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决定来华传教（1876—1908）

一、传教士的家世背景及与中国的渊源

司徒雷登在中国生活了50年。

这50年，恰恰是中国历史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

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袁世凯复辟帝制、军阀混战、国共两党合作、蒋介石叛变革命、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国民党政权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一系列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几乎都有司徒雷登的影子。而他本人也在一个又一个看似偶然的机遇中，逐渐深深地卷入了当时的中国政治，从一名普通的传教士和神学院教师、大学校长，成为美国派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

大量的史料证明，司徒雷登无论是在华当传教士，还是创办燕京大学，直至出任驻华大使，都深受其家世的影响。

司徒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那时，他的祖先是苏格兰的征服者威廉姆（William）的忠实追随者。不久，苏格兰大卫一世国王（1124—1153）赐予老司徒苏格兰贵族的世袭地位。

1371年是司徒家族历史上最显荣耀的一年。这一年，罗伯特·司徒（Robert Stuart）成为苏格兰的罗伯特二世国王。在詹姆斯（James）一世统治时期，身为苏格兰伯爵的安德鲁·司徒（Andrew Stuart）因遭受宗教迫害，于1619年把家搬到北爱尔兰。他的后代则因参与一起反对宗教迫害的起义受到通缉，在1725年至1745年间，被迫先后逃亡到美洲大陆，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定居下来。

司徒家族与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亚伯拉罕·林肯有姻亲关系。司徒雷登的曾祖母汉娜·托德（Hannah Todd）是林肯总统的夫人玛丽·托德的姨母。司徒雷登的祖父戴维·托德·司徒（David Todd Stuart）是林肯夫人的表兄。而他的叔祖父约翰·托德·司徒（John Todd Stuart）则在林肯当律师时与其共过事。

司徒家族曾受过宗教迫害，这个经历使他们在美国革命中充当了非常积极的角色。他们不但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而且在致力于教育和传教方面的表现也十分突出。

在司徒雷登创办燕京大学并出任燕京大学校长之前，他的家族就已先后独自或参与创办过五所学校，并出了五位大学校长、学院院长和女子学校校长。

最早移民到美洲大陆的那位司徒家族的伯爵有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后来成为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的校长。他名叫塞缪尔·戴维斯·司徒（Samuel Davies Stuart），若按家族关系来说，他是司徒雷登的一位曾叔祖父。在任大学校长之前，他曾是华盛顿学院（即现在的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的筹款人。

司徒雷登的曾祖父罗伯特·司徒（Robert Stuart,1772—1856）曾在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Lexington）城参与创建过一所名为法兰斯斐尼亚的学院，并曾出任过该学院的院长。

司徒雷登的祖父戴维·托德·司徒是肯塔基州谢尔比维尔城（Shelbyville）一所以司徒家族的姓氏命名的女子学院的创始人，并出任该女子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司徒雷登的外祖父古斯塔夫斯·霍顿（Gustavus Horton）是一名法官，曾出任过美国莫比尔市（Mobile）的市长，也是该市教育制度的倡导人。司徒雷登的母亲玛丽·露易斯·霍顿（Mary Louise Horton）在其父的影响下，曾在亚拉巴马州创办过一所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女子学校。这所学校在玛丽·霍顿随司徒雷登的父亲迁居中国后，还继续存在了二十多年。

司徒雷登的父亲在中国传教时曾办过一所男子学校。他的母亲则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并担任了多年的校长职务。

也可以说，司徒雷登是出身于一个教育世家。由此，人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司徒雷登之所以会把自己的大半生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中是有其深厚的家族背景的。

尽管司徒家族的祖先曾是苏格兰的名门望族，先辈中也不乏身份显赫的社会要人和教育家，但其家族的后裔在选择职业时，似乎对传教士一职更为情有独钟。因为在当时，教育和传教是密不可分的。

司徒家族的第一个传教士是司徒雷登的曾祖父罗伯特·司徒。1789年，17岁的罗伯特·司徒就离开家，从弗吉尼亚来到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当传教士。后来在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大学教拉丁文和希腊文。

司徒雷登的叔祖父塞缪尔·戴维斯·司徒在出任弗吉尼亚大学的校长之前也曾当过传教士，并在1861年担任过乔治亚州南长老会的理事。

司徒雷登的祖父戴维·托德·司徒刚成年时也是先在肯塔基州的谢尔比（Shelby）当传教士。

司徒雷登的父亲是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派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司徒雷登的母亲刚度完蜜月，就同丈夫一道到中国传教。

司徒雷登28岁在美国结婚，也是蜜月刚过完就步父母的后尘，携新婚妻子到中国加入了西方传教士的行列。

司徒雷登的大弟戴维·托德（David Todd）和二弟沃伦·霍顿（Warren Horton）在美国读完大学后，都先后来中国当了传教士。

在家庭的影响下，司徒雷登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独生子约翰·司徒（John Stuart）大学毕业以后也进了神学院。尽管他没有像父亲和叔辈们那样回中国，但也把一生献给了宗教事业，先是在弗吉尼亚州，后来又去美国南部的密西西比州当牧师。

