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研究导论(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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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性别社会化及其理论

一、社会化的含义和内容

(一)社会化的含义

社会化(socialization)是指使人们获得个性并学习其所在社会的生活方式的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过程,它是联系个人和社会的必要环节,它是个过程,常常被称作社会化过程。微观上,社会化过程是个人成长发育为社会成员、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宏观上,社会化是指社会群体为了使该群体发展延续下去,按照一定方式方法培养下一代的过程。

社会化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在社会文化和个体行为之间建立起了由社会角色、社会规范为核心的纽带,使文化得以延续;使个体既有规矩可寻,又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同时社会化也使文化、制度等得以再生产,成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一旦人们把现存的社会角色规范内化,就会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以此要求他人。从个体意义上,社会化是终生的过程;从社会意义上,社会化是文化世代相传的主要渠道。通过社会化过程,人们学会基本的生活技能、社会规范、生活目标和基本的社会角色。个人社会角色的学习、领悟和实践是社会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学习中,人们学会与社会角色一致的行为、态度和动机。人们内化了社会规范,要求上进、学习技能,按社会要求行事,成为自我负责的人。

(二)社会化的机制

社会化过程作为人的终生过程,个体可以是社会化的对象,也可以成为社会化的实施者,社会化的实施者有很多,包括家庭、同辈群体、学校、工作单位和书籍、报纸、电视、电影等各类大众传播媒介。社会化的实施者与社会化对象之间的关系构成社会化的各种机制,这些社会化方式包括教化、学习和互动。参见王思斌主编:《社会学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三章。

教化论是指社会化的实施者向社会化对象实施教育的过程。对于社会化的对象来说,其社会性不是内生的,而是外部灌输的。这主要是在人的未成年阶段,其家庭、亲人和学校是重要的社会化机构,家庭成员和教师们承担着向未成年人传授知识的任务,他们的言传身教在社会化过程中格外重要。

学习论强调社会化对象主动学习的过程,人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学习的过程中。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工作单位和各类传媒都是人们参与社会学习的重要途径。学习论强调人的行为和行为意义都是“习得”的,社会学习包括学习行为规范和行为的意义和价值。人们学习来的各种社会规则使社会享有一系列对行为进行解释的共同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行为的可认知性和行为意义。

互动论认为社会化的实施者和社会化对象之间是相互作用、共同参与的过程,在社会化的实施者教化的过程中,社会化对象的积极或消极反馈会改变社会化的方向,这说明社会化的方向具有弹性。

教化之下的学习具有正式社会化的特点,是特指那些由各种社会组织机构,如家庭、学校、传媒、工作组织等进行的社会化,是经由组织机构传递的社会规范。个人主动的学习和互动具体非正式社会化的特点,因为它与个人经验紧密相关,在家庭、学校、同辈群体以及工作场所等重要的组织结构中,通过人际互动人们学习到日常生活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一定是正式社会化要求的,甚至可能是违反社会规范的。因为个人既是社会化的客体也是其主体,人类并非是接受指导和安排的被动对象。社会化过程与个人的行为经验、对行为后果的预期以及对他人行为的观察联系在一起,个体具有自我认知的主动性,个人与他人和社会环境的不断互动反映了个体生命经验中过去和未来的有机联系。

一生之中,早期社会化相对重要。早期社会化或初级社会化(primary socialization)是指0—12岁左右阶段的社会化,在这一阶段,孩子们习得了语言和基本的行为模式,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基础。早期社会化的重要性在于,早期社会化的经验常常在个人未来的人生经验中再现,并影响人们对社会角色的深入领悟,成为次级社会化(secondary socialization)的基础。次级社会化从青年期并持续到成年期,人们在社会环境中互动,学习和使用价值观、规范和信仰。继续社会化是指人生不间断的学习,它同样受到早期社会化影响;当人们的社会地位改变时,也常常依赖早期社会化来重新学习专门的社会角色和必备的知识和责任。

重新社会化是指人们学习用一整套不同的规范和价值取代先前已经内化的、公认的那些规范和价值。这种状况主要出现在特定的条件下,如人们到异文化中生活,如对罪犯的改造。

二、性别社会化

本章引子中《我是女生》的独白,告诉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位女生的性别困惑,这就是她的性别社会化过程,充满社会看不见的强制和自我选择的自由。性别社会化(Sex/Gender Socialization)是社会性别角色的社会化,学习如何做个男人或女人的过程,它反映了多重因素对男人和女人的共同作用。它从人一出生就开始了。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在每天无数的小活动中,我们社会化地再生产着——亦即制造和再制造着——性别。”〔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四版),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两性的社会角色在社会化过程中被学习、领悟和效仿;同时两性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也在社会化过程中被生产和再生产。

