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兰亭》传本的简要介绍

一、摹（临）本

（一）冯承素摹本

因帖首有“神龙”小玺半印，此本原称神龙本。（图一）元代郭天锡跋，言及此“定是冯承素等摹自真迹”。到明项元汴，才坐实为冯承素摹本。项氏跋连冯氏是唐代哪一代皇帝时的供奉搨书人都弄错了，后人仍以冯摹称之。帖上郭祐之跋、前面的宋人跋、后面的一些元人观款，是从元代吴炳本上移来的。但此帖勾摹极为精细，很多特点都符合米芾《书史》所记他当时收藏的最佳唐摹本。即此本点画特点，与米芾所论苏太简家第二本基本相同。如“长”字捺笔勾回笔锋，“蹔”字下“足”，“转笔贼毫随之，于斫笔处贼毫直出其中”，“岁”字“山”中笔开杈，“暮”字“日”下横同大长横重叠，“激”字中间上“白”下“方”，“静”、“同”、“然”、“不”等字皆有贼毫。其中“崇”字的写法，是先写三竖而横笔偏右，当是从原帖摹出，《集王圣教序》“佛道崇虚”的“崇”字就是这样写的，可知是从《兰亭序》集出之字。刻本包括定武本是看不出来的。“每览昔人兴感之由”的“每”字，中间一横墨色与其他字相同，其他笔画较浅，当是原只写“一”，而又加笔改作“每”的。这种种特征都可证明，此本之摹是忠于原作的，而原作本是右军乘兴而书的一个草稿。所以被认为是存世最佳的《兰亭》摹本。现藏故宫博物院，有多种影印本（但《中国美术全集》（共六十卷）所印是故宫复制厂的复制本）。丰道生曾经上石，但妄加了褚遂良、“贞观”以及“政和”、“宣和”、“绍兴”等印。后来居然就有人将刻本当作了祖本。晋唐宋法书名画上，从未有这么多唐宋玺印集于一件作品之上者，何况宋徽宗、高宗玺印存世不少，所钤部位更有特定的格式，绝无此刻上的不伦不类。特别是这个冯摹本后面许将等宋人跋，是从吴炳本上移来的。徐邦达先生有考。今天，天一阁虽仅存此刻一石，但帖后还有许将之跋。这正是此刻摹自这个墨迹本的铁证。

（二）虞世南摹本

这是一个古摹本，（图二）其“似真”的程度远逊于神龙本，一些《兰亭》帖书法和改写的痕迹都已看不出来了。曾藏于董其昌手，董氏刻之于他的《戏鸿堂帖》卷三，归入王羲之帖中。董氏《容台别集》卷二称之为《唐相褚遂良临禊帖》。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谈到此帖，也还称“褚临禊帖”。到了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董氏六十四岁时，才改口称为“似虞永兴所临”，并将其送给了茅元仪（止生）。茅的小妾杨宛跋，称是虞世南临定武禊帖；陈继儒跋，称此帖为虞永兴摹。后人沿袭，便定为虞摹了。后有元“臣张金界奴上进”小字，又称张金界奴本。上有元文宗“天历之宝”玺印，又称天历本。现藏故宫博物院。

（三）褚摹兰亭

此本（图三）是临而非勾摹，书法风格很近于宋代的米芾，后有米芾诗题真迹，因此有人认为这就是米临本。本来很多古摹本被说成是褚摹、褚临，都同米芾的评论记载有关。后人如盲人摸象般寻找褚摹、褚临，但米芾帖后题诗云：“彦远记模不记褚，《要录》班班纪名氏。后生有得苦求奇，寻购褚模惊一世。寄言好事但赏佳，俗说纷纷那有是。”他自己炒起来的这里却不相信。米老骗人还留有余地，可惜后人非信不可。此本现藏故宫博物院。

（四）黄绢“领字从山”本

黄绢本有两种，（图四）一为王世贞旧藏，文嘉跋，后有米芾题其所得王文惠公本跋，以证此为褚临。文嘉的跋，碍于王世贞面子，但他说此本在摹本神龙本之上（见陈鉴本条），则伤害到他自己的鉴定能力了。其“领”字从“山”，“次”字三点，“”字“耳”旁，皆是从所谓张澂本临出者，字形丑陋，不可能是米芾旧藏本。“领字从山”本的来历，翁方纲以至明清鉴赏家，因没有见到过南宋御府刻游相本，而又要向古善本挂靠，所以在明清汇帖中，名目各异，五花八门。今此本归台北林氏兰千山馆。

此本在论“领字从山”本时还要讨论。

黄绢第二本，此本绢质细而稀薄，色已昏暗，墨少神采而不分浓淡，《兰亭》大的规模尚存，而细微特征全失。可能是摹而又摹的本子。明人只许初一跋，其他全为清人。曾归梁章钜手，今藏湖南省博物馆。

（五）陆继善摹本

陆继善摹本，（图五）清宫旧藏，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卷一，《石渠》称“宋笺本”，刻于《三希堂法帖》第二十六卷，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帖后陆氏自跋云：

先兄子顺，得唐人摹兰亭序三卷。其一乃东昌高公物，余窃慕焉。异日见兄用河北鼠毫制笔甚精，因念尝侍先师筠庵姚先生、文敏赵公，闻双勾填廓之法，遂从兄假而效之，前后凡五纸。兄见而喜，辄怀去。已而兄卒，其所藏皆散佚。至元戊寅夏，得之于兄故隶家，既喜且慨。吁！吾兄不复生，唐摹不复见，余年已中，亦不复可为。抚卷增叹。是年十月又五日。甫里陆继善识。

从这段跋文中可知，陆子顺曾得唐摹《兰亭》三卷，陆继善所摹者是“东昌高公物”。陆继善用双勾廓填之法，先后摹了五纸（五份），都被其兄拿去。其兄死后藏品散逸，至元四年（1338）夏天，得此本于其兄过去的奴仆家中。

周密《云烟过眼录》有“高仲器铸所藏”条，记有：“唐摹兰亭，极瘦而自然。高子寄跋云：此乃冯承素等所临。”以帖中的“岁”字“山”中画开细杈，“暮”字“日”下横同中间长横合拼，“兰”字“门”左右连笔，“禊”字末笔开杈，“毕”字稍残，“长”字捺笔回锋，“崇”字“山”先写三竖而横笔偏右，“激”字中间为上“白”下“方”，“静”、“同”、“不”、“死”等字皆有杈笔，“蹔”字内“斤”字“足”字转笔，“足”字皆可见贼毫，可证两本同出一个祖本。此本第一行最后一字“会”字缺最后两小横。这是陆摹本区别其他善本的一个主要特点。这是除被改头换面的另两本陆继善摹本外，其他任何一种摹本《兰亭》所不具备的。为了表示近真，在笔画的锋芒棱角、牵丝连笔处，尤其用心，甚至有的到了夸张的地步。虽不能说是妄生圭角，却也是锋芒过露。陆继善的摹本，较之冯承素本，正有此病。但无论如何，陆继善摹本还是冯承素本之外保留《兰亭》原帖特征最多的。

