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清华园里的攻读

1 三载寒窗

我插班大二，进的是法学院的政治学系。虽然“法学院法律学系，于大学成立之时规定暂从缓设，以后也无从成立，直到抗日胜利。但学校对于法学理论之研究极为重视，认为法律课程为其他各系（如政治学系）所至关者甚多”；所以校中对于法律师资的延致、法律课程的设置，致力于维护与增设。我在政治学系三年修习了传统的政治学课程。另外，我还选了经济系的财政学、经济思想史和银行会计学三门课程以及一般院校法律系应开的几门主课。在清华读书完全改变了我在中学的习惯。可以说，我完全放弃了少年人的那种浪漫习气，专心致志于基本功之训练和修养之提高。这二者既是学校办学的方针，也是我自始至终自我培植的着力处。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思想和兴趣有明显又无根本的变迁。第一是读书和爱国的矛盾统一，第二是专业的选择。

蔡元培先生有句名言：“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这句话是针对当时常有关于学生爱国运动问题的辩论而说起的。我似乎就把它当成圭臬了，既致全力于“死读书”，又以胸怀大志，充满热血的一片“爱国心”自勉。

在当时（1932年秋至1935年夏）的年代里，外患紧迫，强敌入侵，国难方殷，日深一日。我年复一年地处于不知能否继续学习下去的忧患之中。学校的方针似乎不是鼓励救亡图存的爱国青年，而是奖励埋头读书的学生。1933年我荣获了纪念清华学校第二位校长周寄梅先生奖学金。同年“上海宁波同乡会”如出一辙，将筹建“四明大学”的全部基金发放到全国各大学中，奖励成绩优秀的本乡学生。这两笔钱相当于沪江郑老师答应的做生物学助教的报酬。我的“时虞匮乏”的负担终于放下了，于是我就利用暑假写了几篇文稿投到《东方杂志》、《新中华》等刊物上发表，进一步增长了我先读书后救国的思想感情。另外，自从国共分裂以后，国民党愚民以逞封锁消息，在我们一千多个学生中，大多数都成了不问时事、超政潮而独立的“桃花源”中人了，的确是在一心一意地读书和听课，接受基础知识的训练。其间也有一阵子“驱逐某某教授”的煽动性风声四起，但从来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当年清华政治学系正是最昌盛繁荣的年代，张奚若、钱端升、萧公权、浦薛凤、沈乃正、陈之迈等先生都是国内有名望的饱学之士。另外还有蒋廷黻、刘崇宏、陈岱孙等有关系科的名教授给我们上课，哪有时间和热情去过问不知内情的所谓“国共之分”、“地方中央”之争。在水木清华的校园里，我学习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洛克、霍布斯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边沁、密尔等人的议会制度，英、美、法、德、瑞士等国的政党政治。宪法、行政法、国际法以及经济系和历史系的一系列课程，充分满足了我的求知欲。

我在清华研习的课程确实是西学多于国学，但我并没有一点忽视国情的意思。从30年代起，我已立下了宏愿，就是要为贫弱的祖国造就一大批遵纪守法、效率卓著的行政人员，并深信现代化的“公务员制度”只有在“民主”和“法制”的框架中才能建立起来并予以发展。这个理想直到目前（1993年）也还没有实现，但我从没有放弃过。为此，我在大学毕业以前就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与楼邦彦君合著的《欧美员吏制度》，另一本是《北平市民营公用事业之监督》。前者于1935年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后者作为本科毕业论文被保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最近取出复印一册，送给了“中国行政管理协会”，作为“纪念”也好，作为“参考”也好，总是青年人一番尝试，我想或许有助于今日仍在彷徨的年轻大学生。

