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回 真革命黑人夺权 假调和白宫袒右

南军濒临崩溃之际，南方的黑奴都纷纷起来造反。他们烧了地主老爷们的华丽住宅，运走了种子、农具和牲畜，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耕种。那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和狗腿子们都纷纷逃到城里去，但城市的情况对他们也未见得美妙。

在黑人占优势的县份内，黑人推翻了旧有的统治机构，实行真正的自由选举，夺了白人的权，组织了黑人的政府，治安权也掌握在黑人手里。以前，黑人进城是有很多限制的，譬如说，进城要验身份证啊，在太阳落山以后黑人不许进城啊，等等。现在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挺着胸脯在大街上行走了，他们看到狗腿子时不用再回避了，相反，狗腿子们看到他们却要躲避三分了。

这风声传到华盛顿就难免引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应，一曰好得很，一曰糟得很。曰糟得很的人指责说，“黑人骑到白人头上来了”，“自己名字也不会写的人搞什么选举”。有一位评论家连续发表几篇文章来论证黑人文化水平太低，所以还没有自治的能力，必须对他们实行“训政”。曰好得很的人则认为，黑人翻身是理所当然的，政府应当予以支持。参议员台迪亚斯·史蒂文在国会中大声疾呼曰：“共和制度的各种机构，如自由的学校、自由的教堂、自由的社交等等，怎么能够存在于一边让富人继续拥有2万英亩的庄园和华丽的宫殿，一边让穷人继续住在千疮百孔的小茅屋中那样的畸形社会中呢?假如要把南部变成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就必须做到耕者有其田。我们必须先摧毁那些旧制度的基础，另建新基础，不然，我们所有的鲜血都是白流了。”

在舆论压力之下，国会不能不在法律上肯定了脱离奴籍的黑人的公民权利，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所谓的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其内容如下：“无论任何州份，不能制定或施行任何足以缩小美国公民权益之法律；无论任何州份，未经适当法律手续，不得剥夺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财产；无论任何州份，不得破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原则。”

台迪亚斯·史蒂文认为这条修正案只是在形式上解决了黑人问题，没有在实质上解决黑人的问题。他再一次具体提出，南部叛乱各州内超过200英亩的地主土地都应当一律没收，分配给黑人，让每一黑人得40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史蒂文的提案在国会内引起了右派议员的极大恐慌，他们大肆叫骂，说史蒂文是一个过激分子。史蒂文回答道：“我的法案的确是革命的，它的用意本来就是革命，这或许会吓昏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和震撼那些神经衰弱的人。但政治或道义方面的一切伟大改革从来都是要通过革命的办法才能实现的。”史蒂文所说的意志薄弱的人和神经衰弱的人中，有一个就是总统格兰特。他为了扑灭黑人的夺权火焰，以保护黑人权利为名，派出了一大批工作人员下南方。

这些工作队员都是年轻小伙子，有干劲、有热情。格兰特政府骗他们说，他们是下去帮助黑人建立新生活的，他们信以为真，不加怀疑。但任何工作都是执行政策，格兰特的政策是妥协政策，这些小伙子，不管自觉或不自觉，也就必然要执行妥协政策。初到之时，南方地主们还没有摸清他们的底，看他们的样子能吃苦，行装简单，只带一条毛毯，因此地主老爷们就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叫做“裹毛毯的”。“裹毛毯的”秉承华盛顿政府的指示，把从前的黑奴召集起来，告诉他们说，现在他们已解放了，要求他们在旧地方留下来，依旧工作，不要搞独立的政治活动。今后雇佣他们的种植园主将付他们工资，也就是说，在收获的时候，他们将分到一定比例的谷物。这样，就产生了臭名昭著的“分谷制”。由种植园主以一间草屋、一定数量的田地、农具和肥料供给佃户，还租给他一头骡。分谷的佃户在付出劳动力以后，在收获的时候可以分到1/3的产物。在“分谷制”下，解放了的黑奴又重新陷入了二茬苦，他们往往债台高筑而沦为变相的奴隶，抵押于作为债主的种植园主或商人。因为他们没有产业可以作为借贷(种子、工具、肥料等)的抵押品，所以只得以他们正在种植中的谷物作为抵押品，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丑恶的谷物留置制度。这种制度把佃农在谷物上的任何真正利益都剥夺尽了。一切利益都落入了债主之手，它阻止了农业的科学发展。