（六）陈鉴本

陈鉴藏本（图六），油素纸勾摹，有清内府乾隆玺印而不入《石渠》著录，或因赏出。其笔画特点、章法结构完全同于陆继善本。特别明显的是，第一行“会”字缺最后两横。可知其为陆继善摹本之一。刻本见成亲王《诒晋斋帖》卷一。后有米芾小行楷书长跋真迹。与其《书史》所记，仅略异数字。可知是题苏太简家藏的第二本者。米跋之后，还有宋纸上题“政和六年夏汝南装”一行。接纸为明李时勉、高榖、苗衷、吴余庆、王英、胡、徐有贞、陈鉴跋；又清人曹师稷等跋。陈鉴跋，借米跋内容并引米氏《书史》，定此本为“苏氏第二本”。

文嘉在跋冯承素本时曾谈到陈鉴本：“唐摹兰亭，余见凡三本，其一在宜兴吴氏，后有宋初诸名公题语。李范庵每遇荆溪，必求一观。今其子孙亦不轻出示人。其一藏吴中陈缉熙氏，当时已刻石。传世陈好勾摹，遂搨数本乱真，而又分散诸跋，为可惜耳。其三即此神龙本也……”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兰亭墨迹汇编》曾经影印。其说明中以文嘉的评判为据，定此为陈鉴本人的摹本，其他专家又受安岐《墨缘汇观》影响，索性称此本为伪帖。按帖上绍兴印确实是伪印，作伪者为作呼应，在米跋真迹上，亦钤上了这方伪印。

在今天，很多鉴定家相信文嘉之论，一是不知此本的来历；第二则是今天的鉴赏家确实有鉴定的敏感和知识，鉴，看出此本纸墨气息较新，帖上陈鉴以前的古印皆伪；考，熟知书画著录、文献资料，从文嘉跋、王世贞议论到《墨缘汇观》安仪周评语。第三，则是陆继善摹本人们了解得较少。虽然“二次美展”图录曾经影印，但只有两页，况且年代已颇久远。《三希堂法帖》曾经上石，但一般书画鉴定家比较轻视刻本，虽论及而终未能捅破这层窗纸。只有启功先生，法眼燃犀，不为改头换面所迷惑，指出它也是陆继善的摹本（见启功《论书绝句》第七十七首）。

此本因为有米芾题苏太简第二本跋文真迹，大多数人读之不求甚解，便定为是褚摹本了。只有岳珂明白米芾跋文所指，即苏氏定褚跋，米芾纠正之。后人则还是将苏氏本称为褚摹。陈鉴本晚于米跋，但裱在一起，仍被一些人视为褚本。陈本今鉴明为陆继善摹自其兄“得唐人摹兰亭序三卷”之一的“东昌高公物”。同苏氏本无关，同褚摹无关。

附 赵孟頫临褚遂良摹禊帖

此本《珊瑚网》、《大观录》、《江村书画录》及近人《萱晖堂书画录》等书皆有著录。我看到的最早印本，是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举办的兰亭大展所印的《兰亭大观》，后《中国书法》赵孟頫卷亦收入。但最清晰的影印是《宋元明清书法丛刊》。据《萱晖堂书画录》所记，此本是“白麻纸本”，同前论两本比较，此本兰亭有“界乌丝栏”的。帖文下钤“天水郡图书印”，虽残破不清，亦可望而知其伪。而后面小楷款书一行“至元辛卯秋日临褚河南禊帖正本，孟頫”。至元辛卯（二十八年，1291）赵孟頫三十八岁，属赵氏壮年，其时之书则为早年。而这款书，是学晚年赵书。款书“孟”字“子”下左右各一点，不能说没来历。赵孟頫跋钱选《八花图》即这种写法。但风格不同，水平更不一样，是明显的伪书。特别是较《兰亭》字的大小很不一致，放在一起，显得局促而比例失调。款书下因纸太狭窄，已经无法钤印，可证款书小字是明显后添上去的。而帖后张伯淳、赵孟籲、仇远跋，相互距离很大，更衬托其款书为后添，题跋是拼配。此本同前述两本，结体用笔、点画牵连、气格形态完全一致。第一行“会”字亦缺末二笔，“聽”字耳旁轻重过分，“同”、“然”、“不”、“死”等字杈笔也完全同于陆摹原本和陈鉴本，而笔画似更稚嫩虚弱。枯笔、杈笔字及破损处的描摹留白，也比前两本要少得多。更像一个半临半摹本。但其规于形似的特征则完全一致。

此本与陆氏原装本和陈鉴本相比，水平较差，我怀疑这或是陆继善所摹五纸中的第一纸或第二纸，也就是说，是陆氏最初的不太成熟的摹本，或被动过手脚、或竟是陆继善摹本的再摹。但第一行“会”字缺最后的两小横笔是陆氏摹本系统的铁证。其他字的异同比较，都不抵此字特征所起的决定作用。

二、刻本

（一）“定武兰亭”系统

“定武兰亭”，宋人议论最多，朱熹有“兰亭如聚讼”之喻；楼玥更有诗嘲讽，“定州一片石，石上几行字。千人万人题，只是这个事”。“定武”这个事，今天还有得谈。下面先简单说一下“定武兰亭”的来历。

“定武兰亭”，又有“定本”、“定州本”之说，其中定本宋人有记，说唐明皇得真迹后刻之学士院者，连原石是玉石都知道，但把唐太宗和唐明皇都弄混了。真迹殉葬昭陵，明皇即玄宗怎能看到真迹呢？然而这样的记载，现在还有人照样使用。要想考校宋人的诸多议论，又非本文所能容纳。所以这里介绍“定武兰亭”，只是按约定俗成的说法。

“定武兰亭”原底，传为欧阳询临本摹刻。五代石晋末，契丹入汴得之辇石北去，弃之真定。真定时为义武军，宋太宗登基，以讳改“义武”为“定武”。庆历中，李学究发现此石。熙宁时薛向帅定武，其子绍彭翻刻一石易去原石，并损原刻“湍”、“流”、“带”、“右”、“天”五字。所以“定武兰亭”就有五字不损本和五字已损本之分。其实，从桑世昌《兰亭考》卷十“传刻”所列可知，“定武”条内，并不止此两种，如除上述已损的五字，还有“亭”、“列”、“幽”、“盛”、“游”、“古”、“不”、“群”、“殊”九字亦有损，而且九字损于五字损前。

定武本第十五行“不知老之将至”的“不”字，右边有一“僧”字，是南朝梁徐僧权的押署。有的后期拓本，“僧”字残损“亻”，只剩一“曾”字。东坡便误作了原文的漏字旁添，读成“曾不知老之将至”了。后面讲到的薛绍彭摹刻本上，“僧”字上方，还有一个“察”字，当是隋代的姚察押字。原帖当有这两个人的押署。薛氏所得唐摹本当初摹了两人押，定武原底只摹了一个人的押，冯摹和今所见其他摹本则一个押也没有摹。

