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联社的特邀记者

司徒雷登到金陵神学院担任教师的第三年，正好赶上辛亥革命爆发。

1911年10月10日，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了旨在彻底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武装起义。半月之内，武装起义的风暴迅速席卷南方各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势力迅速壮大，有15个省的清朝总督先后发表声明支持武昌起义，并纷纷脱离清政府的统治，成立了革命军政府。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很快，南京便成为革命风暴的中心。江苏都督程德全是革命的支持者。他拒绝向驻守南京的清朝军队提供军火，使其形同虚设，丧失了与革命军作战的能力。

对中国政局一向非常敏感的司徒雷登，在深感震惊的同时，也由衷地为这场革命而激动不已。武昌起义一爆发，他就向美国报道了这条消息，并密切关注着南京局势的变化，随时把在南京的所见所闻向国内做详细的报道。在报道中，司徒雷登也谈到了自己对这场革命的看法。他称辛亥革命是中国的“独立战争”，希望美国人能像看待美国“独立日”那样对待中国的革命。他写道：我们国家的诞生，特别是我们进行革命的经历、所确立的制度和我们的华盛顿，都已成为今天中国革命要实现的理想。

司徒雷登根据观察断定，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就得到中国南方各阶层人民的支持。无论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军队的官兵，还是学生和普通市民，都为革命的爆发而欢欣鼓舞。他还注意到虽然城里的外国人普遍对革命抱有同情，但一般都持中立的态度。

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一样，革命所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是政府的瘫痪和社会的动乱。那些惧怕革命的清政府官员和富商巨贾纷纷携带家眷出逃，引得许多害怕打仗的老百姓也跟着从城里逃到乡下躲避战乱。大部分商店都因此关门停业，只留下一两个店员看门，给抢劫者造成了可乘之机。

尽管每一天都能听到许多新的传闻，局势的变化也一时难以预料，但金陵神学院的日常生活仍然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1911年11月6日，金陵神学院为新宿舍楼工程的开工举行奠基仪式。司徒雷登与学院的其他教职员工一起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活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司徒雷登来到大街上观察局势的发展。他凭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通过与路人的交谈掌握了许多新的情况。

同一天，司徒雷登又向国内发去了有关报道。

他在报道中说：大约有60%的居民已经逃离了这座城市，有不少人在混乱中趁火打劫，当地的官员几乎放弃了所有使城市恢复秩序的企图，等等。他的报道成为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了解中国革命动向的重要途径。

几天后，南京的形势进一步恶化。一方面，清朝政府委任的南京总督四处派兵搜捕革命党人，滥杀无辜，致使剪掉辫子的人惶惶不可终日；另一方面，当地的军队首领完全倒向革命党一边，拒绝服从清廷下达的围剿革命军的命令，反倒指挥部下阻止对革命军的围剿。

南京城就像一个火药桶，局部战争一触即发。

11月9日，美国和英国驻南京的领事馆要求所有本国的妇女和儿童迅速从南京撤离。

金陵神学院宣布停课，紧急安排学生、教师和家属疏散。由于许多学生都是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有的学生早在刚听到革命爆发的消息时，就剪掉了自己的辫子，随时准备声援革命军，所以都不愿意离校。然而为了安全起见，司徒雷登仍然和其他教师一道，动员学生们离开南京，到安全的地方躲一躲，并组织了一个救助委员会，轮流护送学生撤离。

撤离工作持续了十几天，直到学生们全部撤到安全地方之后，司徒雷登才和美国驻南京的领事一起离开南京。几天后，司徒雷登回到杭州父母的身边。此时，他的父亲约翰·林顿·司徒已经是71岁高龄的老人了。

11月24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结束了在英、法两国的外交斡旋，在阔别祖国十六年之后，从法国的马赛搭乘一艘英国轮船取道香港回国。

12月2日，革命军占领了南京。南京城的秩序很快得到恢复。在革命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之下，长江沿岸的各大城市都先后被收复。

12月21日，孙中山安全抵达香港。

12月25日，孙中山乘的轮船在上海靠岸。

12月29日，各省的军政府代表在南京召开会议，正式推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决定把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从上海乘专列前往南京就职。数千人在上海火车站为他送行。专列在苏州、无锡等沿途各站均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整个南京城更是沉浸在节日般的气氛之中。南京市的市民群众为孙中山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当晚十点，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在南京江苏咨议局礼堂隆重举行。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同一天，孙中山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通告海陆军将士文》，阐述中华民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号召军队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革命。

