忆与历史的区别，并提出了“记忆场”的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起，文化学和历史人类学框架下的“文化记忆”（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研究在德国蓬勃展开。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海德堡大学古埃及学教授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康斯坦茨大学教授英美文学的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夫妇。扬·阿斯曼发展了哈布瓦赫的观点，提出了“文化记忆”这一极具当下意义的关键概念，用以概括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传承现象，并提出了一系列基本概念，诸如交际记忆与文化记忆，“冷文化”与“热文化”等等。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则提出了文化文本的概念，并对“文化记忆”做出了存储记忆和功能记忆的区分。文化记忆理论从一开始就具有跨学科、跨文化的特性，但引人注目的是它被越来越广泛地用于文学研究。在这一方面，阿莱达·阿斯曼和同是英美文学研究者的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阿斯特莉特·埃尔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前者对记忆的隐喻进行了研究，后者则提出并阐释了文学作为“文化记忆”媒介的观点。
概括而言，“文化记忆”理论发展至今，许多研究者都从自己的视野出发，带着各自不同的理论背景参与其中，它们一方面对这一研究范式的生发与成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则也为歧义甚至矛盾埋下了伏笔。由于这一研究范式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如果没有相应的对基础理论的了解和建立在这一了解之上的讨论和批判，仅凭二手文字甚至“望文生义”来从事与此相关的研究——遗憾的是，目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中并不乏这样的“成果”——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且，目前国内“记忆”研究领域对概念使用的混乱也不利于进一步提升研究的质量，更不利于国内学界与国外的学术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以下简称《读本》）的推出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它有助于改变目前国内学界面临的这一尴尬局面，即：一方面是研究者们对记忆问题的高度兴奋；另一方面则是国外基础理论译介的严重滞后。因为，除了2002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的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之外，目前尚无别的相关理论译著正式问世。
本《读本》由四川外语学院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研究员、德语系教授冯亚琳和德国著名文化记忆研究专家阿斯特莉特·埃尔合作主编。考虑到国内已经出版或在译的文化记忆理论方面的著作，我们在筛选翻译篇目的时候一方面注意了文化记忆基础理论的代表性和经典性，同时又注意回避了上述著作（包括也没有选择业已译成中文的哈布瓦赫《集体记忆》
）中的内容。
《读本》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编是基础理论，涉及“文化记忆”的学术演进和关联概念：在这一编中我们择选了哈布瓦赫《集体记忆》（此处需要说明的是，上文中提到的中译本《集体记忆》沿用的是英译本的书名，而没有使用法文原名“记忆的集体框架”。这里的《集体记忆》则指的是哈布瓦赫的另一部题为“集体记忆”的著作，因此，此《集体记忆》非彼《集体记忆》）一书中的两个章节“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皮埃尔·诺拉的《历史记忆之间》一书中的核心章节，扬·阿斯曼的论文《文化记忆》，扬·阿斯曼与阿莱达·阿斯曼合作的，进一步对“文化记忆”理论构架进行阐发的论文《昨日重现——媒介与社会记忆》以及阿莱达·阿斯曼的《记忆的三个维度：神经维度、社会维度、文化维度》。
第二编是由基础理论延伸而出的有关理论探讨，展示由记忆理论生发出的视角和问题，包括阿莱达·阿斯曼撰写的《记忆作为文化学的核心概念》、《什么是文化文本？》、《回忆的真实性？》、《论回忆的隐喻》、《德国受害者叙事》以及选自《德国记忆场》一书中的奈阿迈·谢菲撰写的《尤德聚斯》和狄特·博西迈尔撰写的《歌德》等。
第三编包含的是反映文学作为文化记忆的媒介的几篇论文，有阿斯特莉特·埃尔和安斯加尔·纽宁共同撰写的概论性文章《文学研究的记忆纲领》、埃尔的《文学作为集体记忆的媒介》以及她的《20世纪20年代文学作品和记忆文化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另有米切尔·巴斯勒和多罗塞·贝克的论文《回忆的模仿》以及奥利弗·沙伊丁的《互文性》，具体讨论的是文化记忆在文学文本中的演示。
总体而言，《读本》在选材时充分考虑到文化记忆理论的生发过程，考虑到所选文章的代表性，内容既有基础理论和概念，也有具体的研究成果，力图在展现发展脉络的同时又反映国外尤其是德国文化记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国内学者燕海鸣在《中国图书评论》上撰文指出，二战期间日本人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之所以没有成为与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Holocaost）同等重量级的全球性事件，是因为前者经历了一次文化记忆的“再造过程”，她引用美国学者扬（James Young）的观点，认为中国人缺乏这样的视野和认识，“没有一个宏观的文化关怀，只是将南京大屠杀当做自己民族的低层面的集体记忆”（燕海鸣：《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 《中国图书评论》）。因此，我们希望《读本》的出版不仅为国内学术界提供一些基础理论方面的资料，也能为提升我国的文化记忆讨论的水准尽一点绵薄之力。
本《读本》由冯亚琳和阿斯特莉特共同选材，由冯亚琳统稿并审读，四川外语学院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们承担了翻译工作，余传玲、丁佳宁、杨欣、蔡焰琼、雷蕾和陈玲玲对译稿进行了认真的校改，余传玲在后期统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冯亚琳 阿斯特莉特·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