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出任燕京大学校长（1919—1921）

一、组建燕京大学的背景与经过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急剧变革。无论是行将就木的清王朝封建统治阶层还是各国在华的宗教团体，都意识到在中国创办新式大学的重要性。就连对“变法维新”深恶痛绝的慈禧太后在残酷镇压维新党的时候，对尚处于襁褓中的第一所国立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也网开一面，不但允许它继续存在，还始终关注着它建校的进展情况。

当时，在中国已经有半个多世纪办学经验的美国教会，同样把重点放在了兴办大学上。因为他们把使中国“基督化”的希望寄托在中国青年的身上。对发展教会学校一向非常积极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就说过这样的话：

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点燃的蜡烛，未受到教育的人将跟着他的光走。……儒家思想的支柱是受过儒家思想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想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必须培养受过基督教和科学教育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士大夫，从而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

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H.Smith）从1872年起就开始在中国北方地区传教。他根据自己长期与中国社会下层人士打交道的经验，就基督教如何才能真正对中国产生影响发表了新的见解。1901年，史密斯出版了一本题为《动乱中的中国》（China in Convulsion）一书。在书中他指出：西方的各种势力，如军事、政治、经济等都已在中国进行了实验，但都显示出“不适当和毫无希望”。征服中国的唯一办法是利用基督教，因为它可以“在知识上、道德上、精神上给中国一剂新生活的特效药”。

史密斯特别引义和团运动为例，认为要防止类似运动的发生，最有效的办法是用西方文化来影响和征服中国，而办教育便是传播西方文化最简捷的途径。他的这一见解得到大多数在华传教士的认可。1906年，史密斯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拜见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ssevelt），陈述了自己的主张。当时美国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士担心中国的动乱会使美国的在华利益受到损害，史密斯的意见和这些人的担心促使美国总统在1907年底的国情咨文中提出要求，退还中国一部分庚子赔款，用于兴办教育。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批准了罗斯福总统的这个要求。

从上述宗旨出发，同时也为了在办学规模和质量上与中国的国立及私立大学抗衡，在华的教会学校纷纷进行调整和联合，济南的齐鲁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和武昌的文华大学等一批教会大学相继成立。

由于北京是首善之地，清政府对西方教会的活动控制较严。尽管在京的英美几个基督教会组织也开始酝酿将几所小神学院合并，创办一所规模更大的综合性大学，但这个酝酿的过程历经十数载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西方教会将势力推进到北京等北方地区是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1862年，伦敦传教士协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北京开办了第一所男生学校。几个月之后，美国长老会（The Presbyterians）又在北京开办了第二所男生学校。

但以下三个学校的成立，才是燕京大学诞生的重要前提。

1864年的一天，苏格兰传教士威拉姆·博恩斯（William Burns）在北京的大街上收留了三个正跟着母亲沿街乞讨的小女孩。由于他本人每天的生活费仅有5美分，每月还要付40美分的房租，没有能力抚养这三个女孩，只好把她们交给了刚从上海到北京的伊丽莎·布里奇曼（Eliza J.Bridgman）女士。后者是美国传教士理事会的成员，其丈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就是第一位来到中国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1861年在上海去世。

伊丽莎女士收留了这三个女孩，再加上另外招收的两个女孩，创办了以她丈夫的名字命名的女子学校。后来，这所学校在美国长老会、英国传教士协会和美以美教会妇女海外传教士协会的参与下，发展成为华北协和女子学院。这所女子学院的成立是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开端的重要标志。

1867年，美国传教士理事会（The American Board）的蔡平牧师（L.D.Chapin）在北京通州开办了一所男生寄宿学校，专门招收基督教徒的子弟。1889年，该校改名为华北学院，用1.5万美元在通州城西南门外约一公里的地方买了10英亩土地，盖起一片能容纳90多名学生住宿的新校址。不久，在英国传教士协会和美国长老会的共同支持下，该学院得到进一步发展，再次更名为华北协和学院（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

1870年，美以美教会的刘海澜博士（H.H.Lowy）成立了一所仅有一间房屋和三名学生的学校。而这三个学生每天上学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一碗米饭。但六年后，这个学校却发展成一所中等寄宿学校。1885年，为怀利主教（I.W.Wiley）的到访，该校改名为怀利学院，并在第二年增加了医学科。1888年，福勒主教（C.H. Eowler）来学院视察时做出重大决定，要把该校办成一所大学，并给这所大学取了一中一英两个校名，中文校名叫“汇文大学”，英文校名叫“Peking University”（北京大学）。此校名比后来中国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北京大学”的英文名称要早二十多年。按计划，汇文学院要设立六个院系，即人文学院、科学院、神学院、医学院、工学院和预科。到1892年，人文学院有16名学生，预科有27名学生，工学院有6名学生，医学院有2名学生，神学院有30名学生，总共有80多名学生。到1894年学生人数达到了141名。