毋庸讳言，我确实有过“先把自己铸成大器”的狂妄思想，复有“出人头地”的竞争意识。我承认自己的思想水平不高在于缺乏“阶级分析”的能力，那是自然的。我生在动乱的年代里，“五四”运动兴起之时，我才十岁，所受到的影响多半是胡适之先生的思想，连梁启超先生的思想也微乎其微，至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则早已成为官方的装饰品，谁也未予重视。及至进了清华，综观我当时的思想面貌，实属甘居中游。我既无武装革命的愿望与勇气，也不相信光靠标语口号、上街游行就能救中国于亡国灭种的灾难，所谓“挽狂澜于既倒”。我只知道一心读书，首先充实自己，才能以言兴邦，以文振华。我受左翼文学如苏俄那类的影响少，受右翼文学胡适和易卜生那类的影响多。为此我这样的人在解放后思想改造中所遇到的障碍甚多，任务也特别艰巨，是超过任何一代人和任何一种专业者的，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乐意接受批评和改造；也正因为如此，我也愿意自甘消亡。但我必须凭心指出：这种悲剧性后果不是我先天性的过错，首先是我所处的环境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片面性、有限性的必然结果。不过我想，当时这样做，如果能一直做下去，至死不变，忠于历史，忠于自己，忠于社会，也不失是“一个人”的生活了。

2 清华学子的使命

当我进清华之前十年，有几位清华前辈访问当时在清华国学研究所任教的梁任公先生。向他请教：“清华学生所负担的使命是什么？”梁公的回答很能说明当年在青年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也能说明我所苦思的问题，故我录之以飨读者。任公答曰：

“美国物质发达，她是时代的骄儿，她的经济毛病最重。我们中国现在物质方面是很落后的。我们大家都在大声疾呼提倡实业，然而实业发达后结果如何，我们也要仔细想想。我们在发达物质生活以前，一定要资本；我们移植西方的资本主义来，到底是不是个办法？我认为我们不应当蹈西方的覆辙，然则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移植么？如此我们的物质方面便是不发达，也是药不对症。美国所犯过毛病最大，所以影响到一切。她的教育过于机械，实利主义太深了，所以学校教学生总是以‘够用了’做标准。只要够用便不必多学，所以美国的学问界浅薄异常，没有丝毫深刻的功夫。因为实利主义太深，所以时刻的剖析异常精细，如此好处自然有，我现在不必多说，而他坏的方面就是个‘忙’字……这种实利主义的又一结果是将人做成一部分的人；我们中国人做人向来是做一整个的人的，他固然有混混沌沌的毛病，然而只做部分的人，未免辜负上帝赐予我们每人应享有的‘一个人’的生活了。我以为清华学生应当谋这些极端的贯通融洽，应当融合东西文化，不要只代一面而做宣传者。”

梁任公先生在1923年向清华同学说的这番话，直到1983年才成为我前进的方向，整整六十年我做的是“一部分的人”，到现在最多也只能说是“一个人”的生活，虽然我时刻提倡要做个“真正的人”，也就是美国学者伯尔曼所说的“整个的人”，去思考去感受。看来，我经常向年轻的访问者谈“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仍属皮毛之见。其实，“做人”和“做学问”是统一的。

在我即将毕业的那一年，前清陈宝琛太傅的孙子在奔丧返校后向我们讲述了他祖父在弥留之际向他的儿孙们所说的一句话，对我的影响极大。

“你们中间有本事的就去做点科学研究，没有本事的就去做点小买卖，千万别做官。”这句话，直到现在还在我耳边响着，使我受用一生。

虽说我以“文官制度”为专业，尽管我曾一度涉足国民政府，然而我却从未有从政或做官之意，并从未陷入于这诱人的境域。

《圣经》记载说，魔鬼又带他（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罢。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

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两者的界限在实践中往往模糊不清。毕业时在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是由前辈推荐到研究机关里从事有关专业研究，比如说到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所或是资源委员会的经济研究所，一条是留在清华当助教。有幸是大学最后一年来了位新老师——沈乃正先生，他是老清华出身，回国后曾在浙江大学任教，后来又在内政部任职。他来清华时，既有学术知识，又有实际经验，教的是市政府与市行政两门课，他比较注重实际和中国的问题。在他一年的教学过程中曾邀请兰溪和江宁两个模范县的县长到校作过介绍，使我萌生过毕业后的“县长梦”。那时我一心想改革内政，而从“弱国无外交”的说法出发绝不考虑学习国际法。国际法教授用英语授课，讲他多年的现成讲义，一点也引不起我对国际公法和国际关系一类课程的兴趣，而对地方政府的施政改革寄予了极大的热情，这样就和沈老师产生了专业上的默契，并为毕业后做他的助教树立了思想基础和组织条件。