(一)什么是性别社会化

性别社会化的内容涉及性别期望、性别角色和性别认同。社会通过各种手段教化个体有关性别规范和相关的象征意义,个体同样加入到这一过程中,学习和使用性别规范和其象征。就像《我是女生》中所说:“高考后我买了第一条裙子。”裙子不再简单地是一个服装,它对于这位女生来说,意味着对社会性别期望的屈服和自己不甘心的性别认同,终于认同了“我是女生”。

认同指人们对他/她是谁、什么是有意义的等问题的理解。性别、民族、阶级以及民族、国籍等都是人们认同的基本来源。性别认同可以分为社会的性别认同和自我的性别认同。社会学家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提出现代性条件下的自我认同与传统社会中的自我认同是不同的。在传统的社会里,个体的自我成长大致上是相同的,主要是通过年龄的历史上的各种路标式的仪式而建立起来的,一个人的年龄就标示着他的自我认同的历程,同时也代表着他被别人、被社会所认同的程度,这样的认同代际之间少有改变,而“改变了的认同清楚地处于大众的隐性监视(staked out)之下”。吉登斯认为,传统社会中个体的自我认同的塑造过程更多地体现了时间上的延续性和秩序性,体现了各种仪式按部就班地累加的过程。而当现代性出现之后,它就使得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因素日益突现,当社会成为风险社会时,传统社会中建立起来的标示个体自我成长的“路标”都失去了指导的意义,个体的成长道路上一片空白,个体自我的成长路径面临着更多的选择,反思和质疑成为个体做人做事的普遍性原则。与此相应的是个体的原有的自我认同的机制在由现代性出现后的转型时期里就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社会的性别认同是社会赋予性别的属性,表明一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的标志。性别认同将个人与具有相同属性的其他人联系起来,并发生关系,组织其生活中的意义和经验。因此,性别认同表明社会以性别来组织一个集体的维度,标识出女人或男人是如何的相同以及两者之间是如何的不同。使两性行为具有类型化特征是性别社会化的主要目标。行动者通过将两性行为类型化使行动具有了可重复性和规律性,并能够被第三方感知。社会对两性行为进行类型化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使行为具有符号意义。

自我的性别认同是自我发展的过程,它将人们分为不同的个体。如《我是女生》的主人公,她在自身的成长过程中,获得了有关自我性别的独特感觉和符号意义,“获得物理学的好成绩”具有重要的性别符号意义,她力求证明女性的智力不比男性差,显示出个人的能动性。正是个人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和互动才创造和改变她/他的自我的性别感觉。自我和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有助于个体把个人世界与公共世界联系起来。

教化论在性别社会化社会中主要表现为家长、教师和其他长者们通过奖励或惩罚引导青少年学习两性不同的行为。男孩子勇敢的行为得到鼓励,爱哭的男孩子受到嘲笑和指责;温柔和顺从的女孩子得到成人的赞美,“疯丫头”受到指责,种种正面或负面的社会强化帮助青少年学习和遵守社会期望的性别角色。如果一个人形成的性别角色与其生物性别不符或背离,常常被视为性别社会化不充分。

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关系在传递性别期望和性别规范中有重要作用。有学者注意到,男人和女人对语言和非语言的交流有不同的感知和表达,例如,作为特殊互动形式的目光接触——凝视——说明了一种非言语交流形式具有的“意义”。一个男人凝视一个女人被视为“自然的”或“清白”的行为,如果这个女人感到不舒服,她可以转过头或中断互动以避开凝视。反之,如果女人凝视男人,则常常被视为是挑逗或色情的行为。虽然孤立地看这种情况是无关紧要的,但综合起来看,它有助于强化性别支配模式。〔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四版),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105页。

性别社会化的力量强大而充满变化。主导性别认同的固定模式正在变化,性别平等意识在普及,父母对待男孩和女孩也更加一视同仁。但是在孩子接触到的玩具、教科书、图书、电影和各种电视剧中,包含了对性别的传统态度,它们不断传递男孩和女孩应当具有的角色、目标和理想。多数电视节目中,男性倾向于扮演更积极、更具冒险性的角色,而女性则被描写为被动的、被期待的和家庭取向的。June Statham, Daughters and Sons: Experience of Nonsexist Childraising, Oxford: Blackwell,1986.

