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辛亥革命的硝烟中徘徊（1908—1918）

一、传教理念的转变

司徒雷登在南京一住就是11年。

从28岁回中国到四年后走上金陵神学院的讲坛，司徒雷登已经步入中年人的行列。尽管作为一名神学院的教师，他所教授的课程离不开神学、教会史和《圣经》等宗教内容，但他的身份却已经由一个纯粹的基督教传教士，转变为一名有影响的教育工作者。这为他日后主持创办燕京大学，进而成为一位享誉中外的教育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与此同时，随着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时间的推移，司徒雷登的传教理念也在逐步发生新的变化。

司徒雷登在金陵神学院执教的时期，正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鼎盛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从1901年到1914年，在华的外国传教士由1500人增加到5400余人；中国的基督教徒也由1901年的8万多人，增加到1918年的35万人。

大量新教徒的加入，使各教会组织认识到培养中国高级神职人员的迫切性。

在司徒雷登看来，金陵神学院与他的母校协和神学院之间的差距不仅仅在于教职人员数量的不足，更在于其学生素质的低下。

在美国，只有读过大学的学生才能进神学院学习，而且相当多的神学院学生都毕业于美国的各名牌大学。可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科举制刚刚被废除，西方式的高等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学毕业生如凤毛麟角，再加上中国老百姓中信奉基督教的人本来就不多，所以像金陵神学院这样刚成立的学校，根本不可能有大学毕业生来这里学习。

据司徒雷登回忆，当时金陵神学院高年级学生的知识水平只相当于新式的高中，低年级学生的知识水平只相当于一般的私塾，也就是比小学略高一些。

面对这样一些知识水平参差不齐的学生，教师授课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司徒雷登感到最棘手的问题是：在教学中怎样既能激发知识水平较高的学生的强烈求知欲，同时又不超出层次较低的学生的理解能力，使各类学生都能接受。为此，他依照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根据学生的水平和需要设计了一套教学方案。这样一来，他所负责教授的《新约圣经》便成为既实用，又简浅易懂的一门功课。

每天，司徒雷登都要给学生上四个小时的课程，其他时间除了备课以外，还要安排一些时间学习南京的方言，并阅读有关的教学参考资料。

由于教书和在农村布道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为了搞好教学，司徒雷登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用来学习新的知识。他收集了许多有关资料，并像一个探险家一样怀着浓厚的兴趣，在《新约》经文、历史和哲学的海洋里遨游。几年下来，他的学识有了长足的进步。

当他终于适应了金陵神学院的教书工作之后，他开始尝试着为一些基督教组织办的杂志撰写文章，宣传宗教信仰，并为《国际传教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和《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等刊物撰写专论，阐述他的传教理念。

为了方便中国学生学习希腊语的《新约圣经》，司徒雷登在教书之余编写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新约希腊语初级读本》（New Testament Greek），一本是《希腊语-英语-汉语辞典》（Greek-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这本辞典得到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会长、著名的基督教人士诚静怡博士的高度评价，在神学院使用了许多年。

此外，他还与同事陈金镛一起合作撰写了一部三卷本著作《圣教布道近史》（Lectures on Modern Missions）。

在金陵神学院，司徒雷登的生活过得充实而愉快。

与前些年相比，随着对中国民情了解的加深，司徒雷登的传教观念同其他一些在中国长期居住过的传教士一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期间，他曾被卷入宗教派别的斗争旋涡之中，由一个传统派的传教士，逐渐转变为现代派传教士的代表人物。

自基督教产生以来，在神学理论上历来存在着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教徒们也由此分为保守和自由两大派别，1910年以后，又被称为传统派和现代派。宗教理论的形成往往受到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制约，所以越是在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时期，不同派别之间有关神学理论的争论就越激烈。

世界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在探索自然界方面取得了惊人的发现，从而对诸如“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这样的基督教教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多数在神学理论上持保守主义观点的人把科学视做洪水猛兽，把崇尚科学的人视为异教徒，大加排斥和打击。而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则比较能够接受科学的发展，也能与坚信科学的人和平相处。因此，如何看待科学便成为两派争论的焦点。