因为种植棉花看起来好像是最安全的投资路线，债权人便坚持他们的佃农不得种别的东西，只可种棉花，这样便阻碍了农产品的多样性，使南部实行了落后的单一农业经济制度。若以1900年的南部与1860年的南部相比，可以说在经济上更缺乏自给的能力，在不少地区，其农业产值实际上反低于内战前夕。

黑人们都感到，他们地位的改变，与其说是在实际方面，毋宁说是在法律方面。有些比较敢闯的便跑到北部去或跑到南部正兴起的工业城市去。但大部分仍留在原地务农。这样，他们的生活与战前大同小异。他们耕田，在白人的农场上摘棉。他们依旧住在东歪西倒的茅屋内，依旧吃着玉蜀黍和咸猪肉，依旧穿着褴褛的衬衫和褪了颜色的蓝斜纹布裤。他们不能投票选举，不能把子女送入白人的学校，不能在社会上提高地位。

更坏的是，那些带枪还乡的南军，组成了地主武装，用武力破坏了各地黑人政权，一时，整个南方陷入了恐怖统治。举个例子，1874年1月，亚拉巴马州的黑人代表大会曾发表这样一个呼吁书：

亚拉巴马州的黑人，由于最近增订到合众国宪法中的三条修正案的规定，已经获得解放，并且已经成为合众国的公民了。但我们在本州从来没有享受到我们那些政治上和民事上的权利，只有个别的人在个别的地区内曾经享受了一些不完全的权利，那算是例外。

自从我们获得选举权以来，在本州绝大部分地区，我们在选举中的投票权是被剥夺了的，被缩小了的，被弄得困难重重、行使起来是有危险的。那些政治敌人所用来进行破坏宪法权利的伎俩是层出不穷的，但主要是使用暴力。其方式有暗杀、私刑、恐吓、肆无忌惮的迫害和逮捕，以及解雇或威胁解雇和退租等等。

这些暴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以致在每一次选举中，黑人的选票不是被压制了，就是在强迫手段下被送给了我们政治上的敌人。

本州许多地方存在着三K党的组织，这种团体主要是由过去南部邦联军队中的退伍军人组成的，它本质上是一种军事组织。他们拥有10万以上备有武器的党羽。这个团体的政治目标就是要用恐怖和暴力方式，使合众国宪法中所规定的黑人公民权和选举权在实际上化为乌有。

凡系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争端，凡系刑事案件，只要那里面的被告或被害者是一个黑人，这个黑人就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裁判。我们的生命、自由权、财产权都悬于陪审官的判语上，而这些陪审官都是由旧日的奴隶主组成的。他们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屑承认黑人是他们的同类，他们把我们看成是天生的劣种，在法律上则是他们的活动财产。

请问，宪法上规定的我们的公民权利到底是真实的呢，抑或是虚假的?究竟我们在事实上成为自由人呢，还是只在名义上算是自由人?宪法的修正案到底是要付诸实施的呢，还仅仅是一纸空文?

我们向人民、向政府呼吁，把我们从这种水深火热的境地中解救出来。

正是：

原盼兵分南北，

摈弃枷锁，

农奴从今成公民。

无奈地无东西，

剥削有理，

佃户自此变债鬼。

当时黑人领袖道格拉斯也指出：“自由的机器虽然给了黑人，发动机器的蒸汽却不给他们。军服给了，武器不给。他们名义上是公民，实际上只是贱民。他们名义上算是自由了，实际上却没有摆脱奴隶的地位。旧统治阶级所握的生杀予夺的大权并没有被剥夺，也就是说，保持了主人与奴隶关系的实质。当然，主人不能出卖原来的奴隶了，但还保持了奴役别人的权力。”