当时，汇文大学在北京城已经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光绪在推进戊戌变法之前，几次派人到汇文大学学习。当得知该校物理系实验室里有一台爱迪生牌的留声机时，大臣们坚持要买下来献给光绪皇帝。为了更多地了解西方，光绪决定学习英语。为此，有关大臣还专门到汇文大学寻找英文识字课本，恰巧有一位教授专门从美国为自己的女儿带来一本英文识字课本，就送给了光绪。在百日维新如火如荼开展的日子里，光绪所派的一位太监几乎天天到汇文大学，寻找一些有关天文地理和医学的中文版自然科学书籍运回宫里，供皇帝翻阅。就连该校一位女士的自行车，也被太监买去送给了光绪。可见当时光绪对西方文明的探求已经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

教会学校的发展是和教会势力的壮大相辅相成的。当时在北京主要有四个教会组织：总部在纽约的美以美教会的外国传教理事会（The Board of Eoreign Missions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总部设在波士顿的美国基督教公理理事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Eoreign Missions, “Congregational”）；英国公理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Congregational”），以及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长老会外国传教理事会（The Board of E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戊戌变法和京师大学堂的成立给这些教会学校带来了冲击，但真正促使它们联合起来的直接起因则是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

1900年5月义和团攻占北京后，凡与洋人有瓜葛的建筑，如教堂和各国使领馆，首当其冲地成为他们进攻的目标。以培养神职人员为目的的教会学校自然未能幸免。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学院的校舍，也被义和团付之一炬。事后，这两所学校在重建时，曾有过合并的打算，但由于在许多问题上争执不下，直到新校舍落成也未达成一致意见，所以依然各自为政。

在此后的十余年里，两校的四个创办人——美国基督教公理会、长老会、美以美会和英国公理会，曾多次商讨联合办学的事宜，但每逢讨论到学校的名称和校长人选等问题时，双方总是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致使合并的事情几经周折、起起落落，终因矛盾太大，难以融合而不得其果。

直到1916年6月3日，在一些热心人士的一再协调下，几个教会组织总算达成协议，在纽约和北京分别成立托事部和校董事会，负责解决联合办学的有关事宜。主持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学院校务工作的传教士们，重又坐到谈判桌旁，再次把两校合并的问题列入议事日程。

谁知一年过去了，联合办学的事依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其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给新学校取名和选址的问题上。由于汇文大学从刚成立时起，就一直用“Peking University”为其英文的校名，新学校筹建时，暂任代理校长的前汇文大学校长刘海澜博士坚持新校要保留“汇文”的中英文名称，并提出要在紧靠着原汇文大学校址的地方建新校园。这个提议自然遭到华北协和学院方面的强烈反对。

其实，无论是汇文大学还是华北协和学院用当时的标准来衡量，都只能算是一般的“小神学院”（此是司徒雷登的原话，作者按）。晚于这两所学校成立的京师大学堂，于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并正在迅速发展。相比之下，这两所“小神学院”的各方面条件都相去甚远，根本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但这两个学校的负责人又都十分自负和固执，为给新学校取名吵得不亦乐乎。

对此，司徒雷登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传教士们正为他们自己的校名争执不下之际，一所中、英文都叫做“北京大学”的国立大学已经创立，并很快蜚声中外。……两个教会团体之间妄图把理应属于中国人的北京大学的校名安在他们默默无闻的小小大学头上的争吵，实在令人好笑，因为那些中国人正在使这一名称成为他们国家的知识源泉。

面对陷入僵局的谈判，暂任代理校长的刘海澜一筹莫展。在回天无术的情况下，他只得把矛盾上交给设在纽约的托事部，由他们来做评判。

孰是孰非，托事部也难以做出令人折服的判断。

在总结了以往的经验后，托事部成员一致认为，只有重新任命一位与汇文大学和协和学院都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担任新校的校长，才有可能打破僵局，使濒临夭折的联合办学计划得以继续实施。

消息传出，托事部不断收到各种人物寄来的推荐信，而这些信中数举荐司徒雷登的人为最多。其中不乏资深的传教士和海外传教运动的元老。

1917年，学生志愿运动的领袖罗伯特·斯皮尔（Robert E.Spear）在信中谈及新校长人选时这样写道：

依我的判断，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学（当时燕京大学的英文名称）的最佳人选。实际上，南京神学院倚重方殷，我们原不该放他离开那里。只是北京的职位久悬，使我们不得不有此一议。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士中对于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

同年，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一任干事布罗克曼（E.S.Brockman）也给予司徒雷登高度的评价：

司徒的才具足以领导任何教会的教育机构。他生于中国，此事其他同僚望尘莫及，中英文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双。他的心灵亦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北京大学中能调和中外，折中新旧思想。