美国的基督教自由派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与保守派死抱着一成不变的宗教理论所不同的是，自由派们更强调上帝的内在性。他们认为，只要每一个宗教形式或派别之间都怀有一种共同的宗教感情，彼此之间就可以相容；不应以信仰上帝的外在形式决定一切，而应对造成不同信仰的历史和文化原因予以理解。

在海外传教的问题上，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争论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在中国的传教士也受其影响，同样分为保守派和自由派两个阵营。

在从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的近五十年里，在华的外国传教士都把在中国传教看做是“白人的责任”，并相信武力是使中国进一步打开大门的有效方法。如英国传教士亚历山大·米基（Alexander Michie）在他1892年出版的《中国和基督教》（China and Christianity）一书中写道：“我们西方国家对中国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她并未追求我们，而是我们追求她；她并未把她的宗教或政策强加于我们，而我们则强加于她。在这种关系中，正义的责任应该在强者一方，并通过他们将自己的意志施予弱者。”这使基督教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赤裸裸的理论和思想武器。

到20世纪初，许多教会人士开始对传教事业与经济扩张和使用武力的关系提出疑问。如著名神学家亨利·丘吉尔·金（Henry Churchill King）就曾指出：“经济扩张和宗教扩张是相互影响的两个不同的事物。当两者关系倾向于经济扩张一边时，就会损害宗教的发展。”尽管他也认为在东方传播西方文明是一件好事，但西方借助武力把文明引入东方“显然违背了由此引进的这种文明的基本原则”，并预言“西方早晚要为自己的压迫行为遭受惩罚”。

亨利·丘吉尔·金的观点当时得到许多在华传教士，特别是一些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传教士的认同。

这一时期，在华传教士传统派（即保守派）和现代派（即自由派）的分歧还体现在教会教育的指导思想上。

司徒雷登在华传教的头十年，正是在华传教士的教育思想发生变革的时期。

由于传统派历来把传播福音、发展更多的人信奉基督教看做是教会的首要任务，认为传教士的责任第一是布道，第二是布道，第三还是布道。因此他们把传教视为办教会学校的唯一目的，认为教会学校的任务就是“以宗教作为教育的核心”。因此，他们把宗教课程和做礼拜列入学生的必修课，并把发展教徒数量的多少作为衡量传教成绩的首要标准。

而现代派在办教育时，更多的则是注重培养学生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为社会服务的技能。

当时现代派教育家的代表人物、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Erancis Lister Hawks Pott）曾在1917年召开的“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董事会”第三届年会上，以大会主席的身份做了一个《我们工作的目的》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

培养有用的公民乃是我们与政府办的学校的共同目的。我们应当成为政府学校的辅助机构，帮助政府完成这个目的。……

现代派认为教会学校的基督教特点主要应表现于它的精神和目的，而不应只看其宗教课程开设的多少及是否一定要强制学生做礼拜等形式上。鉴于许多教会学校的宗教课程和礼拜仪式已变成枯燥的例行公事，甚至引起学生的反感，现代派主张应该减少宗教必修课的数量，通过学校的气氛和教师的人格力量，用基督教的精神感染学生。

现代派传教士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詹姆斯·丹尼斯（James S.Dennis）在1897年出版的题为《基督教与社会进步：关于外国传教的社会学研究》（Christian Missions and Social Progress:A Sociological Study of Foreign Mission）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现代派更注重传教社会效果的观点，即：传教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拯救个人，而是为了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他以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为例指出，传教士在中国不但要布道，还要消灭诸如女人裹小脚、男女不平等之类的恶习。

而丹尼斯的观点在传统派看来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对传教目的看法的不同，导致了传统派与现代派在选择传教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传统派不顾基督教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严重冲突，强调必须用基督教文化取代当地文化；而现代派则主张对不同的文化应更多地给予理解和尊重。

