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加入美国学生志愿传教运动

尽管传教几乎成为司徒家族的世袭职业，但在中国出生的司徒雷登从少年时代起就对当传教士产生了逆反心理。

在司徒雷登的记忆中，杭州是美好的，但传教士的生活却是令人生厌的。

幼年的司徒雷登并没有多少朋友。一个金发碧眼的儿童在土生土长的中国孩子心中无疑被视为异类。他在主日学校倒是有几个经过家人精心挑选的中国玩伴。可一旦放了学，他和弟弟们就只能在教会的院子里玩耍。因此，在周末随父母出游对司徒兄弟们来说，就像过节一样令人兴奋和难忘。杭州城美丽的自然风光给司徒雷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直到晚年，司徒雷登仍然能回忆起童年时在杭州城四处游玩的情景：

我记得，我们当时经常进行郊游，在杭州秀丽的湖光山色中徜徉。春天，漫山遍野盛开着杜鹃花。我们举行野餐，采摘草莓。夏天，我们到山里阴凉的古庙里避暑。当时，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讲，那是极富诱惑力的探险。

尽管如此，司徒雷登自懂事后，一直不喜欢传教士的生活。同许多传教士家庭一样，司徒雷登兄弟接受的是基督教的教育。祈祷几乎成为这个家庭每日必不可少的功课。稍大一些以后，司徒雷登也常跟着父亲到街上去布道。可是，每当他看到围观的老百姓只是对他们的衣着和外表感兴趣时，他对父亲传教效果的评价便大打折扣。

1887年，司徒夫妇在中国传教13年后，首次带着孩子们回美国度假。这一年，司徒雷登已经11岁了。在美国最初一段时间的生活，使少年的司徒雷登大受刺激。

首先是与同年龄的美国孩子相比，从小在中国长大的司徒雷登兄弟们显得格外孤陋寡闻。对许多别的孩子司空见惯的事物，如火车，他们却一无所知，并因此招来别人的嘲笑。他们还常常因为穿着打扮的过时及语言的古板被人看不起。特别是当司徒夫妇为了引起人们对去中国传教产生兴趣，让男孩子们穿上中国的服饰并用中文唱圣歌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少年的司徒雷登常常感到无地自容。

为了使孩子们能够接受正规的美国学校教育，司徒夫妇回中国时，把司徒雷登和他9岁的大弟弟戴维留在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城的姨母家读书。司徒雷登成为一所公立学校五年级的插班生。

姨父和姨母把他们视为己出，在生活上关怀备至，但却用长老会的严厉教规对他们进行管束。每逢星期日，司徒雷登和弟弟都要放着电车不坐，步行几里路，穿过市区，到城市另一头的教堂去做礼拜，并要将整个周日的下午花费在背圣经和唱圣歌上。更令他们伤心和不能容忍的是，由于父母是传教士，他们被告知禁止跳舞和去戏院看戏。看到表兄妹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司徒雷登兄弟俩的心中真不是滋味。

所有这一切，都使司徒雷登在感情和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的同时，加深了他对传教士生活的厌恶和鄙视。

整整用了五年多的时间，司徒雷登才真正摆脱了往事的阴影，成为一个正常的美国孩子。

司徒雷登在莫比尔城姨父母家读初中时，上的是一所私立男中。那时，私立男校被认为是供有钱人的子弟和那些被公立学校开除的坏学生上学的地方。与大多数孩子一样，他把上学当成灾难，从来不知道用功为何物。晚上回到家也很少做作业。这期间司徒雷登还没有完全从来自中国的可怕印记中摆脱出来，性格孤僻、不大合群。他唯一的爱好就是看小说。

1892年9月，年满16岁的司徒雷登被家人送到千里之外的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Charlottesville）上大学预科。这也是一所私立学校，但却是当时美国南方最好的一所私立学校，是附属于弗吉尼亚大学的一所预科学院。这所学院的名字叫潘托普斯（Pantops）。

潘托普斯学院的校址原是美国总统杰弗逊的故居，建在一个山坡上，从校园里，拉皮丹河（Rapidan River）河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

潘托普斯学院的学生不多，但所有的学生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这里的老师素质很高，对学生也很负责任。虽然潘托普斯学院也有着相当严格的宗教校规，但这些校规对于司徒雷登在莫比尔所受的宗教约束来说，不知道要轻松了多少。司徒雷登很快就适应了新学校的生活。

潘托普斯学院的院长是一位能干而称职的院长。由于院长夫人的三个兄弟都在中国做传教士，所以他们对司徒雷登的到来给予热情的欢迎，并经常关照他。在这所学校里，没有人会因为司徒雷登在中国出生和长大而嘲笑他，从而使他彻底忘记了过去的不愉快，可以轻松平等地与同学交往。