“定武兰亭”，原本是北宋几种流行本中的一个，最早欧阳修曾经言及。《六一题跋》卷四，“晋兰亭修禊序”条中，记其家藏《兰亭》拓本有四，顺笔带出，“又有别本在定州民家”。至黄庭坚开始，“定武兰亭”才有了独尊的趋势，但黄庭坚对它的评价还很客观。《山谷题跋》卷七，《书王右军兰亭草后》:“……书家得定武本，盖仿佛古人笔意耳。褚庭诲所临极肥，而洛张景元斸地得缺石极瘦，定武本则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犹可想其风流。三石刻皆有佳处，不必宝己有而非彼也。”后来南宋人渐渐将它归为欧阳询临本，则是肇始于北宋人李之仪。《姑溪居士文集》卷四十一，《跋兰亭记》:“贞观中既得兰亭，上命供奉搨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各搨数本，分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而一时能书如欧、虞、褚、陆辈人，皆临搨相向。故兰亭刻石流传最多。尝有类今所传者参订，独定州本为佳，似是镌以当时本摹勒。其位置近类欧阳询，疑询笔也。”这里用“似是”、“近类”、“疑”，皆是不肯定的猜测语。但到南宋，便坐实为欧临了。而且“定武兰亭”也渐渐取得了石刻本中独尊的地位。

“定武兰亭”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但并非没有办法鉴别。大家都知道有所谓五字损本和五字未损本之别，其实五字损前，已损九字。真伪、翻本的嫡庶远近，都是可以鉴别考证的。一般专家认定的，“定武真本”五字不损本只有吴炳本；五字损本只有赵孟頫十三跋独孤本残本和柯九思本即“‘定武兰亭」真本”一本半。但吴炳本是有问题的。下面就谈吴炳本。

1．吴炳本

元吴炳藏“定武兰亭”，（图七）在明弘治正德间托名朱理存的《铁网珊瑚》卷一著录中，称“兰亭定武本”，后有许将、王安礼、黄庆基、朱光裔、李之仪、李秬、王景通、王景修、张太宁、张保清、冯泽纵、王景修、仇伯玉、朱光庭、石苍舒、王容敬、吴炳、王守诚等题跋和观款。

《铁网》著录之后，不知何时，宋人题跋大部分被移到了神龙本（冯承素摹本）后，但不能晚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因为此年成书的汪珂玉《珊瑚网书画录》卷一“唐摹兰亭真迹”（即神龙本）后，就有了仇伯玉等元丰五年（1082）以前的宋人观题。吴炳天历二年（1329）、元统乙亥（三年，1335）两题，王守诚至正乙酉（五年，1345）、丁亥（七年，1347）两题则按时代顺序，移在了神龙本原有的郭天锡、鲜于枢、邓文原题跋之后（汪《珊瑚题跋》著录顺序前后有颠倒）。今天这些题跋，依然还在神龙本后。而吴炳本遭此一劫之后是什么样子，只能在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一书中可以知道。此书卷五“兰亭拓本”中有名曰“‘定武兰亭」古本”者即是，但其题目下面有一小注云：“乃神龙本，题签者或笔误耳。”其跋中那些被移走的宋人跋后，又有小字注曰：“以上皆拓本，以下皆墨迹题跋。”所录便一同于《铁网珊瑚》著录，所以不再抄录了。为什么宋人题跋墨迹还有刻拓留在《兰亭》帖后，这颇让人费解，或此帖尚在当时的收藏者手，宋人跋刻石传拓以“立此存照”。而现在吴炳本后面的题跋是什么样子呢？上博曾全部展出。《兰亭》拓本前有王文治题：“宋拓‘定武兰亭」，元吴炳藏本，赐研堂收。”又题一行曰：“快雨堂审定，无上妙品。”《兰亭》帖后第一跋无名款，（图八）李天马先生《定武兰亭研究》、王壮弘先生《帖学举要》等都称之为张洎跋。其文云：“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最后年款为“柔兆执徐暮春之初，清晖西阁因观修禊序为张洎评此。”按此跋文评唐代名家书学右军各得一体，王献之俱得之而无“蕴藉态度”，“失于惊急”。这本是五代南唐后主李煜的一段书论，见桑世昌《兰亭考》卷五，只是这段话后有“江南后主书，故吏铉识”一行小字。看来宋初就怕人不知是谁跋，由徐铉作了一个注。清晖乃南唐殿名；张洎是李后主的宠臣，曾任清晖殿学士；柔兆执徐为丙辰年。综合分析，就是让人考订出这样的结论：李后主在南唐（中主）保大十四年丙辰（956）在清晖殿西阁为张洎评《兰亭序》帖。那么，这段文字就是李后主的题跋了。但第一，由于行文颇显晦涩，让治帖名家都不知所云。王壮弘先生认为是张洎书。李天马先生说，张洎跋的是李后主的评书语，也误定为张洎了。第二，此字书法明显学黄庭坚而又瘦弱做作，而且错讹字颇多，竟连初唐四家薛稷的姓氏也写错了。验其书法，同后面的所谓沈周跋书法似异而实同，定是向壁虚构之伪物。启功先生《兰亭考》，指明这段话是别人抄写的李后主的书论。因为没有注意到它是后配，位置又在元人题跋之前，所以便定为南宋人书了。

此跋之后，便是王容、吴炳至王彝等人题，基本上同于《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只是多了沈周一跋。其后有王文治长跋、英和观款、崇恩题及褚德彝等人观款。其中，以王文治跋评价最高。

此本之被称为定武五字不损本，清末至今名气复显，可以说皆缘于王梦楼的这前后题识。

但是，这个拓本根本不是定武真本。虽曰“五字不损”，而且首行“会”字缺，似为定武形模，但其他字则多有模糊不清、字势点画失态失步者，很多字同公认的“定武真本”如独孤本、柯九思本点画结态皆不相同。特别是二十五行“悲夫”之“夫”字，王羲之原写“也”字而后改，定武原本（柯九思藏“定武兰亭”真本）、宋人翻刻如游相玉泉僧本，“夫”字皆有“也”字改痕，此本竟然没有。虽然界行之八阔九修、帖上之“金龟卧顶”一些考据隐约能见，右下角还有“吴炳之印”，但同帖心皆非一纸。从印本也可见墨色的不同。因此《式古堂》著录时虽名“‘定武兰亭」古本”，而有小字注明：“乃神龙本，题签者或笔误耳。”说明这个《兰亭》当时已经不是吴炳所藏的原定武本了。王文治长题，实此《兰亭》名声复显艺林之因。但他的长跋，开始便说：“兰亭聚讼，南宋已然，况今日乎。然书家品韵，望而可知，正不待辨证于题识之真赝，较量于纸墨之浓纤，而沾沾斗诤也。”可知这位王梦楼先生自己也知道，题跋墨色都是有问题的。

