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燕大筹款与选址

司徒雷登在答应担任燕京大学校长时，曾向校董事会提出了两个任职的条件：第一，重新考虑选一处新校址；第二，不管经费上的事。

司徒雷登之所以提出这两个要求，一是因为从长远考虑，目前盔甲厂的校址周围都是民居，没有多大的发展空间；二是学校当时没有一点现款，而筹款则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他不可能为此分神，也不愿在一开始便对此做出什么承诺。

尽管当时司徒雷登声明不负责管钱，但经费的事是办学的头等大事，总要有人负责。为此，司徒雷登特意推荐这次陪他一道进京的哈利·鲁斯博士任副校长，负责学校的筹款和财务工作。

哈利·鲁斯是纽约协和神学院的毕业生，1897年来华传教。他曾担任过齐鲁大学副校长兼校建设委员会主席，有丰富的筹款经验。在去北京前，他的职务是中国基督教教育协会总干事。其长子亨利·鲁滨逊·鲁斯（Henry Robinson Luce）是美国《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创办人。

更为重要的是，在如何创办燕京大学的问题上，哈利·鲁斯和司徒雷登的许多见解都不谋而合。这是司徒雷登举荐他的重要原因。

可是，司徒雷登推荐哈利·鲁斯任副校长的建议却迟迟得不到纽约托事部的认可。因为不少理事们反对哈利·鲁斯在燕京大学任职。为此，司徒雷登向纽约托事部寄去一封辞职信，以表示非哈利·鲁斯不用的决心。但这一举动并没引起纽约方面的重视。他们依然不同意对哈利·鲁斯的任职。面对这种情况，司徒雷登只好召开燕大校董事会成员的紧急会议，把他与纽约托事部之间来往的信件拿给他们传阅，并向他们介绍了哈利·鲁斯曾为齐鲁大学一次筹款30万美元的经历。

很快，纽约托事部收到一封由燕京大学全体董事会成员联名推荐哈利·鲁斯博士任燕京大学副校长的加急信。这一次，纽约方面不好再坚持原来的意见了。他们终于做出让步，同意任命哈利·鲁斯担任燕京大学副校长的职务。

司徒雷登之所以急于要让哈利·鲁斯走马上任，是因为新成立的燕京大学正面临着财政危机。

虽说有言在先不管经费的事，但一旦接手学校的工作，司徒雷登很快就意识到这所学校实际上只是一个入不敷出的空壳子。曾有几个宗教组织为筹建新校共捐助过近20万美元，但这笔钱几乎全都花到在原校址周围购买零散的地皮上了。目前学校的经费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注入，别说发展，就连维持下去都很困难，因为大多数学生都要靠奖学金的资助才能继续他们的学业。

师资缺乏，则是另一件使司徒雷登这位校长颇感头疼的事。

合并后的学校只保留了两名具有博士学位的中国教师，而许多外籍教师又并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资格。要使燕京大学能够按照并校时的设想，逐步发展成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高质量的综合性大学，尽可能多地聘请一些高水平的教师便成为学校的当务之急。可如果没有钱，拿什么去支付教师的薪水呢？

此前校董事会和纽约托事部只一味把注意力放在解决分歧和争端上，没有人去真正考虑新学校的办学和发展计划，更不用说考虑如何筹措资金的问题了。因此才会出现如今这样窘迫的境况。

资金的问题董事会和托事部可以不想，但司徒雷登却不能不去考虑。既然已经放弃了南京方面得心应手的工作和安稳的生活，接受了新的使命，摆在他面前的担子再沉重，他也得去挑。