一夜之间，南京成为全世界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和革命的中心。

鉴于前一阶段司徒雷登不断向美国国内发回有关辛亥革命的报道，美国联合通讯社特别聘请司徒雷登担任该社的战地通讯记者，负责报道中国政局的发展态势。

司徒雷登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得到这样的聘请。他意识到这个工作除了将为他的传教士生活增添许多意想不到的色彩外，还可以扩大他的社交圈子，为他创造许多与新政府领导人接触的机会。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一聘请，立即动身赶回南京。

据邵玉铭介绍，在一份没有注明日期的材料上记载着，美联社的人第一次与孙中山接触时，曾向孙中山推荐了一个英文新闻秘书，但孙中山本人选择的是让司徒雷登来担任这个职务。

在南京，司徒雷登以美联社记者的身份频繁地出席与共和政府有关的各种社交活动，不仅能经常见到孙中山，还结识了不少政府各部门的政要。他就是在那个时期认识了蔡孑民、王儒堂、王亮畴、周寄梅等国民党人士的。那时，约见共和政府成员，了解他们的执政方略，成为司徒雷登每天的主要工作。当他了解到新政府的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基督教徒，或至少接受过西方教育时，感到非常自豪。

虽然成立了临时政府，但离孙中山创立一个“民族、民权、民生”国家的目标还差得很远。其表现为：第一，新生政权没有得到国际认可，虽说南京政府成立后曾两次呼吁英、法、美、德、日等列强国予以承认，可都被置之不理；第二，北方的半壁江山还在清廷统治之下，这也是列强国等待观望的重要原因；第三，手中握有重兵的袁世凯不愿向南京临时政府俯首称臣。

1912年2月12日，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年仅5岁的爱新觉罗·溥仪迫于形势发表了退位诏书。统治中国286年的清王朝，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溥仪的退位，意味着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制度被彻底推翻。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为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才刚刚开始。不久，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风云在中国大地上掀起，司徒雷登则成为仅有的几个能与政府高层人物直接打交道的外国人之一，也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清朝皇帝退位后，袁世凯在北京又组织起一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南京政府抗衡。为了避免再起内战，孙中山从大局出发，于1912年2月13日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参议院于1912年2月15日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虽说列强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态度冷淡，可是驻南京的各国外交官对孙中山等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却非常友好，希望彼此间能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1912年3月，也就是在孙中山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两周之后，南京的外侨联合会与美国和英国的一个俱乐部共同发起为孙中山和他的家人、内阁部长和他们的夫人们，以及袁世凯在南京的代表唐绍仪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司徒雷登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这个酒会。事后，他在报道这个酒会时，对孙中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称孙中山是一位在新政权中享有极高荣誉的政治家，不仅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还为国家利益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作为美联社的特邀记者，司徒雷登十分关注中国时局的变化。面对着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他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同时也是以一个传教士的独特眼光，捕捉着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新闻和热点，并及时发回美国。

1912年4月1日下午，孙中山召开临时国民议会。在这次会上，孙中山发表了著名的辞职演说，正式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位于袁世凯。当时，司徒雷登是在场的唯一一位外国记者，也是唯一的一个外国人。这是司徒雷登第一次出席中华民国政府最高级别的会议，因而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事隔四十多年后，司徒雷登在回忆中对这段往事仍然记忆犹新：

我是1912年南京召开临时国民议会时在场的唯一一个外国人。在这次会议上，孙博士发表了著名的辞职演说。他说自己久居国外，不能胜任政府的行政工作。因此，他建议，由曾说服清朝皇帝退位的袁世凯就任总统，条件是袁世凯要保证拥护共和。孙博士的建议在他年轻的追随者们的激烈反对和老同志们的担心下勉强通过。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没有错，因为袁世凯日后在他家人和朋友的鼓动下，曾想自己做皇帝，只不过没有得逞。

孙中山在会上的讲演和他辞去总统职务的举动，从精神和行动两个方面对司徒雷登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知道孙中山之所以在担任总统四个月后就让位于袁世凯，完全是为了尽早结束南北方对峙的局面，达到全国的统一。

当然，那时的司徒雷登虽然是以美联社记者的身份参加新政府的各项活动，但他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传教士，其观察和考虑问题的立场总是离不开宗教的话题。例如会议之后，司徒雷登在介绍出席会议的人员情况时这样报道：“参加这次临时国民议会的代表90%接受过西方教育，25%是基督教徒，其中包括孙逸仙博士和总理唐绍仪。”他认为孙中山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代表，孙中山牺牲个人利益的行为，是受西方教育所致，更是基督教精神在他身上的充分体现。

孙中山宣布辞去总统职务的当天晚上，南京基督教青年联合会为他和其他出席临时国民议会的代表举行了一个招待会。这个招待会实际上是基督教青年联合会组织的一次宣传活动。他们邀请政府要员们出席晚会的目的在于向他们介绍该组织的宗旨，寻求政府对传教和基督教教育的支持。司徒雷登是这个活动的重要组织者。