3 想当助教，安身立命

清华学生（不分前后）和他校学生不同之点，只在“机会”上面。当时的中国，凡清华学生，不论是以前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11—1928年）的，还是以后改为国立清华大学（1928—1937年）的，以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7—1946年）的学生，个个都有受最优秀教育的机会。在旧中国，有这种机会的人不多，也正因为如此，清华学生所负的责任也和他校学生不同。凡清华学生都自认负有较重的责任，这种心理表现在每一个清华园人的脸上。

但什么是“我们的责任呢？”这个问题从清华学校成立起就被提出来了。最大胆的回答要算罗家伦校长的说法了。

他曾说过：“清华学生，个个都有当领袖的责任。”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狂妄，但在当时有许多人认为倒是一句老实话。社会学系吴景超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也自命不凡，有些“当仁不让”的气概。在这种困难连年不断的时候，我们不预备出来当领袖还等谁呢？

我想当年默默地有这种想法的人是一定不少的，只不过说不出口或不说出口罢了。但也有人认为清华学生的多数，归于“糊涂和无知”一类，有此看法的，前有吴景超先生，后有蒋廷黻先生两位。

吴景超先生认为，清华学生个个有当领袖的可能，却无当领袖的必能；同时他又认为，清华学生多数糊涂是事实，但又非牢不可改的。他说：“领袖是我们的希望，糊涂是我们的障碍。打破障碍，对着希望努力，便是清华学生安身立命之路。”

我想，我是吴老师所说的“糊涂”人之一吗？对“糊涂”二字，是怎样解释的呢？吴景超先生以为清华学生，凡是下列条件之一的，都可目为“糊涂”。他分析说：

“第一种糊涂的人便是无志向。他们在清华读了几年的书，还不知道读书到底为什么。一天天只是迷迷糊糊过日子，过了一日又一日，过了一月又一月，问他在清华学了些什么，他回答不出来，问他毕业后学什么，他也许回答学经济，也许回答学工程，但他哪知道经济和工程所研究的对象！不过快毕业的时候，请教他的朋友，朋友叫他学什么，他就去学什么。或者听到哪里容易学，哪样学毕回来有事做，就去学哪样。这样的人到社会上去，还不到受人驱使的资格，更不用说当领袖了。”这段话在一定范围内对我也不是完全不适用。我去学公务员任用制度就是认为那个制度比议会制度、政党制度等容易学，后来留学也是应学校当局的规定去学习，自己并无明确的志向。

第二种糊涂人，便是无自知之明的人。怎样叫不自知呢？吴先生解释说：

“自己无文学的天才，却要学文学；没有审美的能力，却要学美术；算学不好学工程；性情不好学医术……这都是由于没有审查自己，考察自己所致。本来世间没有事事皆长，或一无所长的人，人各有所长也有所短。成功的人在能用其长，藏其所短。失败的人在暴其所短，抑其所长。所以，失败的人从这点看去，也可说是糊涂的人。这样的人到社会上去，只是供人驱使，当领袖万难胜任而愉快。”

对照自己，我倒有“自知之明”。干实际政治是我之所短，所以我一辈子不参加实际政治活动，连学生的政治活动也从不参加。1935年大规模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兴来时，我又离开了清华，去到南京实习；1944年西南联大发生学生爱国运动我也于早些时候离开了昆明，甚至早于那时就发表过“谈实际政治”，在理论上阐明为什么参加实际的政治是“枉费心机”……另一方面，我确有“学政治”——以教政治学为职业——之长。因为实际政治不讲“逻辑”而讲“实利”，而政治学则需要有严密的逻辑能力和极丰富的敏感性，既要有热心关注全面公共事务的激情，又要有冷如冰霜的理智和合乎直觉的分析能力。我充分地利用了我的敏感、直觉、坦诚等性格，以冷静的头脑去规避政治现实的残酷，以激情去追求理想政治的轨道。在实际政治方面既不见成效，也未被打倒；而在研究政治方面多少做了些介绍和翻译先进知识的学术工作。自我感觉，我所选择的专业和所从事的教学科研工作乃是我的兴趣，直到现在还能继续而未中断，足以说明我已克服障碍达到了一定程度。我几乎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就时时留心，考察自己，审查自己，察出自己的长处在什么地方，确信无疑，便选择一门学问来发展它，更新它。吴先生说得好：“现在能察到自己的长处去发展，而且诚恳无怠无荒去发展的人，将来到社会上就是领袖。”所谓“领袖”，在学术上就是带头人或牵头人或一门课题的主持人。如果只把国务总理或总司令当作“领袖”，那未免太势利太褊狭了。