的确，在南京生活的11年当中，动荡的时局、扑朔迷离的政治风云和金陵古都特有的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氛围，把司徒雷登锻造成一个地道的“中国通”。此时的司徒雷登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南京官话，还对中国官场的人情世故和各种繁文缛节了如指掌，运用自如。加之他性情温文尔雅，待人坦率真诚且热情，不仅在同事和学生中很有人缘，而且使他比其他美国传教士更易于被中国人接受。无论与什么样的中国人打交道，他都能以其儒雅和平易近人的风度获得对方的好感，并因此结交了不少中国朋友。同时，他也初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传教观和教育观。

当然，如果仅凭上述优势，司徒雷登还不足以被人们认为是新校长的最佳人选。更令人称道的是在金陵神学院期间，他曾在成功地协调学院内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个宗教派别的纷争中，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调解矛盾和组织领导才能。他开门见山和开朗达观的性格，也受到人们的普遍好评。

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衡量，特别是在教会权威人士的极力推荐下，纽约托事部和校理事会一致认为司徒雷登确实是校长的最佳人选。他们看中的不仅仅是他的人品和学识，更看中了他所具有的平衡矛盾、缓解冲突、调和争端的能力。

1918年12月10日，一封由汇文大学理事会发出的邀请他去北京主持筹办一所新大学，并出任该大学校长的电报送到司徒雷登手上。

司徒雷登的生活再次面临新的抉择。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汇文大学的一位理事已经就司徒雷登是否愿意出任新大学校长的事，当面征求过他的意见，但被司徒雷登婉言谢绝了。已过不惑之年的司徒雷登不想改变他目前的生活。

11年的教学生涯早已使司徒雷登成为金陵神学院的一流教师和学者。在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他是个得心应手的行家；在社交圈子里，他也是个受人欢迎和尊敬的朋友。对于早有耳闻的汇文大学与华北协和学院之间的争端和矛盾，谁都唯恐躲避不及，已有好几个人先于他谢绝了任命。除此之外，正在着手进行的几项写作计划也是他不愿放弃现有的工作的原因。

当时，几乎所有司徒雷登的朋友都认为北京那边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反对他走马上任。只有后来成为燕京大学副校长的哈利·鲁斯（Harry Luce，中文名为路思义）博士对司徒雷登的新工作持赞成的态度。不过，他也提醒司徒雷登要先搞清楚经费方面的情况后再下决心，凡事三思而后行。

几个星期过去了，对司徒雷登寄予厚望的新校董事们仍然没有得到他的答复，不免都着急起来。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学院的代表分别给他写信，敦促他尽快做出决定。可司徒雷登本人对是否接受新任命依旧拿不定主意。他只勉强答应有时间去北京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在举棋不定和左右为难之中，新的一年来到了。

催促司徒雷登尽早北上的电报和信件不断寄来。接近1月底的时候，在再三推辞不掉的情况下，司徒雷登只好北上进京。

1919年1月31日，司徒雷登来到北京。

北京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严寒。凛冽的西北风挟裹着黄土扑面刮来，仿佛给在温暖的江南住惯了的司徒雷登一个下马威。

第一次与两校的代表接触，司徒雷登就意识到双方的矛盾远比他原先想象的要深得多。在给新学校命名的问题上，为了坚持各自的意见，两校的师生简直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针对这个情况，在与董事会成员见面时司徒雷登明确提出，如果两所学校仍然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清，他很难决定是否接受任命。

司徒雷登的表态显然发挥了作用。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学院各选出十名代表（其中五个外国人，五个中国人）在一起开会，以求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司徒雷登作为唯一的中间人被邀请担任会议的主席。会议一连开了三天。双方为了学校名称等老问题再次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时甚至顾不上吃饭和睡觉。从旁观者的角度，司徒雷登也看出他们都急于找出一个让两校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但终于因为积怨太深，又都陷在矛盾和派别斗争中不能自拔，所以吵来吵去也没有结果，终究还是不了了之。

然而，无论是汇文大学的代表，还是华北协和学院的代表，他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这就是如果他们的争论使司徒雷登拒绝出任新校长的话，两个学校就再也不可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了，他们联合办大学的愿望也就会彻底泡汤。

尽管对会议的结果十分失望，但在与两校代表的交往中，司徒雷登开始深切意识到，能在北京这样一座文化历史悠久的古都创建一所新式教会大学，将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他，则是两校联合的唯一希望。他有一种再次受到上帝召唤的感觉。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认识到，在新工作面前，他已别无选择。

再次与两校代表见面时，司徒雷登表示可以接受校董事会的任命，但条件是要由一些没有偏见的中外人士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对双方争论的问题做出决定。而这个决定双方都应把其视为最后的决议。