而现在，哈利·鲁斯是能为司徒雷登分忧的唯一人选。

哈利·鲁斯一接到任命，立即启程去美国，马不停蹄地开始在美国各地奔走，拜访原先的老朋友，建立新的关系网，试图为燕京大学这样一所还完全不被人所知的新学校筹集资金。

作为副校长，哈利·鲁斯对燕京大学赋予的使命是尽职尽责的。他到处游说，向那些可能捐款的人介绍燕大的情况和发展前景，也结交了很多新朋友，为以后燕大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所筹到的资金对于燕大来说仅是杯水车薪，只能勉强维持它的生存。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在筹建燕京大学新校园，为燕大掌管家产方面，哈利·鲁斯确实没有辜负司徒雷登的厚望。

司徒雷登在下决心出任燕京大学校长的时候，曾为这所学校描绘过一幅宏伟的蓝图，要把它办成中国一流的教会大学。为实现这一梦想，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已经说服另一所教会学校——华北协和女子大学（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 Eor Women）加盟燕大，设立女部，使燕京大学成为当时国内最早的一所实行男女合校的大学。另外，司徒雷登已在北京城的西郊物色了一块土地，准备为燕大建一所新的校园。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大笔资金的支持。

哈利·鲁斯已经竭尽全力。燕京大学从成立到现在也已经过去两年多了，期望的建校款项却迟迟没有着落。曾经坚持不过问经费问题的司徒雷登终于为形势所迫，准备亲自披挂上阵。

1922年初，司徒雷登应邀回国，协助年前到中国调查教会教育的一个美国教会考察团汇报工作。利用这个机会，司徒雷登开始实施他的筹款计划。

当时的美国正处于战后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各种商业机构林立。其中有一种专门替人募捐的公司，在筹措资金方面很有一套。这时，哈利·鲁斯建立的关系网开始发挥了作用。在朋友的介绍下，司徒雷登与一个名叫汤普林-布朗（Tamblyn and Brown）的职业募款公司签订了协约，由这家公司负责出面为燕京大学筹款。

尽管燕京大学并不是第一个委托公司筹款的学校，但司徒雷登的做法依然遭到托事部个别理事的反对。可在当时，由于其他一些常用的募捐方法都难以奏效，司徒雷登决定还是试试再说。

对募捐已有相当经验的汤普林-布朗公司要求司徒雷登本人一定要参与筹款活动。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一般捐钱的人都更愿意与学校的领导人直接见面。为此，身为一校之长的司徒雷登不得不一次次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往返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在各个城市讲演或举行招待会，向一切有可能捐钱的人宣传燕大。

为了筹款，司徒雷登还必须经常去登门拜访那些可能的捐款人，尽力说服他们出一些钱。有时，这种拜访会使他感到非常难堪。30年之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司徒雷登这样写道：

……于是在以后几年里，我不断奔走于北京和纽约之间，做着非我所长的工作。……在中日战争前，我先后十次回到美国。我的一位同事至今还记得我有一次参加募捐回来后说的一句话：“我每一次面对乞丐时，都感到自己同他们是一类人。”那真是一件长期而艰难的工作。

当然，历时数载的筹款也使司徒雷登与很多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和友谊。在募捐活动中，他始终掌握这样两个原则：一是不管对方是否捐钱，都要使他成为燕大和中国的朋友；二是只要捐款人不向燕大提出钱的使用权限，赞成燕大的办学方针，燕大决不过问钱的来源，一律接受。

美国著名的铝业大王查尔斯·霍尔（Charles M.Hall）去世前留下遗嘱，其遗产除留一部分给亲属外，剩下的部分将一分为三。其中三分之一捐赠给铝的发现者所在的奥伯林学院；另外三分之一捐赠给南部各州的中学；其余三分之一捐赠给美国人在亚洲和巴尔干地区创办的高等院校。得知这一消息后，凡是有资格获得遗产的学校都提出了申请，甚至连一些不够资格的学校也在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试图碰碰运气。一时间，查尔斯·霍尔的遗嘱执行人成了人们追逐的对象，要找到他们非常困难。