但在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我所追求的一门学问，是所有学问中最难的一门，它涉及当权者的根本，无时无处不能不受它的制约，尤其在中国，以权统帅一切的政治的国家，对于一个无权的学者来说是如何的困难了，我永远不能把这个问题弄得十分明白。不过不要紧，我还有年华，我还有时间，我更有学生。

4 “宁静致远”的生活

静下来的时候，我几乎不敢想象“真正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实际上，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入学了，而且家庭也没有影响我，总算勉强读完共计四年半的大学。就个人而论，应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的奇迹了。

清华园就读的这三年，在我一生中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首先，我受到的专业教育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三年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其内容是西学多于中学，古典多于当代，这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特点。萧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与蒋廷黻先生的中国外交史是我所受唯一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其他都是西方的东西。那时早已无人公开主张接受全盘西方的思想制度为己所用，而是探讨如何使西方的某些东西适合中国需要的问题。我之热衷于西方文官制度即由缘于此；我之写作《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述概》也是有鉴于此。但这三年对我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这三年终于使我摆脱了长达二十年的教会关系，进了国立大学使我有了崭新的国家观念，有了国家独立的要求，中学生的爱国思想变成了救国思想。用什么来救国家于危亡呢？我不再相信“标语口号”、“演说演戏”那套表现了，我确认蔡孑民先生那句“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的精言，也相信胡适那套“少讲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规劝，更深地接受了他那种“独立思考”的追求智慧真谛的态度，不让自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对党派之争、学运等更不感兴趣；对苏联第三国际插手我国革命更怀着强烈的反感！对既是编剧又是演员的“出头露面”的表现似存一种逆反心理。这说明我开始成熟了，是朝着稳步方向前进的，当时曾一度席卷中国的激进意识对我没有丝毫影响。更主要的，也许是清华这所学校改为国立大学之后似乎仍有较其他大学更多的留学机会，至少客观上确实有此存在，尽管我未曾有过到了“清华”必“出洋”的念头，但这种可能性是明摆着的。我于1935年毕业后，那年即被录取为第三届公费留美学生，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与清华无缘的，而是与我整个思想分不开的。

我能进清华能考取公费留学，显然与我勤奋读书有关。大四那年，有关大学生的地下活动也时有所闻；在旧大楼、学生会办公室里见到过一些共产党的传单；当时的《时代评论》也发表不同派别的政论文章，如蒋廷黻的拥蒋，胡适之的《新月》，钱端升的“民主乎？独裁乎？”这类政论，我一概不感兴趣，无动于衷。我觉得青年人如要救国，第一条就是把自己“铸成大器”，跟着别人的屁股，拾别人的牙慧，做政客的传声筒，被野心家利用，是最没出息的。苟如此又何必来学校读书呢？既是学生要来读书就该读书，我自己觉得很有道理，“少年易老学难成”，还有什么余力去干非你莫属的“国事”呢？不是明明给别人利用么？不是明明要“出人头地”、“出出风头”、“过过瘾”么？对一个青年大学生来说，迄今我依然坚持这一思想。我认为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摇旗呐喊，是浪费青春，枉费心机，甚至有落入陷阱葬送自己的危险，有什么“雄心壮志”可言！真想爱国和救国，只有埋头苦学，只有忍辱负重，把一切时间精力用于增长知识，“积聚力量”方面去，这是我在大学阶段所确立的基本态度。

有的同学喜欢在大学谈恋爱，寻花问柳。每天周末有进城到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去跳舞的，有到吉祥戏院去看戏的，也有到“八大胡同”去嫖娼的。我一无这条件，二无这兴趣，三无这要求。我也不喜欢体育锻炼，只有游泳还可以对付，其他项目几乎“不及格”。我只有一个人或与一个同班同学（雷华佃，广东人）一起赶着小毛驴去到卧佛寺、香山，在阴凉的树下息一阵，或到工字厅的荷塘温一回佩弦先生的《荷塘月色》。仅仅一次应燕大郑友揆先生的好意，进城观看了荀慧生演的《红娘》，这种“老北京”在“吉祥”戏院里的特别喜爱并未使我在中学阶段的浪漫曲复演，日子过得仍清静淡然。