综上所述，吴炳本“定武兰亭”，原本有不少宋元明人的观款题识，至明代晚期，其中的一部分无针对性的题识，被移配至唐摹《兰亭》神龙本上。《兰亭》原帖，同一部分宋元明人针对定武本的原跋一起消失，是否又被配上什么其他题跋另作名目存世，已无从考稽，因为式古堂著录时，尚无李后主及沈周跋。但卞氏小注认为《兰亭》是神龙本，说明原本“定武兰亭”已经换过了。今天看到的这一本确实不是定武本，甚至不是较忠实的定武翻刻本。这里特别指出，2003年中日书法展学术研讨会，我的文章就是考证的这一件作品。上海博物馆的同仁为了让我看清原貌，特将它放在最显著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到帖心是被挖去改换了。而且所有题跋都全部展开。进展厅第一眼，就是这件《兰亭》。今天，我再次向上博的领导、同仁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2．独孤本和《兰亭十三跋》

独孤本《兰亭》，（图九）是“定武兰亭”五字已损本，其名显于世，同赵孟頫《十三跋》有关。很多书中言及此本都是以赵孟頫“兰亭十三跋”命名。独孤名淳朋，赵孟頫跋中言及与独孤结一重翰墨缘。独孤至今还有墨迹传世，亦早已流落东瀛。日本有很多我国古代高僧的书法，在今天中国反而看不到了。《兰亭十三跋》，（图十）我曾经作过详考，那是我的《赵孟頫临跋兰亭序考》的第一部分，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1、2期（连载）。当时主要为分清《十三跋》的真伪，因为《十三跋》传世不止一本；再有就是要廓清关于《十三跋》的鉴定方面的问题；最后是搞清楚《十三跋》的流传经过，特别是被火烧前后的情况和时间。

今此本《兰亭》仅剩三残片，后面依次为吴说、朱敦儒、钱选、鲜于枢跋的烧残部分，后便是赵孟頫《十三跋》及临本的烧残部分，再后则是柯九思跋的烧残部分。吴升《大观录》、安岐《墨缘汇观》皆有著录，卞永誉《式古堂书考》不过是记赵《十三跋》之文，或取自刻本。从这些书画著录可知，此帖完整时为卷装，引首篆书“定武兰亭”四个大字，款“后学生徐霖熏沐敬题”。“定武兰亭”拓本的前后宋绫隔水上，有贾似道、钱选、鲜于枢、柯九思、曹世长等人印，后纸即吴说、朱敦儒、钱选、鲜于枢跋。然后便是赵孟頫从至大三年（1310）九月五日至十月七日的十三跋并一个临本。每跋后分别押有朱文“赵氏书印”、“赵”字方印、“赵氏子昂”印、“天水郡图书印”。每纸接缝处钤朱文“合同”印。接着便是柯九思两跋，后又有李孝光、张经、徐霖、刘重庆、毛敷古、谭祐、孙楹、周皋、廖守义、廖守初等人的观款。最后为董其昌跋。

但是，此帖的题跋还不止这些，由现存的吴说、朱敦儒跋可以考知，这本《兰亭》帖后，还曾经有沈揆（虞卿）二跋、石湖范成大一跋、灵阳李心传一跋。见俞松《兰亭续考》，并录有这些题跋的原文，最后，俞寿翁注曰：“右一本六跋，沈伯愚所藏本。”

关于此帖的流传经过，叙述如下：

北宋徽宗重和元年，吴说得之于“南阳薛氏子”，南宋曾归沈伯愚、贾似道。入元归鲜于枢，经独孤僧入赵孟頫手，其后归曹知白，帖上尚有其子世长之印。入明曾归朱某人（帖上有“皇明世家”印），或经廖氏兄弟收藏，晚明入冯铨手，刻入《快雪堂法书》帖中。入清经梁清标、安岐递藏，此时已不见范石湖、李心传、沈虞卿四跋。安岐之后，归商丘陈淮（望之），入吴浣吴杜村手，嘉庆丙寅（十一年）之前，吴氏割下徐霖篆书引首、李孝光至廖守初等观款题跋、董其昌长跋，配上了一个今已不知何样的《兰亭》拓本，卖给了“苏藩之吏”，而将独孤本《兰亭》、赵孟頫《十三跋》、吴说、朱敦儒、钱选、鲜于枢、柯九思等人题跋，卖给了谭韬华，英和曾于嘉庆丁卯（十二年），在清江谭氏那里见过此帖。第二年谭死后此帖遇火烧残，残卷归英和，其后经吴云归吴兴蒋氏，落白坚夫手。后被卖到日本。

3．“定武兰亭”真本

“定武兰亭”原石真拓本，（图十一）完整保存于世的，只有这一“‘定武兰亭」真本”。此本在元代曾藏于柯九思手，元文宗要看，柯氏上呈，文宗钤“天历之宝”玺印，赐还给柯九思，所以此本又称柯九思本。其实柯氏后来以此同康里巎巎作了交换，见帖上康里巎巎跋。换的什么画？大概是董元的《夏景山口待渡图》。画家喜欢画，书家喜欢帖，各得其所。《夏景山口待渡图》今藏辽宁省博物馆，现在人们都跟着明人将董元写作“董源”。看看画、帖上元人康里巎巎、虞集、柯九思、揭傒斯等人的题跋可知，皆书作“董元”。

帖后三段宋人跋，袁桷指出第一跋是王黼。而元人跋可以说包括了元代最重要的书家：除袁桷、康里外，还有鲜于枢、赵孟頫、邓文原、虞集和黄石翁。黄书虽比不了上述几位出名，但其跋却非常非常重要。

关于“定武兰亭”真伪的辨识标准，除前文所论外，还有很多考据，如，宋曾宏父《兰亭审定诀》云：“书家一词称定本，审定由来有要领。续墨或因叠三纸，针爪天成八段锦。中古亭列九字剜，最后湍流五字损。界画八粗九更长，空一尾行言不尽。”而具眼之今贤，曾以帖中十四行、十五行“趣舍”与“所遇”之下石有一裂纹，但不是一道，而是纹两边石有高低，拓墨因而浓淡有别这一点，来判断定武真伪，大陆的张彦生先生、台北故宫的张光宾先生论及“定武本”，都曾揭示过这一验之有效的“衡量天下‘定武兰亭」之玉尺”（翁方纲语）。三十年前，我的开蒙师李卿云先生曾告诉我此秘诀，并云闻诸罗复堪先生。二十多年前，小子撰《赵孟頫临跋兰亭考》一文，启功先生示以众多参考资料。当看到故宫珂罗版影印的《定武兰亭真本》时，先生告诉我，那前面的宋人跋不是跋《兰亭序》的。我指着后面元代道士黄石翁跋说，此跋必是跋这五字损本《兰亭》的！先生高兴得哈哈大笑，那音容笑貌现在还印在我的脑海中。因为前述几位先生据以分别定武石刻真伪的证据来源正是此跋，今将黄石翁之跋（图十二）录之于下：