1900年，美国现代派神学家威廉·纽敦·克拉克（William Newton Clarke）在他所著的《基督教传教研究》一书中谈到这个观点时特别指出：中国目前的社会人文环境是两千多年历史的沉积，因此不可能完全用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去取而代之。西方传教士可以将基督教“移植”到中国，但以后如何发展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当时，许多对中国国情比较了解的在华传教士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如美国传教士、东吴大学校长安德森（D.L.Anderson）在1909年召开的“中华教育会”第六届大会上，做了一个题为《教会学校与政府的教育体系的联系》的演讲，特别强调了基督教教育应“中国化”，应尽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他说：“基督教教育的成功是与保留儒家的好的和真的东西分不开的……基督教不是反对中国过去圣人所传的真理，而是完成它。”

在如何看待中国人担任教会工作人员方面，两派的态度也截然不同。

保守派以保持教会的纯洁性及中国的教会工作人员尚不成熟为理由，反对让中国人在教会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而现代派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基督教的传播之所以在中国发展缓慢，与教会组织的领导层中缺乏中国人有直接的关系。

在分析西方传教士的那一段历史时，人们都把司徒雷登看做是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的代表人物。对他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职期间的立场，司徒雷登自己是这样评价的：

一个在神学院里就职的人，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诸如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是正统派还是现代派的争论。按我所受的教育和与教会的关系来看，我是属于前者的；可是，由于我对后者抱有同情心，再加上经过客观的研究之后，我便对后者的见解持支持的态度。

可见，当时司徒雷登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左右摇摆的状态。从感情和理论上来说，他是属于保守派的，但是从他的一些言行上来看，他的传教理念已经不同于保守派，而是与现代派如出一辙了。

例如在如何看待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目的上，司徒雷登并没有像保守派传教士那样眼光只盯着如何使不信上帝的人能够信奉上帝，他更看重的是中国潜在的发展前景。

如在《圣教布道近史》这本书中，司徒雷登特别指出在中国传教应注重的两个问题：第一是要拯救受苦的中国人；第二是要用足够的时间去训练他们掌握一定的工作和谋生手段。

再如1915年，司徒雷登在“美国长老会第四次平信徒传教大会”上做关于中国问题的讲演时，首先指出的不是中国有多少人不信基督教，而是其在国际事务中将发挥的作用。例如他谈道：

中国有四亿人口，在未来世界所发生的事件中，他们必须被考虑进去。……他们的人口还在增加，在形成本世纪和下个世纪的历史上，他们将产生巨大的、很可能是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教会学校的办学目的，司徒雷登的看法更是与现代派基督教教育家的观点完全一致，并在担任燕京大学校长时，使这一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达到了统一。

司徒雷登一向认为，一个人对某些事物的看法和其对学术研究的见解与他的宗教信仰是两回事。在宗教团体内部，根本没有必要把因受本人学识和环境影响所产生的不同意见当做违反宗教信仰来大加反对和干涉。

司徒雷登的这一观点又恰恰与早期自由主义所持的理论不谋而合。他自称他的这种观念早在他在弗吉尼亚协和神学院念书时就形成了，但由于他对老一辈教友的信仰和品行抱有本能的尊重，加之相处久了彼此之间有了感情，所以总能使不同教派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

在金陵神学院，尽管教职人员普遍接受的都是传统的教义，但仍然遭到南长老会苏北教会那些顽固坚持认为自己才是“最纯粹”的传统派神学立场的人的批评和怀疑。那些人甚至对神学院的成员逐一进行调查。有些教职员仅仅因为对持不同神学观点的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而一再遭到责难。由于司徒雷登从中做了不少工作，并坚持以平等和友善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从而使神学院内部人员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相互信任的和睦关系。

但是，司徒雷登并没有因为他的“中庸”而摆脱教会的派别斗争。他的许多与现代派异曲同工的言论，成为保守派用以反对他的武器，并使他在就任燕京大学校长之后，陷入一场激烈的宗教派别斗争。有关的情况将在本书的第四章中详加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