(二)生命周期中的性别社会化

生命周期也叫生命历程(life course/life-cycle),是指一个人由出生到死亡的全程,是人们在不同年龄阶段展现的生活道路。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人们经历某些相似的、重要的生命事件(life events),这些重要的生命事件是多数人都要经历的,包括出生、就学、就业、结婚、生育孩子、离婚或丧偶、孩子成长至结婚、退休等等。这些重要的生命事件构成了人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使人从一种生活状态和社会角色向另一种生活状态和社会角色变化,以及承担新的社会角色。每个转折点可以被视为生命历程中的道路标识,都是社会化的继续。生命周期的概念为理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有效工具。两性生命周期有差异,“女人一生有两次危机是很自然的,第一次在她的青春期,那时她得进入女性的社会角色;第二次是在50岁左右,那时社会将摒弃她的女性角色”〔美〕葛罗利亚·斯坦内:《内在革命:一本关于自尊的书》,罗勒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重要的生命事件存在着性别差异,这些差异又将对形成性别角色、期望和规范产生影响。男性经历的生命事件多与社会活动相联系,以就学、就业、晋升等为主要线索。男性社会化过程充满奋斗,社会性别认同与自我性别认同都较为明确地指向社会地位和自我成就,较少地遇到社会性别认同与自我性别认同之间的危机。女性经历的生命事件多以家庭活动为主要线索,婚姻、生育等事件比就学、就业显得更重要,这使女性在社会性别认同与自我性别认同方面出现矛盾,就如前面《我是女生》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性别认同是指向社会地位和自我成就,但是社会性别认同则指向与女性身份相关的顺从,这既体现了女性社会化更多地与他人相联系,她们要在社会关系结构中认同自我和获得成就感;也表明女性在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容易遇到自我性别认同的危机。男女在性别社会化的分化状况说明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因素通过生命转折点对两性具有不同方向的作用,其中学校、工作组织、社区、同辈群体和大众传媒等因素都参与和积极作用于两性的社会化过程。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艾瑞克逊(Erik Erikson)认为,在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存在着一套“社会心理阶段”(psychosocial stages),绝大多数的人都需要经历8个发展阶段,每个发展阶段个体都会遇到不同的“发展危机”(Developmental Crisis)。心理发展的过程就是克服危机的过程,不同阶段上存在特定的问题与困难;困难未解决之前,“发展危机”将持续存在;困难得到解决意味着心理的顺利发展。因此,后一时期身心发展的顺利程度都与前一时期的心理发展有关,前一时期的顺利发展为其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有助于其未来发展。艾瑞克逊将人的一生的心理发展分为八个阶段。

表4-1 艾瑞克逊的8个社会心理阶段

1.婴儿和儿童期的性别社会化

每个孩子的降生都饱含父母的期望,并被大量与性别相关的提示所包围,“取名字”、新衣服都具有明显的性别烙印。有研究表明,儿童在2—3岁之间发展出性别认同,并能够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性别,当儿童逐渐意识到他们是某一性别群体成员时,他们就会逐渐领会该性别应当具有的行动规范。最初的学习过程是通过模仿完成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个体生命过程中,幼儿期具有特殊的决定性作用,心灵时间不成比例地大于生物时间。男女儿童大约在3岁左右较稳定地确立起性别认同。儿童通过模仿开始最早的社会学习,他们通常喜欢做出与他们亲近的成年人相似的行为,对儿童模仿行为的正面鼓励强化了其行为的稳定性。父母和爷爷奶奶们是婴幼儿期孩子“重要的他人”。孩子们特别喜欢照顾他的人,因此,那些直接或间接满足孩子们需求,并经常与孩子有正面的有令人愉快的交往的母亲对孩子具有重要意义。在早期社会化中,男孩和女孩都可能模仿母亲的行为,但是处于父权社会中的父母总是鼓励女孩模仿母亲的行为,并限制男孩模仿母亲的行为,这种状况是社会心理学关注的问题,甚至会影响到两性道德的发展。