贞观所刻宋人摹拓诸本，犹有尖嫩锋芒者，必非定武旧石也。此本浑古特胜。又“趣舍”、“所遇”破裂处，石之高低不齐，故墨有浓淡，非完石镵成裂文之比。此辨定武之一验。

4．春草堂本

春草堂本（图十三）笔画非常清晰，但是个翻刻的“定武兰亭”五字不损本。此本同绝大多数“游相兰亭”一样，曾入明代朱棡晋府，上有其藏印。但其名至清代中叶始显，这一点从帖后题跋可知。跋者为宋葆淳（六跋）、翁方纲、陈焯、陆恭、钱伯埛、吴荣光、刘墉、杨能格、孙星衍、吴修、朱昌颐、秦恩复、伊秉绶、阮元、顾文彬等。

考察其跋文，可知虽然名人众多，但最有《兰亭》考据癖的翁方纲，以束装远行为由，不予置评。刘石庵、伊秉绶是大书法家，刘的鉴赏力尤高，但仅抄旧诗塞责；伊则亦不评论。可知具眼者并不同意收藏者宋葆淳认为至佳的评论。

此本近代曾经上虞罗氏、萧山朱氏递藏。日本博文堂曾经影印，称罗振玉藏本。原有罗氏两跋，但今天罗跋已无，而又添上顾文彬与此全不相干的一跋。鉴藏经过考订之难，于此可见一斑。

5．明以后出现的定武系统本

定武本明代及之后，又陆续出现了一些翻刻本，如王晓本、东阳本、国学本、上党本等，各有说法。

王晓本，根据赵孟頫作《兰亭十三跋》时，同船有吴森（静心），亦带有一本“定武兰亭”，是宋画士王晓藏本，因为也是五字损本，所以赵孟頫为之抄录了十三跋后，才针对其本，又跋两段，吴静心死后其子到大都，又请赵氏再跋一通，是谓“兰亭十六跋”。于是就附会出王晓本。不知王晓之印，原当是朱文钤在帖上，而今所传王晓印，皆是刻的。所以，即便《兰亭》刻得颇近原本，亦是明人翻刻。

东阳本，明正统时出自扬州，云为僧人发地所得，归运司何士英。明万历年间石为邑令强夺，石断为五，后帖石依旧藏何氏后人。所见拓本都是碎石拓本。

国学本，（图十四）明万历年间，石发现于天师庵土中，后移至国学。因其笔致颇为劲媚，清王澍便认为是赵孟頫的临本上石。

上党本，晚明发现于长治署衙瓦砾中，归县令苟好善。孙承泽闲者轩帖考，王澍竹云题跋都记有此事。其本实际上是后人随意临写本上石。虽首行最后“会”字缺，但帖中的一些字并不全类“定武”。主要是古代善本法书（包括墨迹和刻本）都归私人，能找到一本名帖，如《兰亭》、《圣教序》等就不错了。今天看来，实际上都是翻刻，而且是水平不甚高明的翻刻。

6．“落水兰亭”

据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九记载，这本《兰亭》（图十五）最早是姜白石藏，经萧季木、俞松归赵孟坚子固。子固乘舟在霅溪遇风翻船，他性命也不顾，手举着这本《兰亭》说：“兰亭在此，馀不足介意也！”后在卷首题了八个字：“性命可轻，至宝是宝。”这就是“落水兰亭”的来历。落水前，俞松《兰亭续考》已经著录。赵孟頫、袁桷、柯九思、陶宗仪都谈到过这一本。孙承泽《庚子消夏记》、吴升《大观录》、缪曰藻《寓意录》、郁逢庆《郁氏书画录》、卞永誉《式古堂书画考》、清内府《石渠宝笈续编》、吴荣光《辛丑消夏记》、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等书都有著录，但各书著录的并不是一本。

翁方纲《苏米斋兰亭考》、《复初斋文集》于此本用力最多。但实际上前后矛盾，并没有搞清楚。清乾隆内府曾将它重刻。从重刻的题跋可以判断，清内府的这一本应当是真的，今已经不知下落。

此本赵子固后归贾似道，经张斯立、王子庆、李叔固、陆行直，入明不详。清代入孙承泽手，后归高士奇，高死后被王鸿绪索去。雍正十三年（1735），在蒋质甫手。蒋质甫即乾隆帝的文学侍从之臣蒋溥，是摹刻《三希堂法帖》的主持人之一。此帖后从内府散出，至今不知下落。

另有一本《壮陶阁书画录》著录、文明书局曾经影印，说是内府本，十几年前在台湾出现，《兰亭》是旧翻刻本，题跋包括乾隆题引首“兰亭真面”，都是从内府翻刻本上临写的。又造了很多翁方纲跋及梁章钜跋。此本实际上是广东高要人何氏兄弟按内府翻本造出来的，《兰亭》则是配的。何昆玉能临摹，能仿翁方纲字，非常像；何瑗玉是篆刻家，摹印。

7．“玉枕兰亭”

玉枕本（图十六）是小字《兰亭》，传世不止一种，以文明书局影印《宋拓玉枕兰亭》为最佳。首行最后一字“会”字缺，“湍”、“流”、“带”、“右”、“天”五字微损，“亭”、“群”、“列”、“幽”、“盛”、“游”、“殊”、“不”、“古”九字已损。“定武兰亭”的其他考据，如八阔九修、金龟卧顶、蟹爪针孔螳肚等也都应有尽有。刻工精妙传神而书法劲挺，欧书意态甚足。帖后有清孙承泽、吴正治、黄机、龚鼎孳、翁方纲、李宗瀚跋。本帖前后有明晋府朱棡印多方，装裱格式一如晋府藏“游相兰亭”。以致孙承泽以为是“游相兰亭”。本来玉枕本是南宋贾似道门客廖莹中缩小定武本、王用和刻之玉枕，孙退谷偏要说是欧阳询缩临为小字《兰亭》，刻石禁中。此说遭到翁方纲嘲笑：欧临怎能有五字损、九字损呢！“玉枕兰亭”刻得的确精妙，以致翁方纲认为“不啻亲见定武原石”。但字之大小都有区别。翁的赞语只表明它是从定武本上缩小的。

（二）其他《兰亭》拓本

1．薛绍彭刻唐摹《兰亭》

这是宋代鉴定家、书法家薛绍彭据他本人收藏的唐摹硬黄本摹刻的《兰亭序》。（图十七）摹、刻都很精致，笔法姿态都能看清楚，书法上很接近冯摹《兰亭》。因为传本少，人们不了解，而就反映《兰亭》书法的近真程度上，应是胜于定武本的。

薛绍彭因传说毁了“定武兰亭”的“湍”、“流”、“带”、“右”、“天”五字出名，像是个破坏文物的人。但从他《兰亭》帖后的题诗可知，他是重摹本而轻刻本的。宋人记载，如毕良史就说，薛氏见到定武本之前，五字之中就有了损坏。薛氏跋其他《兰亭》也说：“旧见兰亭，锋芒者与所传石本不类，世多疑之。尝以唐人集右军书校之，则出锋宜为近真，盖石本漫灭不类其出也。”此本后所刻的薛绍彭诗，也是这个意思，可见他并不迷信刻本。