幸运的是，遗嘱执行人之一阿瑟·戴维斯（Arthur V.Davis）早已成为燕大副校长哈利·鲁斯的朋友。经过哈利·鲁斯的介绍和安排，司徒雷登与这位遗嘱执行人在纽约见了面，并成功地说服他和另一位遗嘱执行人约翰逊（Johnson）先生将原定的捐赠款从50万美元增加到150万美元。为此，阿瑟·戴维斯先生曾连续几年出任燕京大学校董事会主席一职。

后来，在两位遗嘱执行人的倡议和司徒雷登的努力下，他们又从这笔遗产的剩余部分中拿出一笔钱，创办了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Lnstitute）。

此外，司徒雷登还通过努力争取燕大与协和医学院预科合并，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财东们也成了好朋友。1936年到1937年度，仅洛克菲勒基金会向燕京大学的捐款，就占了学校年度预算的21%。

就这样，通过一次次的演讲、招待会和登门拜访，司徒雷登成功地使燕京大学在美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并在燕大、美国公众和一些财团之间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一笔又一笔的捐款开始源源不断地汇到燕京大学的账上。

除了回美国筹款外，司徒雷登的眼睛同时也盯上了中国政府要员的钱包，并将在美国行之有效的社区筹款方式，运用到中国。

在燕京大学正式任职后，深谙中国官场游戏规则的司徒雷登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在中国官员中广交朋友。他的目的一个是要扩大这所教会大学的影响；另一个就是想从他们那里寻求资金的支持。司徒雷登知道：

在清朝，公款和私款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只要一当官，就有资格弄钱。民国初年，这种习惯和传统依然存在，除了害怕敌对派军阀之外，几乎毫无顾忌。……在那样一个各种利益相冲突的时期，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结识各个派系中的显要人物，并同时结识他们的对手和他们周围的人。

在燕京大学建造新校舍的几年当中，在司徒雷登的说服下向燕大捐款的民国政府官员有：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曾出任过许多国家的公使并担任过北京政府总理的颜惠庆、江苏省省长大军阀孙传芳、东北军阀张作霖和其子张学良将军、爱国将领冯玉祥、陕西省督军陈树藩等。

1926年，司徒雷登在北京以私人名义举行了一个募捐会。为了扩大影响，他特意请来了梁启超、顾维钧等社会名人在会上讲话，替燕京大学做宣传，使到会的各界人士纷纷为燕大慷慨解囊。

1934年，针对美国经济萧条导致的美国资助锐减的情况，司徒雷登在中国发起了一场“百万基金”筹款运动。燕京大学的教职员、学生和校友们都被积极动员起来，在燕大校内校外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胡适等社会名人也撰文呼吁社会各界为燕大捐款。作为响应，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34年到1937年的四年当中，每年给燕大补拨6万元经费，并从“庚子赔款”的退款中每年再增拨1.5万元，使燕大成为20所政府财政补贴的私立大学之一。那时，燕京大学年度预算的十分之一来自中国各界的捐赠。

据史静寰回忆，在1920年到1936年的16年当中，司徒雷登通过各种渠道，为燕京大学筹款总额达2000万元。正是靠了这些来自美国民间、财团及中国官员和各界人士的私人捐款，司徒雷登才最终实现了把燕大办成中国一流大学的梦想。

司徒雷登接手的燕大不仅校园面积十分狭小，而且校舍也非常简陋。这里曾是明清两代制造军火的地方，后来又改成制造盔甲和弓箭的作坊。当年在燕大读过书的学生回忆起盔甲厂时期的燕大时曾这样写道：

……我再说到宿舍，是一个不过二十丈见方的围墙，里边包括一所课室，三行平屋，一所厨房连着饭厅，和一间办公室而已。学生合计不过百人。教职员不满二十。门前是一带车尘马迹的黑土路，南走五十步，就是高大的城墙，下面流着一沟臭水。在世界大学里，恐怕无此穷苦简陋的了。