孙中山和内阁部长们都出席了招待会。对此，司徒雷登评价说，革命领导人能出席这样的晚会，表明了他们对传教工作和基督教教育事业是同情和支持的。

在担任美联社特邀记者的半年多时间里，司徒雷登撰写了大量有关辛亥革命的报道。其中影响较大的几篇报道为：

（1）《南京的局势》（“Conditions in Nanking”, The Missionary Survey, January 1912, pp.165～166.）

（2）《亲历南京的战争》（“War Experiences at Nanking”, The Missionary Survey, March 1912, pp.387～389.）

（3）《革命后的南京与中国》（“At Nanking, China, After the Revolution”, The Missionary Survey, March 1912, pp.617～618.）

（4）《中国的国民大会》（“Meeting of National Assembly of China”, The Missionary Survey, July 1912, pp.664～666.）

（5）《为中国总统与内阁举行的酒会》（“A Reception to the President of China and the Cabinet”, The Missionary Survey, July 1912, pp.672～673.）

1912年秋季，鉴于时局已经比较稳定，南京的各个学校都相继重新开学。司徒雷登回到金陵神学院，继续做他的教学工作。这段当记者的短暂经历使他对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成为他涉足中国政治的开端。

从司徒雷登关于辛亥革命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当时他对孙中山以及孙中山所领导的南京革命政权是拥护和赞赏的。但是，随着中国形势的变化，司徒雷登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由支持孙中山转为支持袁世凯。

孙中山之所以不顾党内大多数人的激烈反对把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是指望他能依仗手中握有的兵权，支持共和政府，使革命的成果得到巩固和扩大。但事实证明，孙中山对袁世凯的估计是错误的。袁世凯是一个有着极大野心的人。他当总统的目的不是为了支持新生的共和政府，而是为了利用手中的权力，消除国民党在辛亥革命中的影响，建立他个人的封建独裁统治。

袁世凯上台以后，不仅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支持共和，反倒对南京政府进行大改组，解散了临时参议院，并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罢免了一大批辛亥革命中当上省长的人。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使原本就不稳定的政局更为混乱，把新生的共和政府推向濒临垮台的边缘。

1913年3月，袁世凯先是派人暗杀了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宋教仁，继而对参加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大开杀戒，从而导致孙中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当年6月，领导国民党发起了讨袁的“二次革命”。大权在握的袁世凯立刻派兵弹压。南京在几天之内，成为由黄兴领导的国民党和张勋领导的袁世凯势力交火的战场。而仍然肩负着美联社记者使命的司徒雷登再次“有幸”成为这一事件的目击者。

张勋的军队很快便占了上风，南京遭到战争的洗劫。司徒雷登在报道中详细描述了南京发生的抢劫及妇女遭乱兵奸淫的情况。

“二次革命”发生后，或在辛亥革命中曾经支持过孙中山，或保持中立的英、法、德、日、美等国政府，都转而支持袁世凯。因为从各国的在华利益考虑，他们不愿意中国发生新的动乱。

尽管司徒雷登曾对孙中山做过极高的评价，但他与在华的其他外国人一样，首先考虑的是本国的利益。加之他那时也很难看清袁世凯当时所扮演的反派角色，而只是被亲眼所见的暴乱和流血所困扰，希望中国能尽快回到法律和秩序中去，并认为只有现任总统袁世凯领导的中央政府，才能最终控制住局面。因此，他也曾写信敦促美国政府支持袁世凯。

司徒雷登认为，共和将要取得最后的胜利。美国有着极大的机会去表明他的同情心。他相信，袁世凯的“共和”会面临许多困难，美国应当帮助中国去达到真正的民主，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做到民有、民治、民享。

从美国政府方面来讲，无论是美国驻北方的代表威拉姆斯（E.T.Williams），还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国务卿威廉·布赖恩（William J. Bryan）都与司徒雷登的观点基本相同。

当时，所有的西方列强都希望中国进行改革，而不是搞流血的革命。

1913年10月，国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列强国先后宣布承认中华民国。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通令各省警备司令部追杀孙中山。孙中山被迫于8月逃到日本，再次过上了流亡的生活。辛亥革命的成果至此完全付之东流。

对于眼前发生的事，司徒雷登做出了自己的评价。他认为孙中山等革命者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国的国情还不是很了解。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并非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理解什么是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因此，实现民主政府的条件还不成熟。

在司徒雷登看来，袁世凯和孙中山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袁世凯是现实的，而孙中山是理想主义的。他认为维持一个国家的法律和秩序，要靠铁腕而不是靠理想。

司徒雷登的这个观点与美国政府当时所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北京做出宣布废除共和、复辟帝制的举动，才使司徒雷登如梦方醒，开始对其本质有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