就连司徒雷登的三个妻妹（他妻子的二妹、三妹和四妹）也都先后当了传教士，两个到了中国，一个去了非洲。

仔细算一下，从罗伯特·司徒开始，司徒家族的五代人及亲属中，共有13位长老会的传教士，其中不乏南长老会的重要成员。这样的传教士家庭就是在传教活动一度十分盛行的美国也是不多见的。

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使司徒雷登一家舍弃了美国舒适的生活，而要千里迢迢地奔赴异国他乡去自找苦吃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历史说起。

19世纪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是一位名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英国人。马礼逊1807年来华时，清朝政府实行的是严禁传教的政策，基督教被视为异端邪说，所以他最初只能躲在商馆里，从事翻译《圣经》的工作。1809年，马礼逊因与东印度公司的一位高级职员的女儿结婚而被该公司聘为翻译，才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合法身份。后来，随着另一些外国传教士陆续来华，马礼逊开始同别人一起编纂英华词典，并在来华11年后的1818年，创办了中国的第一所教会学校——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但那时的教会学校里并没有中国学生，全部是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他们在那里接受最初的汉语培训。

美国教会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时间比英国要晚二十多年。1830年2月，在马礼逊的一再呼吁和频频召唤下，第一个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抵达中国。1832年5月，裨治文在广州新创刊的英文报纸《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兼任编辑。《中国丛报》的读者都是当时在广东一带活动的西方商人和传教士。他们通过阅读此报，了解中国的商贸行情及有关中国历史、宗教、农业、儒家思想等方面的知识。

传教历来是教会的重要职责。然而在清朝政府严禁传教政策的限制下，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收效甚微。随着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日益加深，传教士们越来越认识到在中国兴办教育的重要性。1836年9月，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去世。广州的西方侨民为了纪念他，也为了在中国推行西方教育，成立了一个以马礼逊的名字命名的教育会，为英国和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向中国派遣教师提供经费支持，但响应者却寥寥无几。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和语言障碍，令大多数西方传教士把到中国传教视为畏途。19世纪中期在广州从事教育的一名传教士曾深感苦恼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与中国人天天见面，但是互相之间缺少或者没有彼此同情的表现。我们的交往就像两个愚昧无知的哑巴一样，相遇又分手，丝毫不了解对方的精神世界。”这位传教士的话形象地反映了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的艰难之处。

直到1839年2月，才有美国耶鲁大学和纽约神学院的毕业生塞缪尔·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在几位教授的竭力鼓动下，带着新婚妻子来到澳门，筹办学校。

经过大半年的筹备，1839年11月4日，一所由外国人开办的、专门招收中国儿童入学的学校——马礼逊学堂正式开学，塞缪尔·布朗任校长。当时全校只有6名学生，都是男生，年龄最大的15岁。学生全部住校，免收学杂费，并由校方提供食宿和衣物。

对中国学生来说，他们在马礼逊学堂所学的知识，是在传统的私塾里从未接触过的。在这所学校里，学生们除了上中文课外，还要学英语、历史、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地理、生理等课程。马礼逊学堂通过开设这些课，全面而系统地向中国学生传播和灌输西学，使他们对不断发展中的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有所了解。后来，塞缪尔·布朗还常利用回国的机会，把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带到美国留学，开创了中国学生赴海外留学的先河。耶鲁大学的第一个中国自费留学生容闳，就是随着布朗夫妇到美国去的。作为耶鲁的高才生，容闳后来成为积极倡导在中国推行新式教育的著名维新派人物。在他的建议下，清朝政府于1870年开始正式向美国选派留学生。中国近代第一位著名西医黄宽也曾随布朗夫妇赴美留学。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使西方传教士的在华活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中的一项重要条款就是为西方传教士提供在中国居住、建教堂和传教的自由。从此，教会活动完全合法化。为了辅助传教工作的进行，西方传教士，特别是美国传教士们，在广州、上海、福州、宁波这些通商口岸城市陆续创办了一些出版物、西医医院和识字班。以后一些识字班又逐步扩大为小学。

从根本上讲，传教并不仅仅是教义的传播、民族精神和社会文明的外拓，而是始终和政治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19世纪后半期，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不但在与欧洲有着深厚血缘关系的美国文化中得以保留，而且得到新的发展。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社会环境和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为基督教注入了重视个人力量，强调社会组织，个人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德行获得灵魂的拯救，上帝通过世俗社会表现其威力等新的内容。美国基督教以其强烈的现世性和社会使命感，使教会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场所，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和文化机构。同时，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使传教成为美国对外显示其国力、宣传其精神、表现其成就的手段。因而，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各基督教团体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越来越多。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有美国北长老会于1850年在上海开办的清心书院、美国公理会于1852年在福州开办的格致书院、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的夫人于1864年在北京开办的贝满女学堂、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于1864年创办的山东蒙养学堂和美国长老会于1867年在杭州开办的育英学校等等。