2.青春期

青春期是生命周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化除了家庭、学校因素外,又加入了大众传媒和同辈群体的影响。青春期的性别社会化是建立在人的生理变化基础上的。女性的月经初潮和男性的遗精成为其生命历程中具有标志性的事情。

月经的到来表明女孩已经具有了生育的可能,确定了生物性的女性化标志,这成为女孩子重要的生命事件。它增加女性性别认同的自觉,使她们进入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性别认同中。首先是存在有关女性月经的种种禁忌。在文化象征意义上月经总是与肮脏、不洁相关。月经期禁忌五花八门,如月经期的女性不能为男性做饭、不能参加宗教活动,甚至不能与男性待在同一个房间。现代社会虽然月经禁忌已不存在,但是“不洁”的概念仍然根深蒂固。这些文化使女孩子的性别认同充满自卑感,许多女孩子借此找到自己学习成绩不如男孩子的理由——“女孩子一来月经就不如男孩子聪明了”,暗示了女人天生不如男人。在这个基础上的女性性别认同不仅是压抑的,还说明女性性别认同必然经由对身体的反思来完成。第二,月经事件可能刺激父母和社会进一步强化对女孩社会角色的教育和行为监控,由此出现对女性的双重标准。所谓双重标准是指,女孩子一方面要接受社会的普遍规则,确立青年人普遍具有的理想,要努力读书,掌握生活技能,为将来的职业发展做准备;但另一方面,社会又要求女孩子要有“女人味”,这就是要温柔,要增加对异性的吸引力,学会勤俭持家,以做贤妻良母。对于一名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来说,社会已经为她指明了未来的社会角色——妻子、母亲,由此男性文化的价值通过社会化成为女性自觉的行动。

3.成人期

成人期会经历一系列与职场、生育有关的性别社会化,男女两性接受了更加明显差异的社会期望和要求。男性获得了与职业成就相关联的一系列的社会角色期望;女性获得了与生育、养育、母亲身份相关的社会角色期望。双重标准在婚姻、生育与职业选择等方面左右两性的生活。这些内容将在家庭、工作等章节中讨论。

4.老年期

老年期是个常常被人忽视的时期。事实上,两性老年人口的生活状态更能显示出两性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的差异。社会对女性和男性的老化有着不同的反应。人们普遍相信,女性的生命从40岁就开始走下坡路。对老年的恐惧和社会刻板印象常常会使女性产生自我厌恶感。媒体也在强化着老年人的“丑陋”形象。根深蒂固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使得女性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外表上,也更容易感受到老年对人生的打击。老年女性被社会视为不再具有性吸引力的、满是皱纹的、爱唠唠叨叨的老太婆。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老年男性的描述,老年的男性似乎变得和善了,他们的工作经历不仅使他们在社会上具有地位,而且还使他们具有吸引力。当老年女性被人轻视和拒绝的时候,老年男性则受到了社会的重视。

在建构老年女性的生活中,“更年期”是个重要的生命事件。所谓更年期多以停经开始,多发生在50岁左右的女性身上,是指连续12个月没有月经,伴有潮红、多汗或胸闷等现象。从科学的角度看,至今没有对更年期的一致结论,人们普遍相信,更年期是由雌性激素不足造成。从社会角度看,许多人相信更年期的女性是病态的,是缺乏处理问题能力的。并非每个女性都经历更年期,但社会常常把此年龄段的女性冠以“更年期综合征”的名字,这种具有符号意义的命名直接贬低老年女性的生命价值。在消费社会中,为了达到推销商品的目的,女人的更年期被不断提前。

波伏娃曾经在《老年》一书中指出,老年人受压迫的原因是别人期望老人有“尊严”。人们假借“尊严”的名义,想制止女人表达激情或反抗之情。实质上,就人的尊严而言,它不仅有性别的双重标准,而且还有年龄的双重标准。与此同时,波伏娃又强调老年女性的生活要比男性来得顺畅,因为男人一向充满了自信,他们自以为拥有权力和责任,当他们年老的时候,他们的一切都破灭了,他们无法面对25岁的儿子超过自己的事实。相形之下,女人仍然拥有她们可扮演的角色,保有她在家庭中的功能。她说:“我不赞同妇女们把家当作活动的中心,老是在煮饭和照顾她们的孙子们——这些事情的范围太狭窄了,终其一生她所做的也无非就是这些事。但无论如何,这总是一项使她们活得较好的实际状况和心理资源。”参见〔联邦德国〕爱丽丝·史瓦兹:《拒绝做第二性的女人——西蒙波娃访问录》,顾燕羚、梁双莲等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79—80页。