话说这道格拉斯虽然在文字上还支持黑人的正义事业，但随着个人地位的上升，他走的道路也愈来愈“合法化”了。

从布朗起义起，道格拉斯与杜布曼就表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杜布曼全心全意支持布朗的武装起义，并决心亲赴第一线发动黑人，仅仅因为突然发病，才没有成行。可那道格拉斯一股脑儿劝阻布朗，并坚决表示他本人决不愿去冒险。布朗失败后，杜布曼毫不畏惧地留在国内，但道格拉斯怕连累，拔腿就跑，一直从加拿大溜到英国。内战开始后，道格拉斯回到美国，追随林肯。林肯死后，又追随格兰特，为共和党效劳。作为奖赏，华盛顿政府派他当华盛顿的警察局长。后来，又派他任驻海地公使。他本人还重新娶妻，娶了一位白人女子为妻。

道格拉斯在年轻时代，曾经这样评价美国的独立日——7月4日：“7月4日对美国奴隶来讲是一个什么日子呢？我回答说:这一天比一年中的其他任何一天更充分地暴露出他所遭受的极端不公平和极度残酷的待遇。对他来说，你们的庆祝是一大侮辱，你们所吹嘘的自由是可耻的空话，你们的光荣伟大是一个胀大了的肥皂泡，你们的庆祝欢乐声是没有心肝的空叫，你们对专制君王的声讨是十足装门面的虚饰，你们的祷告、布道、圣诗、礼拜等等各色庄严的宗教彩排，对他来说，都不过是虚伪、欺诈、做作和伪善。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层面纱，企图掩盖各种罪恶，而这些罪恶甚至对一个野蛮的国家来讲也会感到难为情的。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它的所作所为比现在美国人的所作所为更令人毛骨悚然。”道格拉斯出任公使后，曾为7月4日设宴摆席，他在宴会上一反常态，大吹美国独立日是一个伟大的节日，它不仅象征美国的自由，也为全世界立下了一个榜样。

道格拉斯自传的遭遇也富有戏剧意味。他的自传的第一部，即《一个美国奴隶的自述》，在国内再版三十多次，国外亦莫不有其译本，名声之远压倒了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但他的自传的续编却只印了一版，因为没有销路，出版商拒绝再版。

正是：

想当年，奴隶生涯，悲悲切切。

造反志坚，愿转乾坤换人间。

为檄文一集，三洋五洲俱传遍，谁不惊奇。

到如今，新妻再娶，甜甜蜜蜜。

现状便宜，仅需空炮装门面。

仗老本万贯，七官八爵收红利，我自暗喜。

再说那杜布曼女将却是另外一片风光。内战一开始她就亲临前线做救护工作。后来又深入敌后做发动黑人的工作，赴汤蹈火，活跃得像一个年轻姑娘。1863年6月，北军蒙哥马利上校用海军进攻敌人的后方，他特请杜布曼随军帮助作战。杜布曼在沿康巴赫河两岸发动黑人，把南军在河中所埋的地雷全部起了出来，使军舰得以顺利地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同年7月，杜布曼又发动5000名黑人，配合正规军，一举而下南军要塞华格纳堡。自此，北军上自将领，下至士兵，莫不闻杜布曼威名，凡在路上碰到杜布曼时，上下都自动脱帽向她致敬。还有一次，她潜入敌后南卡罗来纳州秘密活动，结识一名黑人水手罗伯脱·史毛尔。在一个夜晚，他们俩人偷偷把一艘南方炮舰开走，直奔北军，胜利地达到了目的地。但杜布曼没有拍华盛顿政府的马屁，内战结束后，她就在纽约州的一个小城市中当普通小百姓，靠种菜过日子。她省吃俭用，把种菜赚来的钱捐助给黑人福利机关。

按照当时的规定，有战功的人都可以领取国家的补助，但华盛顿政府偏偏忘记了这位女功臣。直到20世纪，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上台后才发现津贴名单中漏了杜布曼之名，于是才开始由国家发给补助，那时，杜布曼已经过了80岁了。

《纽约论坛报》记者曾经为这件事访问了杜布曼，在提问完了之后，杜布曼反问记者道：“你喜欢吃苹果吗?”记者说：“喜欢。”杜布曼说：“我在做姑娘的时候就爱吃苹果。可是我从那时起就有一个念头，如果我能栽上苹果树，长了苹果让大家来吃，那不是更幸福吗?我希望我一生所做的没有违背我这个愿望。”

正是：

黑人有女志气宏，出生入死不居功。

谁笑夕阳少丽色，巾帼英雄不老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