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拉施都丁所说的《金册》，未见于汉文文献记载。但它极有可能就是用泥金粉汁书写的元朝诸先帝《实录》的蒙文译本或其节译本。

至元十三年（1276年）六月，“诏作平金、平宋录，及诸国臣服传记，仍命平章军国重事耶律铸监修国史”。又据《元史·王利用传》，传主在至元年间“与耶律铸同修‘实录’”，时在他“奉旨程试上都、隆兴等路儒士”之后。元廷差官对儒户实行大规模的甄别考试，完成于至元十三年三月。足证“本纪”所谓“监修国史”，实指撰修“实录”而言。元制不置“日历”、“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以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一帝崩，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元为前四汗补修实录，始见于此时。十年之后，即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翰林承旨撒里蛮言：‘国史院撰修太祖累朝实录，请以畏吾字繙译，俟奏读然后撰定。’从之”。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司徒撒里蛮等进读祖宗实录。帝曰：‘太宗事则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给，宪宗汝独不能忆之也？犹当询诸知者’”。二十七年六月，“大司徒撒里蛮、翰林学士承旨兀鲁带进《定宗实录》”；同年十一月，又有撒里蛮与兀鲁带进《太宗实录》的记载。这里说到的“祖宗实录”等语，无疑是指国史院所修汉文“实录”的“畏吾字繙译”而言。史文没有具体提及《太祖实录》，但既然撤里蛮在奏议中明言拟翻译的是“太祖累朝实录”，它恐怕是有畏吾字蒙文译本的。或许它就被包括在至元二十五年二月由撒里蛮进读的“祖宗实录”之中。不过因为世祖听读后没有对它提出什么修改意见，所以后来对此少有言及。前四汗的“实录”，并没有类似“日历”、“起居注”那般完整的原始记录作为依据，因此它的篇幅远不像后来的“实录”那么大。把它们全篇译为蒙古文，还不算是一项太大的工程。

元世祖“实录”的修撰，在他去世后不到半年就动工了；次年（元贞元年，1295年）六月，“翰林承旨董文用等进《世祖实录》”。元贞二年十一月，“兀都带等进所译太宗、宪宗、世祖实录”。是知当日对蒙文本的《太宗实录》又做过一次修改；《宪宗实录》的蒙文本大概也完成于此时；而《世祖实录》的篇幅太过庞大，实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全文翻译出来，其所指当即以下就要说到的蒙文节译本而已。

修订前四汗“实录”最终告一段落，要晚至元成宗后期。大德七年（1303年）十月，“翰林国史院进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实录”。史文没有明确交代这究竟是在说“实录”的汉文本抑或其蒙文译本。不过此中意思，仍能从稍后的一条相关记载里揣摩出来。大德八年二月，“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进金书《世祖实录》节文一册，汉字实录八十册”。撒里蛮是蒙译诸朝实录的自始至终的主持者。由他进呈的“金书《世祖实录》节文一册”，必为蒙古文译本无疑。由此可以明白以下两点：其一，翰林国史院于大德七年十月与次年二月所进呈给皇帝的，显然属于按同一编写方案与体例先后写定的事关两个不同时段的实录。因此，前一次所进“五朝实录”，也应像后一次那样包括汉文原本及其蒙古文的翻译本。其二，实录的蒙古文译本，应该都如同《世祖实录》的蒙文节译本那样，是用泥金粉汁来书写的。

综上所述，拉施都丁在伊利汗国看到的宫廷密档《金册》，其实就是由元朝大汗颁发给黄金家族各支后王的“金书”实录蒙译本，就《世祖实录》而言则是其蒙文节译本。它的编写始于1287年，而最后完成于1303年。由是推知，称元太祖为“成吉思合罕”的“秘史”文本，其形成必晚于1303年。这个文本远不止改“成吉思罕”为“成吉思合罕”而已。蒙古部的祖先，包括在《金册》中已被升格为“合罕”的俺巴孩、忽图拉，以及尚未被《金册》改称为“合罕”的合不勒、也速该等人，在《秘史》的这个文本中都被赫然赋予“合罕”的地位。克烈、乃蛮等部的首领本来已有“合罕”之称，现在却统统都被降格为“罕”。亦邻真曾举“汪罕被写得简直是个草原哈姆雷特”为证来说明，“《秘史》对有些事件和人物的描述，与其说是历史的记录，不如说是文学的创造”。从对“汗”与“合罕”称号的对位移易中，我们再次看到，对胜利者的偏袒，是如何被“层累”地积淀在历史书写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