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城市集体行动事件的数量与时间分布
在明代后期至清代前中叶，在城市发生了大大小小，为数众多的城市集体行动事件。在此搜集了城市中所发生的集体行动事件共有458件，以阐明这些事件在时间上的分布情形。其中明代的有158件，清代的有300件。以下将这些事件以十年为一单位列为表3，并绘为图1：
表3 明清城市集体行动事件数量时间分布
图1 明清城市集体行动事件数量时间分布
由表3及图1中，可以看到明清城市集体行动数量变化的趋势，在时间上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1）明朝万历年间（1590、1600年代），（2）明清之际的崇祯到顺治年间（1640年代），（3）清朝的雍正朝至乾隆初年（1720到1750年代）。
这样趋势的背后，是否有一个共通的原因带动城市集体行动？在导论中曾提到查尔斯·蒂利研究欧洲近代集体行动事件发生的频率，尝试探讨这类事件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和国家机器形成等因素的关联性。明清史学者看待朝代循环的问题时，较倾向从国家财政经济与人口压力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动乱的问题。当然，明清时期并未发生资本主义工业化，但是上述的其他要素，都可能与集体行动事件发生有所联系。明清的城市集体行动事件之所以频繁，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或是人口变动的影响？经济景气的波动情况是否也会带动集体行动？与国家的财政是否相关？这都是值得探讨的几个因素。
若与城市化的趋势相比较的话，前一章已提到明清城市化的发展，明代是在嘉靖以后，清代则是在雍正乾隆年间，与上面看到明清城市集体行动数量变化的趋势也颇为吻合。但是明清之际，因为天灾人祸而使城市经济萧条，而城市集体行动并未减少，反而增多，显见这时期的城市集体行动并不是简单地用城市化所能解释的。
明清以来人口的压力颇大，这是否也会影响到城市社会，因而助长了城市集体行动之风气？关于明清人口成长的趋势，何炳棣与Perkins的估计可见表4。表中显示明清人口的成长与城市化的趋势相合，在时间上同样是在万历年间与乾隆以后，人口达到高峰，在明清之际则是人口下降。明清时期的城市化与人口成长两者的确是有间接的关系，因为城市内的手工业部门解决了明清以来人口过剩的压力，许多农村过剩的人口迁移到城市来就业。(1)与前述之城市化也有同样的现象，即在明清之际人口减少时，仍见到城市集体行动增加的现象。所以这时期的城市集体行动频繁的原因，也不是单一的人口因素所造成的。
表4 明清人口估计
资料来源：Dwight H.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 1969), p.216.
至于经济的景气波动，是否会带动城市集体行动呢？假若以物价的波动作为经济景气的指标来看，根据学者的研究也显示，米价与其他粮食价格之波动颇为相近。(2)若以米价来代表粮食价格，将米价波动趋势与城市集体行动事件之数量趋势相比较，(3)则可见明后期至清中叶米价有两个高峰期，分别是1640年代与1760年代，前者与明清之际城市集体行动的高峰一致，但后者在时间上与清代城市集体行动的几个高峰并不完全吻合。由此可知，经济之萧条与否，虽与城市集体行动的发生有关联，但并非完全吻合。即使如城市内所发生的粮食暴动，与粮食价格波动的关系最为密切，但恐怕也不能完全以粮价波动来解释粮食暴动的发生。（更详细之讨论见第六章）
政府的能力也可能是制约城市集体行动的原因之一。如果以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作为衡量政府能力的指标的话，明清政府的财政能力是否也影响到城市集体行动的发生呢？先以明代政府的财政情况为例，就明代中叶后户部太仓银库历年岁出入的盈亏数字看来，在正德十三年（1518）以后，除了万历五年（1577）、二十一年（1593）、三十年（1602）、天启五年（1625）、崇祯四年（1631）及七年（1634）等七个年度尚有盈余外，其余都不能完全支付当年的岁出而产生财政赤字。赤字的出现表示财政上入不敷出。虽然自明中叶以后，户部太仓岁入银数长期递增，但仍赶不上岁出上升的速度。(4)明代后期所以会出现大量的城市集体行动，尤其是明末常出现许多反对政府财税政令的城市民变，或许与政府财政失衡，又造成财经政策的错误，导致民怨有直接的关联性（参见第九章）。
但是清代的情形则又不同。就清代政府的财政收支方面来看，“地丁”是清政府最主要的税收，但在清初因为军饷浩繁，国用处于不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康熙早期。在地丁已不敷国用的情形下，清朝政府遂借由增加盐课、关税、富商捐献，以及规定地方存留尽解中央的方法来增加收入。康熙二十二年（1683）时三藩之乱已平定，台湾也归入清朝版图，兵饷已不再成为财政的重大负担后，国用也渐渐富裕。从户部的库帑观之，康熙四十一年（1702），户部库帑有四千五百万两；康熙四十八年（1709）有五千余万两；至雍正年间有六千万两；乾隆四十五年（1780）更高达七千余万两。(5)可是对照清代城市集体行动发生的时间来看，城市集体行动的高峰集中在顺治年间，以及雍正至乾隆年初年，前者是清朝财政吃紧的时期，而后者却是清代财政宽裕的时期。由此可知，清代政府的财政能力与城市集体行动不见得完全相关。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明清城市集体行动并不能由单一因素或动机来解释。因此在本书下篇的各章中，将分别处理各种不同因素所造成的城市集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