因此，重新选择一处新校址，是司徒雷登在答应就任燕京大学校长职务时提出的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得到了校董事会的认可。因为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在离城一英里左右的范围内找地，上任后不久，司徒雷登便立即为这件事忙开了。

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司徒雷登与几个下属一道，有时步行，有时骑着毛驴或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城的四周，结果却没有找到一处合适的空地。原因是城边的地都已几乎被买光了。这些地的主人大多是各省驻京的官员。他们买地的目的并不是拿来盖房子，而是作为自己和家人的墓地。

近处没有合适的空地，司徒雷登只好把寻找的范围扩大到离城更远一些的地方。

对燕京大学最后校址的选定，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并没有花费大量的笔墨，只简单写道：

一天，我应几个朋友之邀到清华园做客。有个朋友对我说：“你为什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片地？”我朝那边看了看。那块地正好在去颐和园的马路边上，离城有五英里。因为交通便利，所以比原先看好的几处地点离城更近一些，而且景色也十分迷人，不远处就是著名的西山，那里到处都是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宏伟的庙宇和宫殿。这个地方原先是清朝一个亲王废弃的花园，现在是陕西督军陈树藩的避暑山庄和祠堂。我们认识的一名中国官员表示可以替我们设法买下这块地。不久后，燕大董事会和托事部批准了我们选的这个新校址。第二年夏天，我特地去陕西见了陈督军。他对此非常热心，以六万银圆的售价把这块地产卖给了我们，并捐出卖地的三分之一钱款作为奖学金。起初买的一片地有四十公顷，以后我们又逐渐买下了附近几个荒废的花园和空地，使总面积比原来扩大了四倍。

据知情人士回忆，燕大新校址的选定和购买过程，要比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的描述复杂得多。

曾参与筹建燕京大学，并担任过燕大校房地产委员会主席的高厚德先生在他所著的《燕京大学史》中，对这一段往事做了更为详细的描写：

1919年11月10日，在大学董事会的一次会议上，房地产委员会主席高厚德报告情况说：委员会已请求各方面予以介绍，谈到有一块地产在城内西直门附近，其他的则靠近海淀。董事会指示委员会要继续寻找，但应避免分割的或不连片的土地。

于是，寻址工作持续下来——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程。往后几个月地产委员会成员经常伴随司徒雷登访问郊外各处预想中的校址。一些职位显要的中国朋友也乐意参与其事，而且常常显得事成有望。

1920年最初几个月，位于西直门公路旁属于中央农业实验站的一部分土地引起了注意。它与万牲园毗邻，在公园和作物园附近，那里正在计划布置花草，有林荫小路和一些池塘，具备中国式的景观。它虽然属于中央政府，但正在辟为一个公园。一位高级官员促使司徒校长和董事会主席签订合同，作为建校地址。这主意不错，但没多久，我们又不得不继续寻找其他地方。

仲夏季节，董事会讨论过三个不同地点：其一是西北城角外一英里京绥铁路以东，那里已有两个单位准备购买，但这一地区附近另有一百多公顷或多些土地，有铺保就可签协议让给学校。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做法。对司徒来说，正是渴望得到的，因为事实上当时确也没有其他希望。于是便签署了协议，不仅要花一笔可观的钱，还要有城西北一个大银号作担保。后因当地官方告诫其下属说这不完全合法，于是只好撤销协议，退了款。这件事使校方懂得了以后买地皮的事要更谨慎些。

另一处的谈判是在1920年夏季开始的，是紧靠海淀东北面的一座清朝亲王的园地，距北京西北五英里，外国人叫朝鲜园的，因其曾租出一部分作养牛场。它虽归属于一位清朝亲王，在北京外国银行中却有很沉重的抵押。这块地不足大学所需，并且要价过高，校董事会遂放弃了这个计划，希望要价低些或者地界扩大再议。后来这块地还是到了学校手中，用于农学系的实验地。（编者按：即侯仁之先生在《燕园史话》中介绍的“治贝子园”后改称“农园”的。）