我与大学教授的关系也很普通。从来没有到过他们的住处，或到他们的办公室去请教他们。我只在课堂坐在第一排的位置听他们背诵讲义，也做听课笔记。当时我们这批学生所做的笔记几乎都是边记边整理，一股脑儿把老师的讲义变成了自己的文章。我想这是学习作文的好办法。

总之，我在清华学到的西方思想尽是些皮毛，虽然如此，我还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而与中国传统主义相隔离，越来越远，同时与外国教会完全隔绝了。以后数十年间，我对于中西文化的价值观有许多变化，但对中国普通平民老百姓的信念和苦难，在内心从未抹去，从未动摇。

我仍然不时地显示自己一切都是重新开始，似乎我拒绝成为本人经历的俘虏，拒绝对自己的行为和追求承担责任。梅校长曾说：“我们的知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并全赖教授的Inspiration。”不知为什么，那几年没给我留下什么愉快的回忆。尽管没有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与同龄人之间的关系同中学时代的友谊相比，每况愈下了。

“不倦的寻求真理，热烈的爱护国家，积极的造福人类，才是大学生的职志。”“有学问的人，要有‘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行’的心情，要有‘珠藏川自媚，玉蕴山含辉’的仪容，处人接物，才能受人尊敬。”我常以这些话对照自己以自勉。“我要劝青年学生，趁此四年难得的光阴真正努力用功，你们不要怀疑，怕学了没用。真正的学问是没有用不着的。一方面我们也许叹息毕业的人找事的困难，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承认只要真有一技之能，一善可取，在中国取得名誉与社会上尊重的地位，甚至弄得此抢彼拉，不得开交，这样的成功比国外同等能力的人似乎还容易得多了。你们更不用灰心，说不学的也可以成功，除了自欺欺人不能长久的做事业之外，真正的成绩，是决不能假冒的。中国现在的各种事业都是人才缺乏的时候，你们只管勇往向前学，这功夫绝不会白费的。”

这段话是我进清华前一年说的，我却从思想上到行动上与之完全吻合了。可以说，我是一个清华产的学子。

关于读书与救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我还想拿梅贻琦校长的讲话和清华的学风来为自己辩护。梅校长1931年12月4日到校视事，召集全体学生训话时说：

……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折，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谨记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个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以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服务。

我在清华的岁月里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5 清华的学风

清华的风气向来是纯净好学的，这也许可以说是校园远处郊外，少受城里牵动所致。其实正如梅贻琦校长1934年在欢迎新同学时指出的那样：“大原因还是在于本校师生一向注重学问，顾全大局，所以虽亦经过几次风波，大家的学业未曾中断。这是国内今日很难得的现象。”接着他又讲到人民社会的问题，确实反映了当时清华的特色。

“吾们在今日讲学问，如果完全离开人民社会的问题，实觉太空泛了。在现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紧迫的情形之下，特别是热血青年们，怎能不关心？怎能不着急？但是只有热心是不能于国家有真正补助的。诸君到学校里来正是为从学问里研究拯救国家的办法，同时使个人受一种专门的训练，那么在这个时期内，诸君要拿出恳求的精神，切实去研究。思想要独立，态度要谦虚，不要盲众，不要躁进。吾们以前吃亏的地方，多半是由于对事实没认清楚，拿半熟主义去做实验，仿佛吃半熟的果子，不但于身体无益处，反倒肚子疼。古人有一句话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这个意思，吾们可以引用。就是吾们要解决的中国的大问题，并不是一两月或一两年的事，虽然是急难当前，吾们青年人还是要安心耐性，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探讨。如果四年之后，诸君每人能得到一种学识或技能，在社会上成一有用人才，可帮助国家解决一部分的困难，诸君才算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这亦就是吾们向诸君所希望的。”