三、性别社会化的理论

本节对性别形成(gender typing)的过程进行讨论,社会化的各种理论皆认为,性别气质、行为和角色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是儿童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只是各种理论强调的性别学习的过程和方式各有差异。

(一)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与弗洛伊德等心理学派强调儿童成长受到其先天欲望驱动的理论不同,它强调儿童发展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们通过模仿、奖励或惩罚的经验以及自我认知来进行学习。

第一,模仿与观察学习。模仿行为就是观察学习,是儿童通过观察模仿对象的行为学习到社会行为,它是人们形成社会行为的基本方式。在观察学习的历程中,自我规范和自我强化是两个重要因素,前者是学习者据以观察别人行为的标准,后者是根据标准对自己行为的肯定。比如,专家学者们反对电视节目中暴力镜头的理论依据是认为,儿童可以通过观察暴力行为学习到不良的习惯和行为方式。观察学习可以超越通过赏罚控制的直接学习的限制,也可以超越事先设计学习情境的限制,它是人们随时随地的学习。观察学习的结果并不一定是立竿见影的,潜移默化的学习会在应急的情况下产生效果。

第二,奖励与惩罚。以性别社会化为例,儿童除了模仿同一性别的行为,还会对异性行为进行观察和模仿,他们遭遇的奖励与惩罚会强化某类性别气质。这一理论假设是:个人的某类性别气质的形成与其行为后果相关,当某一行为得到奖励时,人们就可能再次重复这种行为;而当这一行为受到惩罚时,人们就可能减少这种行为。当女孩子像男孩子一样与人打架时,会受到比其兄弟更严格的惩罚,这些惩罚会减少女孩子的打斗行为。社会学习理论特别强调父母对子女的互动关系。有研究表明,父母趋向于通过儿童玩具强化性别差异。父母在鼓励子女的独立性、成就感、互动能力、实践活动等方面对男孩和女孩的态度是一样的。Lytton & Romney, “Parents' differential socialization of boys and girls: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1, pp.109,267—296.

第三,认知。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观察学习以及对行为的奖惩都不能简单说明性别的形成,人们自身的认知能力也起着重要作用。随着儿童的成长,他们不仅从他人那里接受奖惩,而且开始内化稳定的性别气质。儿童从适宜的性别气质中获得了期待的奖励,并逐渐将这些经验转化为自己行为的标准,激励其从事与性别相宜的活动,使自我得到满足。

总之,社会学习理论强调两性儿童在家庭、学校和亲朋的区别对待,不同行为受到差异性的奖惩,从而发展出两性有别的行为。

(二)认知发展理论

任何社会都会期待某一年龄段的人在行为能力上达到某种程度,这是个人发展任务(deveolpment task),它强调年龄与心智成熟的配合关系。认知发展理论强调认知的发展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认知发展理论认为,认知的发展是分阶段的,认知发展的阶段建立在道德发展阶段上,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体随年龄的增加逐渐学到是非标准以及按该标准从事有道德的行为。第一阶段是“知”的道德,是指获得对是非善恶的判断。第二阶段是“行”的道德,是指获得对道德理念的具体实践。