1920年夏看到的第三个希望是另一位亲王的园地，位于上述园子的西北方，相距不到一百码。这个园子大些，而且具有处在由城里通往颐和园的公路边上的优点。第一位使董事会对这一地产予以关注的是王志襄，这位高级官员在议购农业实验站时曾遭受失败。据说这块地最近已被或正要被陕西督军陈树藩购去。北京的一位居民邓孝科可以促进此事。经打听，董事会得知邓当时正在上海，因而在夏季董事会是无法进行这个项目的。

出乎意料地，董事会在10月5日突然接到邓先生一封来信，他作了自我介绍，表示可以通过少数中间人直接与校方代表接触。这封信关系到他如同是地产所有人似的。第二天，校董事会便打电话给他，并开始了洽谈。结果是董事会决定以六万银圆的价格购买了这块地皮，在此基础上于10月15日与邓签订了协议，并在北京花旗银行分行交了定金。

与此同时，错综复杂的事情发生了，从而使谈判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先是陕西督军陈树藩将军从睿亲王那里买到了这块地产，并献给了他住在天津的父亲陈佩耀，陈父又不知何故卖给了邓。中国官员们当然友好地希望帮助学校获得这一地址，他们之中的王志襄和张朝忠将军一方面不满邓越过他们直接讨好校方，并得到从陈父那里多得多的价格；另一方面陈树藩愿意做件体面事，所以向邓表明他要改正项目的转让。据此，经协议邓退还了产业的手续，而后由陈父将之改为转让给校方的永久性契约，报酬为四万银圆。由于陈树藩“所行善举”，校方也给予他一定的荣誉。

之后，许多有关协定签署了。11月8日，校方开会，参加的有董事会执行董事和房地产委员会成员，天津、北京的中国名流、高级官员、学者、商界人士，作为有关证人在契约上签了字。

这样，转让手续完成了，燕京大学从而拥有了她的永久校址。

高厚德先生关于燕大新校址选定和购买过程的这段回忆，比司徒雷登的有关叙述要详细得多。但实际上，在购买新校址这件事上，还另有一段故事。

1988年12月21日的《文汇报》上，曾刊登过一篇董健吾先生的遗作，内容记述的就是司徒雷登如何专程到陕西去找陈树藩，从他手中为燕大买地的经过。这里，不妨摘引一部分，作为这段历史的补充：

1920年，我到陕西西安接办圣公会所办的西安中学时，司徒雷登来西安找我，托我与陕西督军陈树藩商量，可否将陈在北京所置的产业勺园，割爱价让于燕京大学为校址。

司徒雷登这次来陕准备了20万美金的巨款，决心买到勺园，扩展燕大，使它赶上美国哈佛、英国剑桥的声望。经我与陈树藩联系，陈说，他购勺园是为其父晚年退休养老之用，决定留让之权，操在其父手中，他难以做主。这年中，凑巧我常于晚间同水利专家李宜之的父亲李同契和陈树藩的父亲同赴易俗社听秦腔。李同契是易俗社的创办人，又是编剧和导演，陈父是个爱好秦腔的戏迷，因此我们三人结为忘年交，经常来往。司徒雷登就怂恿我找李同契去约陈父面谈。一天，在痛饮三杯之后，李问陈父：“柏生（陈树藩别号）为你在北京购置的花园别墅现在谁在享用？”陈父说：“我不去住，柏生不去住，只有雇几个园丁，打扫清洁，保护树木，费用倒不少。不如卖掉它，倒去掉我一桩心事。”李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卖掉它呢？”接着就告诉他，燕京大学校长最近亲自到西安，要与勺园的主人见面情商，可否让给燕大作校址。陈父表示，可以与其子协商，但说“价格方面，对方知我们的购价是20万两银子，实际上外加中间代笔和两年的保养费等，合计起来将近30万两银子”。我听他的口气，似有成交的希望，即去找司徒雷登。他听了，一连说了几声“好极了”，还说：“我理想中的交涉能手毕竟是老弟。我深信你是上帝赐予我的一把钥匙，将我成功之门敲开了。”不久，传达送来两份陈督军的请帖，一份给我，一份给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认为，今晚大有成功之望，因为他已从美国募到一笔巨款，除付园价外，还能建筑几座华丽的校舍和教授的住宅，不怕卖方开价高，但恐不卖。