司徒雷登的建议立刻被接受了。人们似乎都松了一口气，整个会场的气氛也为之一变。大家都认为事情总算有了转机。

然而，令司徒雷登感到沮丧的是，重新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并没有拿出自己的最后意见，而是一味地要求争论的双方各自做出让步，结果使谈判又回到争论不休的老路上，很难预料何时才会有结果。2月5日，司徒雷登决定先回南京等消息。

一个多月后，校董事会和北京的朋友们一封封地给司徒雷登发电报，催他马上再到北京来一趟。

1919年3月下旬，仍对联合办学抱有希望的司徒雷登再次来到北京。

早春3月，江南已是桃红柳绿，莺歌燕舞的季节。北京却仍是风沙漫天，只是天气比前次暖和多了。在春寒料峭中傲然绽放的迎春花似乎预示着司徒雷登的此次北京之行将会有所收获。

会谈在北京崇文门盔甲厂原汇文大学内举行。当司徒雷登得知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学院之间的意见还是没法统一时，立刻开门见山地向双方代表提出三个解决方案供他们选择：

（1）把问题再次提交专门委员会，并遵守原先制定的原则；

（2）放弃为两校合并所做的一切努力；

（3）放弃各自坚持的意见，只为新学校的最佳利益着想。

司徒雷登特别强调指出，如果在这次会议上两校还是无法达成协议，那么他本人对联合办学的事就再也无能为力了。

司徒雷登的坚决态度和他提出的三种选择，无疑是一份最后通牒，使两校的代表们震惊不已。他们意识到如果不马上改变自己的立场，联合办学一事将被他们自己的固执己见而彻底断送。

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刘海澜校长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起来。要知道联合办学毕竟是他多年的夙愿，他不愿意就这样放弃。他当即站起身来流着泪表示：说什么也不能放弃联合的主张。过去他是最固执的一个，今后愿意改变立场，开诚布公地重新开始谈判。

刘海澜校长的话使会议的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双方一改原来那种剑拔弩张的强硬态度，都表示愿意以新学校的利益为出发点考虑问题。

听了大家的表态，司徒雷登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尽管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只要双方都有诚意，问题就好解决了。

关于筹建新学校的会议又持续开了一个多月。直到那一年的5月上旬才最终有了结果。对这一段往事，原华北协和学院校长、曾参与筹建并在燕京大学担任过教育系主任的美国学者高厚德（Howard Spilman Galt）博士在他1939年1月所著的《燕京大学的起源与历史》（Yenching University, It's Sources and History）一文中，曾引用当年的会议记录，做了较为详尽的描述：

4月11日（指1919年，下同），董事会采用“北京协和汇文大学”作为新机构的中文名称。

4月24日，董事会重新考虑美以美会代表提出的中文名称的四种设想及“预科”问题，未获结果。

4月28日，董事会开会决定成立一个使问题向前推进的专门委员会，但未执行。

5月8日，董事会会议取得如下三项决定：

（1）四个教会赞成董事会提议，由中国五位学者组成专门委员会，有权为大学选择一个新的名称，而不用协、和、汇、文四个字；着手选聘这一专门委员会成员。

（2）中文名称汇文大学仍保持使用到1919年6月30日止，在此期间它只用作公文上的名称。

（3）更名问题解决前，将不组织及支持“预科”，在问题解决后，“预科”问题将重新出现。但无论如何，在1921年秋季以前也不建立“预科”。

5月9日，董事会再次开会，采取了下列行动：

决议：对昨天会议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代理董事会做出报告一事，一致同意。

决议：由刘海澜博士向三个系的学生宣布董事会对校名和预科问题的讨论情况。

决议：以“燕京”作为汇文大学的新的中文名称，向专门委员会提请审定。

决议：邀请蔡元培、王宠惠、傅增湘、吴雷川及胡适参加专门委员会，审定由董事会向他们提出的名称问题。

5月19日，董事会另一次会议。秘书报告说，刘海澜博士就中文名称问题访问了专门委员会的中国学者们，蔡元培、傅增湘和吴雷川热烈赞成向他们提请审定的‘燕京大学’这一名称。胡适在上海未能见到，王宠惠不知现在何处。

会议记录中的寥寥数语仅记载了“燕京大学”这个名称是什么时候被认可的，而对于这个名称的由来并未做记录。据司徒雷登回忆，“燕京”这两个字当时是诚静怡博士提议用的。因北京是古代燕国的首都，“燕京”二字不仅寓意明确，而且富有诗意。所以轻而易举地就赢得了代表们的心，也得到专门委员会的赞赏和首肯。

新校的名称曾是两校合并问题的焦点。因此，这个问题一经解决，原先两所学校的代表也没什么可争的了，大家开始研究筹建新校的具体方案。

至此，司徒雷登才表示正式接受董事会的聘请，出任燕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