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经过多年的观察研究指出,人的智能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失衡(disequilbrium),人们因失衡而求恢复再平衡的过程产生了适应(adaptation);适应能力的发展促进了智能的不断发展。皮亚杰认为,人的道德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他律期(heteronomous stage),此时期大约出现在5—8岁之间,以学前儿童居多。此时期儿童对道德的看法是遵守规范,服从权威,对行为对错的判断依从于行为的后果,不考虑行为意义。二是自律期(autonomous stage),自律道德始自八九岁以后。此时的儿童不再盲目服从权威,开始考虑当事人的动机,具有了道德感。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1927—1987)使用连续测量的方法,用10年的时间记录了72个10—16岁男性青少年的道德判断,并将其研究成果到世界各国去推论验证。1969年,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三期六段的道德发展理论。第一期为道德前期(preconventional level),年龄大约在幼儿园至小学低年级。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避免惩罚力求服从取向的阶段(punishment and obedience orientation),这时的儿童缺乏是非善恶观念,只因恐惧惩罚而服从规范;第二阶段是相对工具主义取向的阶段(instrumental relativist orientation),这时儿童的行为好坏取决于他可能获得的结果,孩子为了求得奖励而遵守规范。第二期为道德循规期(Conventional level),年龄大约为自小学高年级到青春期左右。分为两个阶段,第三阶段是寻求认可取向的阶段(good-boy-nice-girl orientation),并遵守符合“好孩子”的各种规范;第四阶段是顺从权威取向的阶段(law and order orientation),服从团体规范,行使法律权威,开始使用法制观念来判断是非。第三期为道德自律期(postconventional level),年龄大约为青年末期到人格成熟。分为两个阶段,第五阶段是法制观念取向阶段(social contract legalistic orientation),这一时期的青年开始尊重法制,相信法律是为了大众利益而制定的;第六阶段是价值观念取向阶段(universal ethical principle orientation),人们相信道德法则的普遍价值,认识到人性的尊严,凭自己的良知进行是非判断。以柯尔伯格的观点看,每个道德发展阶段都有等级,每个人能够依次达到不同的道德阶段。

(三)性别基模理论

性别基模理论(gender schema theory)通过性别基模的概念消解社会学习理论和性别认知理论中与实证研究结果不相符的概念,强调性别基模是建立在性别规范、性别期待和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这一理论沿用皮亚杰及柯尔伯格对儿童认知发展机制的基本看法,认为儿童具有主动搜集资料进行学习的能力,以此达到维持内在认知与外显现象间的平衡;同时,儿童发展出一整套相互关联的关于性别的想法和模式,以此引导其有关性别的知觉和行动。与柯尔伯格不同,这一理论认为性别认知的过程并不是自然过程,而是人们加工社会信息的结果。儿童自柯尔伯格理论中的“基本性别认同阶段”起,就会主动学习与其性别配合的行为、价值观等。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与对性别配合行为学习的累积,儿童渐渐产生了他自己的“性别基模”,这一性别基模的功能是帮助其整理外在信息并将其有组织地储存于记忆中。性别基模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不知不觉地将与基模不相符的信息也扭曲为与基模相符的信息以便储存。此时,儿童不只是以自己的基模所规范的自我性别形象来行事,也能够记住与其性别基模本配合的行为,忘记或扭曲与性别基模较难直接储存的经验。个体对性别基模感觉的程度导致了人们在使用性别基模评价他人行为和指导自身行为的差异。

(四)两性道德发展

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发表之后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但是他的两性道德差异的理论在研究方法和结果推论上都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这种批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样本缺陷。他的研究成果是建立在对72个10—16岁的男生的调查基础上,这一研究并没有反映女生们的经验,它只能代表男生成长的经验,因此它无法解释和推论一般儿童的道德发展趋势。第二是有关道德发展程度的性别解释是错误的,研究显示出在道德发展的程度上存在着男高女低的情况,这种解释是有问题的,这种解释的错误与其引入的资料和没有根据的解释有关。柯尔伯格在研究道德发展时,采用了给儿童讲故事的方法,他编造了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均是令人左右为难的道德判断问题。在故事讲完后,他要求受试者凭自己的判断,指出故事中当事人应如何处理这些两难问题。依照柯尔伯格的研究,在两难问题的道德判断上,同一年龄的发展程度显示出男高女低的状况。以下是柯柏格使用过的三个故事,以此讨论两性的道德发展。

1.丈夫偷药救妻

海太太患上了一种特别的疾病,生命危在旦夕。经医生诊断,只有一种药物可治该病,而该药物只能在镇上一家药房买到。因为是独家生意,药房老板就把原价200美元的药价提高了十倍,索价2000美元。海先生因为太太久病已用尽所有积蓄,他四处求亲告友,也只能凑到一半的钱。海先生恳求老板仁慈为怀,让他先付1000元药款取得药物,余款留下字据,以后补足。老板不为所动,坚持一次付现。海先生绝望离去,在第二天夜里,他破窗潜入药房,偷走了药物,及时挽救了妻子的生命。海先生的做法对不对呢?