是晚六时，我带领他到了督军署。宾主相见，随即入席会谈，李同契老先生和成德中学校长董雨陆也被邀到席。陈致欢迎词后，只见司徒雷登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向督军行了一个鞠躬礼，用漂亮的京语表达了来意和谢忱。这时陈父出来了，大家起身招呼，打断了司徒雷登的外交仪式。我们重新坐下，陈督军又开始发言，说：“我购置勺园，是作家父晚年退休养老之用，绝无出让之意，也无谋利之图，有朋友劝我价让燕大，这是违反我聊尽孝意的初衷，我们坚决不肯，毫无商量的余地……”（司徒雷登听到这里，双目对我瞪了几下，非但表示惊讶，而且呆若木鸡，不知所措）不料督军继续讲下去的是：“我遵照家父宏愿，不是卖给燕大，而是送给燕大。”司徒雷登听的这里，真是出乎意外的高兴透了。但陈话锋一转，接着说：“不过，我要求司徒雷登博士答应我三个条件：（1）在燕京大学内要立碑纪念捐献勺园的家严；（2）要承认我在西安所创办的成德中学为燕大的附属中学；（3）成德中学有权每年保送50名毕业生到燕大上学，一律享受免费待遇。”司徒雷登迅速站起来，向督军和到席的诸位行了一个旋转式鞠躬礼，然后开始演讲，说他们的业绩，值得他不但在中国赞扬，而且他回到美国的时候，也要广为宣传。陈督军和尊翁将可爱的勺园赐给燕大为校址，此举意义极大：一来纪念了尊翁；二来提高了成德中学地位；三是使寒苦学生得以深造；四是促进了燕大的发展。“为善最乐”，今天督军和其尊翁所行的善举，一举而有四得，其乐无穷。

就这样，司徒雷登没花分文，不费吹灰之力，就巧取了宏大华丽的勺园，成为燕京大学的校址。

这段文字生动地记录了司徒雷登为替燕京大学弄到一块好地皮，专程赶到陕西面见陈树藩的经过。但据侯仁之先生考证，司徒雷登从陈树藩手中买下的这片园子并非勺园，而是清乾隆年间的淑春园。该园道光年间归睿亲王仁寿所有，因“睿”字在满语中称为“墨尔根”，所以该园又称“墨尔根园”。在陈树藩与燕大签订的租地合同中，该园被称为“中诠园”，“中诠”乃是最后一代和硕睿亲王的名字，附近的居民一般称此园为睿亲王花园。而“勺园”，则是燕大继睿亲王花园后，购买的与该园相毗连的另一片园地。因“勺园”是明代历史上有名的花园，其地点也在海淀以北，故后人大多将两园混为一谈。此外，该园归于燕大也并非像董健吾先生说的那样“没花分文”，而是如司徒雷登和高厚德所说，是燕大花钱买下来的（更准确地说，应是永久性租下来的），只不过仅象征性的花了四万银圆而已。

从1919年春季燕京大学成立，到1920年11月燕大正式与陕西督军陈树藩签署买地契约，整整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新校址才最终定下来。这以后，燕大以该园为中心，又陆陆续续购买了周围在明代勺园旧址上改建的集贤院，以及镜春园、鸣鹤园、朗润园、蔚秀园，后又增建了农园、燕南园、燕东园等，使燕京大学的新校园从开始的380余亩，扩大到170多公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