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根据现有的数据显示，明清城市集体行动在时间的分布上，集中在几个高峰，即明朝万历年间（1590、1600年代）、明清之际的崇祯到顺治年间（1640年代）以及清朝的雍正朝至乾隆初年（1720到1760年代）。这样的趋势可能与城市化、人口成长、经济萧条与否，以及政府财政盈亏的趋势有相当的关联性。但是也不能完全用其中任何一种趋势，来解释城市集体行动的原因。因为现有的数据显示，有些趋势与城市集体行动不大相合。例如：粮价的最高峰往往不是城市集体行动的最高峰；城市化在明清之际衰退，但是这时却是城市集体行动的高峰；清代在雍正乾隆年间财政状况转好，但是城市集体行动却反而比以前多。所以城市集体行动，并不能由单一因素来解释。

在城市集体行动的类型变化上，我们可以发现明清最大的差异是，在明代反抗型的集体行动占多数，但到清代，则是以前摄型的集体行动为主流。尤其是明代反政府财经政策的集体行动最多，但是清代这类事件则很少，反而是主动要求官府改善措施的这类集体行动较多。这种转变，反映明与清政府统治能力的差异，即清政府的统治机器要超越明代，更能将公权力渗透到社会底层，使人民逐渐接受外族统治的政权。整体看来，造成城市集体行动的原因中，以民生经济的议题为多，而且排名第一的是抢粮与阻米暴动。可见粮食问题仍是城市经济最大的威胁，且反映出城市人民对贫富差距的不满。

城市集体行动发生的地点，就行政阶层来划分的话，愈下层的行政层级，集体行动事件愈多，即县城发生的事件最多，其次是府城、省城与都城。但论事件的规模，则行政阶层愈高的城市，事件规模愈大。在地域的分布上，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江西与福建等地，这些地区亦是明清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另外，还有一些特点，如北京在清代城市集体行动的事件就比明代要少多了，这反映出清代对京师的控制要比明代更严。而部分地区在类型上的变化，也颇值得注意。如明代湖南城市集体行动少，而清代则增加许多，而且多是米粮暴动；福建情形也与湖南颇为类似。这都反映出从明至清，各地城市都发生了严重的粮食问题。

在规模方面，明代千人和万人以上参与的城市集体行动，事件数目和占总数的比例上要比清代多。大规模事件多发的地域，也是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再次反映出区域性的差异。

由本章的讨论可以知道，明清城市集体行动有各种不同类型，而且有其变化，并不能用单一的因素来解释事件的发生原因，所以本书的下篇，将依各个类型加以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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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201-202。

(2) 参看中山美緒：《清代前期江南の物價動向》，《東洋史研究》卷37号4（1979），页77—106。

(3) 米价趋势见，Yeh-chien Wang, "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Yangzi Delta, 1638-1935," in Thomas G. Rawski & Lillian M. Li, eds.,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35-86. Yeh-chien Wang, "Food Supply and Grain Price in the Yangtze Delt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 Academica Sinica, 1989), pp.439440。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页721—722。有关粮食价格之问题在第六章还有进一步的探讨。

(4) 财政盈余的原因，从正常的情形来说，不外是当年的战事缓和（如虏患未炽之时或大征战之后），或理财得当（如万历初年张居正和崇祯初年毕自严执政时）；从不正常的情形来说，有时增税加赋之后岁入（可能仅是数字上的）突然上升，或因中央政府拖欠不发，以致岁出在数字上较为降低。明末岁出年年增加，尤其在与满洲军队胶着缠斗之后，自万历四十八年（1618）至崇祯三年（1630），岁出银数约由六百余万两增至一千万两多；自祟祯四年（1631）至十六年（1643），更由一升一百余万两增至二千余万两。参考全汉升，李龙华：《明代中叶后太仓银岁入银两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卷5期1（1972），页123—157；《明代中叶后太仓银岁出银两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卷6期1（1973），页169—244。另外可参考Ray Huang, "Fiscal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Charles O. Hucker, ed.,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Seven Studies (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111-112。

(5) 刘翠溶：《顺治康熙年间的财政平衡问题》（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研究论文第一七七种，1968），页27—36，155—157释。

(6) George Rudé, The Crowd in History: A Study of Popular Disturbances in France and England, 1730-1848(New York, London, Sydney: John Wiley & Sons, Inc., 1964),pp.62-63.

(7)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Mass.: Addison Wesley, 1978), pp.148-149.

(8) Charles Tilly, The Rebellious Century, 1830-193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253-254.

(9) 如明人李腾芳《湘潭戌兵议》云：“凡壤地之接连湘乡、宁乡、衡山、醴陵者，其市镇山泽向为盗出没之处。”参见（清）罗汝怀编：《湖南文征》（光绪年间刊本），卷一一《议》，页25。

(10) Gilbert Rozman, 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276.

(11) James W. Tong, Under Heaven: Collective Violence in the Ming Dynasty (Stand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4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