此本曾经南宋丞相游似收藏，是“游相兰亭”百种之一。其装潢形式就是典型的“游相兰亭”。游似题曰：“右潼川宪司本。”帖后，“赵氏孟林”印是当时“游相兰亭”的装裱人之印，“弘毅堂”一印，是游似本人的印章。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兰亭》展，其中文系主任李棪先生写文章，云：“审其篆体，疑同出一源。在未寻得实证前不敢妄断，存以俟考。”而对于被磨去的“乐半仙收藏印”及“子京父印”两印，认为时间“当在项氏藏物散失之后也”。其实，“弘毅堂”就是游似的堂号，真德秀曾为游似作过一篇《弘毅堂记》。而乐氏很多印，则是现代人乐守勋的印章，乐是同仁堂的后人。我正在为香港中文大学撰写一本书，叫《游相兰亭考》，问题复杂得很。

此本文物出版社1965年曾影印出版，出版说明没有署名，那是启功先生撰写的。

2．南宋御府本（“游相兰亭”甲之二）

此本《兰亭序》文“此地有崇山峻领”的“领”字，从可靠的唐摹本和比较著名的刻本上可知，右军写的是“领”字。但宋人的刻拓本中，有“领”字上有“山”者，称为“领字从山”本。如果仅仅只是一个“领字从山”，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凡是“领”上有“山”者，即“领字从山”本其《兰亭》本帖，都还有不少其他的怪异之处。如“蘭”字草头下有一横，“次”字偏旁写作三点，“”字“耳”旁内写三横，“相”字末横下斜与竖笔相连而近于竖笔之勾等等。凡原帖涂改处，或空白或无涂改字痕。如果仅仅这些，也可以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只是一个不规范的《兰亭》临本刻石罢了。问题是，这样的一个《兰亭》，却被后来的收藏家装扮成各种各样最有名气的《兰亭》，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领字从山”《兰亭》有哪些著名的本子呢？粗略统计即有张澂本、王肯堂郁冈斋本、陈甫伸（元瑞）渤海藏真本、冯铨快雪堂本、孙承泽知止阁本，和前面讲过的墨本中的黄绢本。

本帖（图十八）《兰亭序》淡墨拓，是初刻和较早拓本，字口清晰。第四行“领”字上加“山”字，即所谓“领字从山”本。凡一般《兰亭》摹、拓本之涂改字、涂改处，此本则或留空白，或直书改后字，惟二十一行“痛”字处勾一近方形轮廓。很多字较传世所谓褚摹、神龙（冯摹）、定武诸本皆不相同。如第一行之“在”字，第一横画与撇连笔，撇不出头。“癸”字笔划较细；“丑”字凡横画皆由左向右上扬。第二行“蘭”字字形横宽，草字头下多一横，作“廿”。三行“群”字末笔不开杈。三四行之间所加“崇山”二字有一竖道。“激”字末笔撇出很长。五行“带”字末笔“悬针”竖笔向左撇出。“左”字撇笔上不出头。六行“次”字三点。七行“情”字竖心偏旁竖笔弯而有提勾。八行“清”字“青”中间竖向下左斜。十一行“夫”、“人”捺笔似皆未刻好。“相”字末笔横斜下同右竖相连，几乎成了竖笔之勾。十二行“取”字“耳”中作三横。十四行“静”字末笔斜而无力。十七行“感慨系之矣”下改写“向之”二字空白不刻。二十五行“今之视昔”下，原有涂去二字之痕不刻。“悲夫”“夫”字原为“也”字改写，亦不刻“也”字末笔之痕，而“夫”字末捺笔不放反收笔回勾。帖尾“文”字，亦无涂改痕。

此帖刻石的最早记录，是南宋桑世昌的《兰亭考》。其卷十一“传刻”，“御府”部分列刻帖五种，其四曰：“一本‘领」字有‘山」字，‘會」字全。无界行。有‘绍兴」双印。”即是此本。今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此本游相“领字从山”《兰亭序》，同明清各种汇帖所刻“领字从山”本《兰亭》，包括黄绢墨迹本比较，它们有众多的相似之处，可以说是一个系统。其与定武一系（包括所谓“开皇兰亭”之类）、唐摹众本（包括神龙、褚摹）都有明显的区别。但在“领字从山”本系统中，只有此本，没有翻摹的造作和僵死，而是点画生动，结体用笔自然随意，转侧牵连毫无迟滞做作，可知是墨迹上石。而字势雍容，结体丰腴，竖笔下部时有率意向左撇出，捺笔时有近于横拖等特点，显示书写者执管较低，自成风格，虽是临写《兰亭》，但却不斤斤计较点画字势的相似，甚至随意改易帖中某些字的体势笔划，这种目无《兰亭》绳墨、“大胆妄为”态度，又不是一般书法家所能具有的。加之有“绍兴”玺印钤于帖下，这种种因素，使我断其为宋高宗赵构所书。

此本旁加“崇山”二字，有一竖杠，渤海所刻、黄绢墨本亦有，皆可见与此本的渊源。又“游相兰亭”中，有薛绍彭刻“唐摹硬黄兰亭”，即潼川宪司本，今藏故宫博物院，前已评论。“崇山”之间，亦有此一竖。由此可知，这一特征乃古已有之，有其来历的。

此本明末清初藏于四川胡世安处、孙退谷从胡氏借得，请刻帖名手刘光旸重新勾摹上石。孙氏有跋刻于帖后，便胡乱定为米芾父子勾摹的“淮之南山杜氏本”的“三米兰亭”，信口开河，全无凭据。

3．南宋御府缺字本（“游相兰亭”甲之五）

“游相兰亭”甲之五御府本，（图十九）其书法的用笔结态，完全同于前面介绍的甲之二“领字从山”本，都是绍兴御府本，帖下都有“绍兴”联珠印，当是出于一人所书。所以尽管此帖缺了二十九字，还是有人能看出两帖之间的关系。

这本来是一个临写的残本，但在元代曾经翻刻，其石在明代从颍上县水井中出现后，从董其昌到邢侗及很多明清人大肆吹捧，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兰亭“新品种”，就是“颍上兰亭”。

4．“开皇兰亭”

“开皇兰亭”流行的有两种，因后面刻的年月是隋代的开皇年间，所以称为“开皇兰亭”。一种是“开皇十八年二月廿日”，另一种是“开皇十三年十月”。都是后人伪作的。法帖的复制方法，五代、北宋以前是响搨，就是双勾填墨。刻石传拓到了宋代才兴盛起来。王羲之帖唐以前那么多，未闻有刻本，何况《兰亭》至唐太宗才显于世。南宋理宗时，丞相游似藏《兰亭》百种，其中一本，（图二十）游相跋中说：“此当为元本。”“为元”二字旁，加了“开皇”二小字。细看原件，这二字非游相书。孙退谷跋便称为“开皇兰亭”了。孙氏专门信邪，甚至自己捣鬼。如前面谈到的他从胡世安处借到宋绍兴御府“领字从山”本原帖，除“绍兴”联珠玺印外，没有任何其他印记题识，但他翻刻后便命名为米芾父子所刻的“三米兰亭”！这二字是否为他所添，都有可能。这是宋代的一种翻刻本。