当地宜人的气候和良好的学习环境，特别是心情的平静和愉悦，激发了司徒雷登的学习热情。他开始对拉丁语和希腊语产生了兴趣。他的学习成绩也开始明显上升。到第一个学年结束的时候，他的考试成绩名列榜首，并因此获得了一枚金质奖章。

在潘托普斯学院学习的一年里，司徒雷登虽然对基督教仍然不能释怀，但却能够坦然面对了，并逐渐养成了一定的宗教习惯。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司徒雷登在潘托普斯学院只上了一年学，便在老师的介绍下，于1893年9月转入汉普顿·悉尼学院（Hampden Sydney College）二年级读书。

汉普顿·悉尼学院曾经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一所大学。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曾是这所学院的创始人之一。该学院的许多毕业生曾在美国政府中身居要职。其中包括1位美国总统、30位国会议员、8位州长、20位大学校长和院长等。

汉普顿·悉尼学院有着很浓的宗教色彩。学院把《圣经》作为每个学生的必修课，并设有外国传教班和传教士图书馆。其目的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一教育手段对司徒雷登后来回中国传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司徒雷登是汉普顿·悉尼学院最年轻的学生之一，入学时只有17岁。

在汉普顿·悉尼学院的大学生活给司徒雷登留下了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那时，他的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那里，他还和同宿舍的特林克尔（Lee Trinkle，后于1921年当选弗吉尼亚州州长）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司徒雷登常到特林克尔家去做客，共度圣诞节。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持续了一生。

司徒雷登在汉普顿·悉尼学院学习期间，正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时期。

19世纪后半叶，伴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许多美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对急剧变化的时代和纷杂混乱的物质世界产生了困惑，从而对精神生活重新产生渴望和追求。

1886年，美国长老会牧师阿瑟·皮尔逊（Arthur T.Pierson）出版了一本名为《传教的危机》（The Crisis of Missions, or the Voice Out of the Cloud）的书，指出美国的传教事业已经处在危机之中，美国的基督教徒们需要精神上的复兴，并用极富煽动性的语言，呼吁青年教徒与“尘世间的俗务、邪恶、唯物主义、自然主义、怀疑主义及无神论进行斗争”。在书中，阿瑟·皮尔逊还用大量的篇幅阐述了教会应该如何在拜金主义盛行、肉欲横流和强权外拓的帝国主义时代实行自我改造，解决自身和社会的危机等问题。

皮尔逊的书成了当年的畅销书。书中的许多观点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并在大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各大学的学生们纷纷行动起来，一些鼓动和策划大学生赴海外传教的宗教性组织应运而生。其中发展较快、影响力最大的是“基督教青年会”。

司徒雷登走进大学校门时，正是基督教青年会在大学生中特别活跃的时期。司徒雷登不仅成为该组织的积极成员，后来还担任了汉普顿·悉尼学院基督教青年会的会长，而且一干就是三年。

1894年，司徒雷登在校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生活的一课》（The Lesson of Life）。这篇文章表达了成年后的司徒雷登对传教事业的赞同。

1896年，即将从汉普顿·悉尼学院毕业的司徒雷登遇到了一个令他十分烦恼的问题。

招募传教士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主要工作。司徒雷登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使他成为当然的最佳人选。但令大家不解的是，司徒雷登本人却对当传教士缺乏应有的热情。童年时代从父亲当传教士的经历中获得的印象，及少年时期所遭受的心灵上和情感方面的打击，使司徒雷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去海外布道产生了本能的反感。尽管在汉普顿·悉尼学院所受的教育使他从理论上并不反对传教，但他本人却一点也不想去重蹈父母的覆辙，把大好年华浪费在异国他乡。出身于教育世家对他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宗教的召唤。他的理想是到弗吉尼亚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去继续读书，或者去德国进修，毕业后当一名教师，在讲坛上度过自己的一生。

可是按照基督教青年会的规定，凡是不愿去海外当传教士的会员，必须说出不去的理由。这个规定使司徒雷登极端苦恼，知道自己无法回避眼前的问题，必须做出选择。

就在司徒雷登左右为难的时候，他在潘托普斯学院念书时最敬仰的老师丹尼（Denny）先生接受聘请，要去华盛顿·李氏大学（Washington and Lee Eaculty）任教。对司徒雷登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在丹尼先生的举荐下，司徒雷登如愿以偿地实现了他的愿望，在获得了汉普顿·悉尼学院授予的文学学士证书后，到母校接替丹尼先生的职务，当了一名教拉丁文和希腊语的教师。

正是这段当教师的经历，对他几十年后重返讲坛，进而成为燕京大学校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司徒雷登在潘托普斯学院的教师生活只持续了三年。