教会学校的开办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了解和掌握西方科学和先进技术的渠道，从而得到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魏源的肯定和支持。魏源在他主持编撰的《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论断，为“西学东渐”、洋务运动和维新思潮奠定了理论基础。

虽说宗教向异域的传播历来是伴随着殖民主义的对外扩张而发展的，但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客观上也为长期接受封建传统教育的中国人打开了一个借以瞭望世界的窗口，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新闻、出版、教育、医院及图书事业等种种文明，为古老的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带来了动荡与不安，同时也注入了新的因素和活力。当中国的广大民众在清政府闭关自守政策的限制下，没有正常的渠道与世界交往的时候，传教活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和在中国本土“西学东渐”的主要乃至唯一的通道，并与中国近代的改革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司徒雷登的父亲就是在美国教会学校兴办初期的1868年来到中国的。

从司徒雷登的父亲开始，司徒家族的传教足迹跨过太平洋，从美国来到中国大陆，时间长达81年。在此期间，司徒雷登有四个亲人的尸骨都埋在了中国。

司徒雷登的父亲约翰·林顿·司徒（John Linton Stuart）是司徒家族在美洲大陆的第五代传人。其家族执着于教育和传教事业的传统对司徒雷登的父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约翰·林顿·司徒生于1840年，从28岁来中国传教开始，直到1913年在杭州病故，他的大半生都是在中国度过的。约翰·林顿·司徒作为美国南长老会派驻中国的传教士，总共在中国生活了46年。

约翰·林顿·司徒21岁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肯塔基中央学院，先当了四年教师，后又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学习了三年。在神学院学习时，他就立志将来去国外传教。1868年，他一毕业就接受美国南长老会海外执行委员会的派遣，与另外两个同伴一起来到中国的杭州传教。他们是美国南长老会派往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

1873年，约翰·林顿·司徒因病回美国休养期间，经美国南长老会海外部执行干事约翰·雷登·威尔逊（John Leighton Wilson）博士的介绍，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玛丽·霍顿。当时玛丽是一所私立女校的校长，这所在美国已颇具声望的私立女子学校是玛丽自己创办的。玛丽·霍顿以前的未婚夫是一位海军军官，不幸在战斗中阵亡了。未婚夫的死讯使玛丽·霍顿对平静的生活感到厌倦。她渴望投身一种全新的冒险生涯。当认识了约翰·林顿·司徒之后，她被这位传教士在中国的种种经历深深地吸引住了，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和一再劝告，毅然决定嫁给约翰·林顿·司徒，并随他一同远赴中国，献身于传教事业。

1874年夏天，约翰·林顿·司徒与玛丽·霍顿结婚。蜜月刚过完，司徒夫妇便一起来到中国的杭州。司徒夫妇与其他美国传教士一道，住在杭州城北武林门内美国南长老会出资建造的一片住宅里。此地是杭州的贫民集居区，紧靠农村。牧师们以住地周围的贫穷百姓和附近村里的农民为传教对象，在这个地区盖了一座教堂和一所学校。

在适应了新生活后不久，对办学抱有浓厚兴趣的司徒夫妇便先后开始筹建新的学校。约翰·林顿·司徒开办了一所男子学校，他的夫人则凭着她在美国多年的办学经验，创办了中国的第二所女子学校，并亲自担任校长的职务。后来，这所学校被并入杭州有名的基督教协和女校。

1876年6月24日对司徒夫妇来说是一个重要而值得庆贺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他们的第一个儿子降生了。为了感谢美国南长老会海外部执行干事约翰·雷登·威尔逊博士对他们的媒妁之恩，司徒夫妇为他们的长子起了同样的名字——约翰·雷登（司徒雷登）。

后来，司徒夫妇在中国又陆续生了三个儿子：戴维·托德、沃伦·霍顿和罗伯特·柯克兰。其中最小的儿子罗伯特·柯克兰7岁时因病死在中国。除了偶尔回美国休假外，司徒夫妇后来一直默默无闻、但却意志坚定地献身于传教事业。

司徒先生病故后，司徒夫人就搬去与司徒雷登同住，直到1924年83岁时在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的家中去世。司徒夫人（玛丽·霍顿）在中国居住了50年。她去世后，司徒雷登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把母亲的遗体送回杭州，安葬在父亲和弟弟的墓旁。

司徒雷登的大弟戴维·托德从美国的一所医学院毕业后也回中国做了传教士，后来又以传教士的身份在苏州博习医院当外科医生，直到1909年在苏州打猎时，因枪走火意外身亡。他的遗体被父母接回杭州安葬。

司徒雷登的二弟沃伦·霍顿在中国长到15岁才回美国读书。他在耶鲁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于1910年返回中国，先后在杭州大学和南京金陵神学院担任教授，直到1927年才离开中国。他在中国生活了32年。

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罗德·司徒随司徒雷登在中国生活了22年，因体弱多病于1926年6月在北京病故。她去世那天正是燕京大学新校园建成搬家的日子。她的灵柩下葬在新落成的燕京大学校园旁的燕大公墓里。她是这个公墓里的第一个安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