2.警官的矛盾

与海先生同住一个镇子的警官布朗先生,在夜间完成值班后回家,在回家的途中,他正好看见海先生击破窗子进入药房,而且他也听说过海先生缺钱买药的困境。布朗觉得虽然值班时间已过,但维持镇子的治安仍然是职责所在。在迟疑之间,海先生已经偷得药物离去。布朗应不应该进一步追查海先生破窗偷药的案件呢?

3.童子军的困境

乔,14岁,是学校童子军的小队长,一直希望参加半年后举办的童子军露营。于是,他不但领来了申请表,报名参加,还省下零用钱,准备参加时自己支付一切费用。就在乔准备启程去露营的前两天,他父亲突然跟他商量,要乔把积蓄的200元钱借给他使用,因为父亲与友人相约去海边钓鱼,临时发现自己的钱不够了。乔应当怎么做才好呢?

面对上述故事,受试者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他认为当事人应当怎么做;二是说明当事人这样做的理由。研究者按照预先的标准将受试者分别列出等级,归属于道德发展的三期六段之内,评定受试者的道德认知发展达到的程度,男生们更多地倾向遵守法规,而女生们则更多地具有人情味道。因此通过回答上述问题得出在同年龄的道德发展程度上男性道德发展程度高于女性的结论。

美国心理学和教育学家C.吉利根(Gilligan)在《不同的声音》(1982)一书中对柯尔伯格的理论提出质疑,并发展了女性道德关怀的理论。她指出,男女在道德判断上有根本性差异,这种差异是方向性差别,而不是水平高低之差。(1)男女在道德发展上存在差别,男性重是非、讲法制、多从“理”的观点看问题;女性重善恶、讲人道、多从“情”的观点看问题。她对11岁男女儿童做的重复柯柏格的研究后发现,男性的回答的确多达到第四阶段,而女生多停留在第三阶段。但是这种差别不是高低的差别,而是类别的差异。第三阶段注重的是人际和谐和感情关系;第四阶段注重的是法制权威,是理性。(2)男女在道德发展上的差异是社会化的结果,社会学习过程鼓励了两性的品质向不同方向发展。(3)两性道德发展的差异不是高低之差,是方向之差,重感情与重理性没有道德等级。(4)两性道德发展特点可更好解释两性在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上的思考方式,以往人们对自我和关系的界定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把男性的经验当成了整个人类的自我和关系的经验。加入对女性经验的理解,将超越传统认识论的局限。(5)政治秩序和男女心理的活动是联系在一起的,妇女的声音对维持和改变父权制社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妇女注重关系,具有强烈的关怀伦理。但在父权制的统治下,“许多妇女通过限制自己的声音,有意和无意地使男人声音的文明永久化,使一种基于同妇女分离的生活秩序永久化”〔美〕C.吉利根:《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肖巍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吉利根的《不同的声音》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最直接的是对其本质论的批评。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男女生理差异是一种本质存在,这种差异跨文化和跨历史地存在,正是两性的生理差异产生了不同,两性各有优势,且可能产生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在生理意义上是正常的或不能简单化不平等;因生理产生的性别不平等可能难以改变。这种认识论被简称为性别本质主义或性别本质论(essentialism)或生物决定论。另一种观点认为,两性生理上的差异不是造成性别不平等的原因,不平等是社会有目的地建构两性差异的后果,社会定义了两性差异的行为具有不同的社会价值,这种认识论被简称为社会建构主义或社会建构论(constructionalism)。虽然吉利根强调了两性道德发展方向的差异是一种社会化的结果,但依然有些学者指责《不同的声音》强调了性别本质主义。对此吉利根在该书的序言中说:

我发现性别差异是生物学决定还是社会建构的问题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这种提问题的方式暗示着人们(无论男女)都是或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或是社会化的产物——这意味着没有人发出声音——在没有人发出声音的情况下,就意味着没有进行抵抗和创造的可能性,或者来源于心理方面的一种变化可能性。同上书,第22—23页。

吉利根力求超越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她“倾听妇女,听出某种新的、不同的讲话方式,而又听出这种不同如何迅速地消解在陈旧的思维范畴里,以至于失去它的新奇性和寓意”。她常常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扰:这种声音是自然的还是被教化的?是女性优于男性的,还是反之?在她看来,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已经失去了声音”。

这种“失去声音”或“赋予声音”是性别社会化中关键的机制。吉利根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性别社会化提供了积极可行的研究方法,倾听、揭示与发展女性的关怀道德亦是理解性别社会化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