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离潘托普斯学院很近，而当时司徒雷登的两个弟弟正在该大学读书，这使司徒雷登自然而然地成为这所大学的常客。司徒雷登的大部分闲暇时间都是在弗吉尼亚大学度过的。通过弟弟们的介绍，司徒雷登在弗吉尼亚大学结交了不少朋友。

就在司徒雷登在潘托普斯学院就职的第二年，他大学时的同班同学波洛克·吉尔莫（P.Gilmour）成了他的同事和朋友。波洛克·吉尔莫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和司徒雷登常在一起就一些有关基督教的问题进行讨论。他对教师的职业并不像司徒雷登那么热心，只教了几个月的书，就进入附近的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攻读神学，准备将来作个牧师去国外传教。

在波洛克·吉尔莫的影响下，特别是又参加了两次基督教青年会召开的动员学生积极投身海外传教运动的大会之后，司徒雷登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在他的内心深处，传教士已不再是个会引起他人耻笑的职业，而几乎成为英雄的代名词。他开始立下志向，要做一名传教士。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对司徒雷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回忆这一段思想转变过程时司徒雷登写道：

在我教书的那一段时间里，我曾在两个夏天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立志海外传教运动在马萨诸塞州诺斯菲尔德城召开的大会。人们在那些会上对宗教信念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和为之献身的精神，给我以莫大的触动。……那两次会上所阐述的宗教信念与我过去所熟知的那一套古板而枯燥无味的信念截然不同。耶稣成了青年们崇拜的偶像和理想，而不仅仅被当做一种神学的体现者了。

1899年秋天，司徒雷登辞去了在潘托普斯学院担任的教师工作，成为协和神学院的一名学生。但即使在这个时候，司徒雷登对将来是否要做个传教士仍没有拿定主意。他之所以进神学院，根本的原因主要是对基督教的信仰，而不是出于义务。

协和神学院从院长到教授无一例外全当过牧师，而且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培养出更多的、忠于职守的接班人，是他们在神学院就职的唯一目的。司徒雷登从他们身上汲取了不少做人的准则。

协和神学院有许多与宗教有关的社团组织。“传教士研究社团”（The Society of Missionary）便是其中之一。这个社团把世界著名的福音书作者约翰·莫易（John Moee）所写的《这一代人的福音传播》（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作为本社团的教科书，并经常组织从海外回国的传教士到学校做报告。

一位在印度传教的牧师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为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做巡回报告来到协和神学院。当时司徒雷登恰好是学生会的会长，因此由他负责接待这位牧师。牧师在做完报告临告别时，握着司徒雷登的手，问他个人对当传教士有什么想法？司徒雷登无法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他深知对此他已不能继续保持沉默了，他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在回忆录中，司徒雷登毫不遮掩地记下了他当时的犹疑和彷徨。

那天，司徒雷登彻夜未眠。他无法想象自己怎么还能再次回到中国，去过那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和父母一样，忍受种种烦恼和困苦。他深知那将与目前他在弗吉尼亚过的令人愉快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但与此同时，他也陷入深深的自责中。他明白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摒弃物质的诱惑，为信仰和精神的升华而做出牺牲。在信仰的驱使下，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大学生们奔赴到亚洲和非洲各国去了，别人能做到的事情，自己为什么就做不到呢？难道自己就不能为了信仰放弃舒适的物质生活的诱惑吗？果真如此的话，自己还有什么脸面去动员和说服别人参与海外传教运动？！

经过一夜的辗转反侧，司徒雷登决定把一切交给上帝来安排。他觉得既然上帝已经赋予每个基督教徒传教的使命，如果教会需要，他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响应上帝和教会的召唤。

第二天，当司徒雷登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好朋友后，感到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轻松和满足。抉择的艰难反倒使他犹如获得了新生。他开始以高昂的热情，投身于声势浩大的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

1902年2月，司徒雷登和另外三名同学被选为协和神学院的代表，到多伦多出席“第四次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国际大会”。出席大会的各方代表约有一万人，其中有近三千名各院校的学生。一位名叫罗伯特·斯皮尔（Robert E.Speer）的博士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教堂的丰富资源》（The Abounding Resources of the Church）的演讲。

斯皮尔博士在演讲中特别指出，英国正在南非发动的战争以及美国三年来在西班牙和菲律宾进行的战争所耗费的金钱，足以维持两万名传教士在国外工作几十年。他援引日本为例，认为1860年以来的明治维新就是在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影响下进行的，所以基督教是唯一能为现代文明提供道德支持的宗教，这一丰富的道德资源不应该被忽视。他强调，基督教事业是全世界道德和权力的最高体现，并呼吁大学生们积极投身这一事业，到国外去传教。

斯皮尔博士的发言，给司徒雷登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回到学校后，司徒雷登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祝贺这次大会在促进海外传教运动方面所取得的共识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