5．“颍上兰亭”

从明代董其昌、邢侗至清代翁方纲，直至现代的张伯英、郭沫若、唐兰先生，都论及此帖。但此帖何时出土都没有搞清楚。皆云明代嘉靖年间（嘉靖八年），不知杨士奇就早已言及。所以要早八、九十年，就已存世了。

“颍上兰亭”又称“颍井兰亭”，（图二十一）董其昌跋“颍上兰亭”是明清人认识和热炒“颍上兰亭”的主要原因。现抄录如下：“颍上县有井，夜放白光，如虹亘天。县令异之，乃令人探井中，得一石，六铜罍，其石所刻《黄庭经》、《兰亭记》，皆宋拓也。余得此本，以校各帖所刻，皆在其下。当是米南宫所摹入石者，其笔法颇似耳。”（《容斋集别集》卷二）

现对颍上本略作介绍。

颍上原石两面刻，一面刻《兰亭序》帖，后有“兰亭序唐临绢本”七字和“永仲”一印；一面刻《黄庭经》小楷，后有“思古斋”三字。因此，《兰亭》称“颍上兰亭”，《黄庭经》称“思古斋黄庭经”，在明末及清代都是非常有名的。董其昌不考其何时何人所刻，翁方纲考而没有考出，出土（井）时间则完全错误。永仲是蒋长源的字，米芾《书史》论苏耆家三本是一本本介绍的：第一本有苏易简的题赞；第二本在苏舜元（才翁）处。米氏以王维、李主、徐熙画从才翁子苏冶手换得；“第三本唐粉蜡纸摹，在舜钦（子美）房，第二本所论数字精妙处此本咸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是其族人沂摹，盖第二本，毫发不差，世当有十余本。一绢本在蒋长源处，一纸本在其子之文处，是舜钦本，一本在滕中处，是归余家本也。一本在之友处。”

夜放白光，神奇，但石刻的《黄庭》、《兰亭》，怎么是“宋拓”呢！另外，因为“笔法颇似”，便定为米芾摹刻，各帖“皆在其下”。正因为董的这一跋，“颍上兰亭”在明清新发现的《兰亭》中，占据很高地位。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随意的临本。临的还是残本。全帖缺廿九字。从“次”字三点，“清”字竖笔歪斜，“”字耳旁，“情”字竖心带勾等可知，它同“领字从山”本有一定的渊源。翁方纲的《苏米斋兰亭考》看到了这一点，但翁氏不知，它的祖本同“领字从山”本的祖本是出于一手的两帖，有宋刻宋拓，这就是“游相兰亭”中的御府本甲之二、甲之五，实际上都是宋高宗的临本（详见本人所著的《游相兰亭考》）。

“思古斋”是元人应本的斋号，他所藏的《黄庭经》拓本，是《元祐续法帖》中所刻。赵孟頫喜爱，自临一本与之相易。赵临本今藏故宫，后应本跋钤五印，最后一印即“思古斋”。清人钱天树、毛庆臻等有考。据此，颍井之石便是元代所刻。也有人不同意，如张伯英先生。不管怎样，颍本《兰亭》较之宋御府本，其笔画的生动鲜活相差很多。可惜考《兰亭》者，痴迷如翁方纲，广搜如容庚先生，皆未见过“游相兰亭”中的颍石之祖本，即御府甲之五。现在讲碑帖的文献皆云“颍上兰亭”是嘉靖八年（1529）出土，实际上杨士奇《东里集》对此《兰亭》早有记载。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二十一：“此帖石刻，今在颍上县。其首题曰唐临绢本。而临者刻者皆弱。余得之廖子谟。”杨士奇卒于明英宗正统九年甲子（1444），要早于嘉靖八年八十五年。嘉靖八年之说者如不是孤陋寡闻，便是为抬高颍本只讲董说而故作不知。因为杨士奇所记，称此本不佳，不符合明清人嗜奇求古，意在吹捧而惑己惑人的心理。将这个颍上本同游相藏甲之五御府本残本对照，即可看出它是御府本的翻刻，而且翻得非常不好。除因刻手有高下，帖石有精粗外，还有此本除缺的二十九字外，另有个别字残损拓坏者，致使颍上本因为失据而造成了误谬。如第九行“品類”的“類”字，游相此本残损，颍上本“類”旁下“大”字，竟刻成“又”。一些人还辩白说是补刻所致。第十七行“感”字残下半，颍本画出一轮廓表示底本残损，但又刻出这下半，致使其字结构失步，形态极为丑陋。十八行“俛”字纸有皱缝，裱时不慎拉开，“亻”旁离另一半“免”较远。且第一撇受损分开，颍本翻刻竟作两点，并远离另一半“免”，已不知为何字。“修短随化”之“短”字，末笔收笔略有上挑之意，颍本夸张几成一捺。“兴感之由”的“感”字内，小横微泐，但“口”尚清晰，颍本这一横同口连带作“万”，下部“心”亦不成形。可知是据比此刻之残泐更甚的拓本翻刻。“兴怀”之“兴”字，上部损而部分未刻，颍本既画出残痕又刻出模样，致使笔划距离失步。总之，从此本可知，所谓“颍上兰亭”，乃是这个“御府”本拓本的翻刻本，而其原底拓本，同此本当出一石，但要晚，泐损更甚。

6．张澂本

张澂本，（图二十二）这个名目宋理宗内府一百一十七种中就有了。今所见最早的拓本是明代弇州山人王世贞的藏本，后面有范仲淹、王尧臣、米芾、米友仁、张澂题识。其中米芾两题，后一题从内容可知是题其所得自苏耆家的三本《兰亭》中的第二本。米芾原跋真迹尚存于世。今配在陈鉴本后。陈鉴本其实是元陆继善所摹的五本之一（详见拙文《元陆继善摹兰亭序考》，《文物》2006年第5期），核对文句则略有差异。其中摹拓者同检校者的关系，真跋是：“唐太宗既获此书，使冯承素、韩道政、赵模、诸葛贞之流摹赐王公。褚遂良为起居郎，盖检校而已。”其中的诸葛贞的“贞”字缺末笔，是避宋仁宗赵祯讳。张澂本是：“唐太宗获此书，命起褚遂良检校、冯承素、韩道政、诸葛贞之流摹赐王公贵人。”其中诸葛贞的“贞”字完整不讳。由此可知，此为伪书。因为米芾虽被称为“米颠”，但本朝讳例却是严格遵守的。其传世墨迹，凡言及唐代书家张旭，或称“张颠”或云“张长史”，绝不会写张旭其名，就是要避宋哲宗赵煦音讳。其行书《长者帖》又称《知府帖》，“府”字“寸”不点点；而其《春中帖》则点了点，说明前帖是书于宋哲宗元祐年间，因为其时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要避太后之父高遵甫的嫌名讳。

其二，两跋都记其是重新装裱，真本时间是崇宁壬午（元年，1102）六月，是“手装”，张澂本时间是壬午闰六月九日，是“重装”。一个月时间，同一帖上，要作两次内容基本相同的题跋；更有甚者，同样是一个月还要装裱两次。米氏对自己认为的“米姓秘玩，天下法书第一”的这个《兰亭》，何以要这样折腾呢！