1934年，潘光旦先生写给清华大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对我们当年的学生影响极大。他自己说：“此公开信作于十四年前，到十四年后的今日（1934年），我在这方面的看法根本上没有改变。我自己参加民主同盟也没有教我修改这一看法。”就我而言，到六十年后的今天（1994年）也还是受他这种思想的影响，基本上没有改变。故有录之的必要。

“……应该注意的是你对于目前政治局面的态度与操持。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也许是一个政治的动物；但无论如何，我认为在学生时代，无论你所专攻的是不是政治学，你总应该培养一种所谓超然的兴趣。英文里有两个似乎相反实则相成的字：一个是Interest，平常译作‘兴趣’；又一个是Disinterestedness，或Detached Interest，却都不太容易翻译了，我在这里姑且把他们翻作‘超然的兴趣’。所谓超然，指的是没有作用，不涉及私人的利害关系。没有作用的兴趣才是真的兴趣，其浓厚与不可移的程度要远在有作用的兴趣之上。”

这段话完全适用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每一个老师和学生，甚至我认为也应该适用于今日的大学生。理由如下，正是潘光旦老师说的那样：

“在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环境里面，这类的话是不必说的，因为它们是当然的事。但可惜我们所处的并不是这种理想的环境。这是一个讲究主义的世界，就是你想超然，别人往往也不容许你超然。遗著主义好比一个营盘，它自有许多招兵买马的方法，要是你的超然的兴趣不很浓厚，你早晚会加入它们的队伍。在它们，固然有十分十二分的好意，以为多一个份子加入便多一份力量，革命的成功或理想的国家便可以早一天来到。但在这种热心于改革的心情之下，它们往往不能兼顾到你的学业的程度，你的智力充分成熟了没有，你的学问够不够教你自己抉择，他们是无暇计及的。所以除了你自己替自己打算盘以外，还有谁可以替你出主意呢？要想取得这种自己出主意的能力，平日就得靠‘超然的兴趣’的培植了。我说这番话，不但为大学生着想，我以为叫一个思想不成熟、学业不充实的人入党，不但无益于这个人，并且妨害了一个党组织的健全……”

“处今之世，从政不能无政党。在亟求国家安定与民族复兴的今日的中国，政党的活动尤其是不能没有——这些我都充分地承认。我目下对你要求的，就是，你的，你个人的实际政治活动应当暂缓至大学毕业以后；在没有毕业以前，你对于政治的兴趣应当和对于其他学问和事务一样，完全取超然的方式，丝毫不受私人利害关系的支配。你真能把超然的兴趣培植起来，你对于国家政治的认识力，一定会增加。这不但对于你自己有益，也就是未来政治清明的一些征兆。因为有效率的动作是建筑在清楚的认识之上的。”

几十年来，不论是在国民党统治的时候，还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时候，不论在政治机关的短期内还是在学校校园的长期，我对实际政治，所取的完全是超然的方式。我几十年服务于新旧社会的教学科研，就是对实际政治活动取超然的兴趣，丝毫不受私人利害关系的支配，这种“超然的兴趣”对我来说是很浓很浓的，这正表现我在政治学—宪法学—行政学的“兴趣”方面，而对不讲人情的“政治”和不诚实的“政治”丝毫不感兴趣而又非常关注。但绝不爱它，似乎是离开得愈远愈好。

但有许多人与我们政治学者或研究政治学的人不同。就政治兴趣而论，我见到过两种人，这两种人也正是潘光旦先生所规劝的对象。这两种人都是偏向极端的——潘光旦写道——“一种人是太过热心，很早就从事于实际活动的人，这种人在‘五四运动’以后，一天比一天增多。第二种人恰好和他们相反，他们对于政治完全不发生兴趣，有的也许忙着某种专门的科目，无暇及此；有的也许根本觉得大学生活无非是一种不能不奉行的故事，对于任何问题可以不必太操心，国家的问题是有许多达官贵人过问，更不干他的事。”

潘先生最后写道：“这两种态度都是不恰当的。太热心，固然妨碍了学业；太冷淡，以至于漠然无动于衷，也绝不是充满着情感与理想的青年的健全的表示。唯有超然的兴趣才能酌乎其中，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是有利而无弊的。”我的全盘经验，特别是在清华政治学系对政治的兴趣所采取的态度与操作完全印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