这一本后有王世贞两跋，第一跋云：“昔人称宋拓兰亭自定武外以复州为胜，豫章次之，刘无言重刻张澂褚摹兰亭为第三本。今此帖乃张澂摹勒上石。盖昔人偶未见澂原石耳。所谓循王家藏本，恐不甘复州、豫章下也……”弇州山人是大名人，晚明执文坛牛耳，看看其《弇州山人四部稿》正、续稿题跋，便可知其收罗宏富。但是他的鉴赏能力实在不足信。从此题跋便可见其荒唐：张澂本上石的时间是嘉熙庚子，为宋理宗嘉熙四年，即1240年。刘无言即刘焘，虽不知其确切生卒，但他是北宋人，受东坡赏识，元祐三年（1088）进士。黄山谷曾言，“刘焘笺题便不类今人书，使之春秋高，江东又出一羊欣、薄绍之也。”刘焘春秋再高，也不可能一百五十多年之后再去重刻“张澂褚摹兰亭”啊！

7．郁冈斋本、渤海藏真本

基本上同于张澂本，只是渤海藏真本又将一行裁为两行，所以又称巾箱本“领字从山”《兰亭》。除“蘭”草头下无小横外，基本上同于前叙“领字从山”本《兰亭》。帖中缺第七、八、九行。翁方纲《苏米斋兰亭考》云：海宁陈甫伸得于董其昌，董氏抽去三行。但据孙鑛《书画跋跋》所记，他看到此帖（渤海刻，下同）原底时，既已如此，则可知董其昌并无这一宗破坏文物之罪，因为孙氏要先于董氏看到此帖。此帖原底詹景凤亦曾见过，詹氏认为是做出来的：纸经染色，帖是“双勾廓填”。

这个短行本，曾经再刻，如海宁查氏本、山左吴氏等本。渤海所缺之三行被补全（折作六行），但却是被补刻在了全帖之后！这补了三行的再刻本帖尾行最后“有感于斯文”下，又较“渤海本”多出了“臣褚遂良”四小字。重刻一次，花样又有翻新！

8．快雪堂本

《快雪堂法书》帖所刻“领字从山”本《兰亭》，（图二十三）“臣褚遂良”四字则是刻于全帖之后。凡游相此本种种特别字，如“蘭”多一横，“领”字从“山”，“次”字三点等，如出一辙。但名目又不相同：《兰亭》帖前竟有唐太宗题字及御书印！其题曰：“兰亭序正本第十九，洛阳宫赐高士廉。贞观十二年闰二月癸未书。”如果不能鉴此太宗款识真伪，而有考据癖，便可知新、旧唐书《太宗本纪》是年确实记有“闰二月至洛阳宫”，而据新、旧唐书《高俭（士廉）传》，其时也确实受到过赏赐。但褚遂良的临本怎能被李世民视为“兰亭正本”呢？此本的墨迹原底后入清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成亲王曾见到原件，他认为这一本同内府所收的“赐潘贵妃本”是“同一笔法”，而迥异于定武、神龙、颍上诸本（《诒晋斋集》卷八记所见《兰亭》）。翁方纲亦曾寓目，他在引用了孙退谷《知止阁帖》翻“领字从山”本跋后说：“按此即知止阁刻本也，以对快雪堂所刻褚临绢本，则绢本实从三米本勾摹，而形神全失，加以纤媚而适蹈于讹谬。冯氏不知而刻石耳。其绢本数年前尚在京师……”这里要指出的是，翁氏虽能知快雪底本之伪，而且看出它和知止阁的关系，但这里却同孙氏一样，也将这些“领字从山”本的祖本（即此“游相本”）当作了“三米兰亭”。今此墨迹已不知下落。

附 黄绢墨迹本

今传世“领字从山”本《兰亭》尚有黄绢墨迹本。明王世贞旧藏，后有米芾题王文惠公本跋墨迹，从印本上看颇类米芾的跋尾书。王世贞跋称：“此本藏深山民间，落黄拾遗手，以百三十金售余。”前有莫云卿两跋，后有周天球、文嘉、俞允文、王穉登、沈咸、翁方纲、梁章钜等人跋。只有翁方纲据孙鑛《书画跋跋》说，这个《兰亭》不是王文惠公所藏原迹，其他人对这个《兰亭》同米跋的关系概不置疑。此本虽改易了“领字从山”本的一些错讹字，如“兰”字草头下无小横、“取”字中间不写三横、“相”字末笔作横画等，但通篇书法水平低下，一些字结体不稳，笔法丑陋。其第一字“永”便歪斜失态。“弦”字的“玄”点下竟反纽，如“至”字草写。此种艺术水平怎能等同褚河南书法呢？米跋墨迹即便是真迹也当然是后配的。其实，米跋之本宋代便曾经刻石，即“游相兰亭”失去天干编号的褚摹《兰亭》，后有游似题字。原帖连米跋即是此段，但“领”字不从“山”。亦可作米跋在黄绢本上是后配的证据之一。

纵观明清出现的“领字从山”本《兰亭》，无论是刻本还是墨迹，可以说都是一个底本繁衍变化而来的。其中郁冈斋所刻，近于嫡出，惟临摹者时有僵硬之笔，又将笔划牵丝连带处夸大写重，使人可见重摹的痕迹。《渤海藏真帖》所刻，原底墨迹断行而成袖珍本，是此本的照猫画虎还是渤海本原墨迹的花样翻新，是都有可能的。快雪本临写本上石，其原底瘦弱轻佻，第一字“永”已成斜势，再临夸张其病，便是黄绢本了。这个底本便是“游相兰亭”中的甲之二御府本。在没有看到这件“游相兰亭”“领字从山”本前，由于利益的驱使、好古的想象，这些再翻本、再摹本几乎都被重新包装，都被做成了或唐或宋的古本。而且考诸文献，又似确有来历。如果说仅是帖贾骗人还不足为怪，但一些负盛名的鉴赏家，如莫是龙、王世贞、文嘉、孙承泽等，也在那里喋喋不休地宣说其妙，则不能不让人怀疑，是他们的学识不足、识见不高，不辨真伪呢，还是有意自抬藏品身价、欺世盗名呢？

《兰亭》传本远不止以上所述，本人为香港中文大学撰《游相兰亭考》，约四十件，本文述及五件。而容庚先生从张伯英处得到的《宝鸭斋兰亭集刻》八十二种，容先生屡屡言及，今全部藏在故宫博物院，问题十分复杂。至于前人文献所记的赐潘贵妃本、薛稷本，其实都是从《圣教序》临仿出来的，两本虽各有名目，其实是一个底本加了不同的披挂，一如“领字从山”诸本。更有甚者，至晚清阮元、包世臣、李文田等因倡导北碑，一定要将王羲之书说成北碑即魏碑体而后快。此时，居然也就有了魏碑体的《兰亭》等。问题还很多，这里都不作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