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回顾集1911—1948
第一章 童年
1 盐仓门瓮城内外
我出生在浙东一个濒海的中等城市——宁波。当时的宁波就像闭关自守、衰老枯朽的宗法社会被强行打开的一个窗口，它是《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向西方开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我父亲是个家无恒产、没有文化的小商人。他从乡下农民那里贩来蔬果和劈柴，转卖给教会里的善男信女们，生活水平跟自耕农差不多。除了卖柴以外，偶尔也是弹棉花的师傅。光靠这种季节性的行当显然是养活不了一家五口人的。幸亏他做得一手好菜，一有机会，就去给做红白喜事的大户人家掌厨，挣补些家用。1949年以后，在填写履历表，遇到家庭出身这个问题时，我常感到为难和苦恼。一方面以出身贫苦为荣，另一方面又因根不红苗不正为憾，这种半是虚荣、半是自卑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提高（显然是读毛选的结果）才渐渐地淡化了。
辛亥革命那一年（1911年），在我出生的那一天（阴历六月初八），父亲头上留了四十多年的辫子竟被守城门的乡勇给剪去了，但他有幸换来了一个“独子”。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上帝的安排”，也是“公平的交易”。这或许是他自慰自嘲的失落感的流露，不过我相信，他毕竟是比其他被剪了辫子的男人所感受的痛苦要少一些。
记得母亲说过这样一件事：父亲年轻时好赌“牌九”。一次他赌到最后——以为输定了，不敢翻自己的牌拔脚就走。母亲却很坚定，伸手一翻，竟是九点，赢了。母亲高兴时，父亲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母亲的确比父亲要精明得多。我半像父亲，半像母亲。我感到父亲安分守己的生活方式给我的影响是深刻的，但有时超过，甚至完全继承了母亲的——充分发挥天赐的绝对意志，执著追求的自信心，不甘停留在原有成就之上的进取心等——品质对我的影响。我于不顺利时，往往也会重新拾起父亲递给我的接力棒，陷入谨小慎微的循规蹈矩之中，自甘退避。
其实母亲也是一个一字不识的女人。与父亲瘦长个儿相反，她长得矮矮胖胖的。她先后生过十个子女，只留下了我和比我大十六岁的长女，其他几个孩子全在猩红热、白喉、百日咳、肺炎等疾病中夭亡，多半没有能活到周岁。可是，母亲却始终保持着一种朝气、乐观的精神——时常仰头哈哈大笑，在不顺利时虽然皱着眉头、默不作声，却绝不对苦难低头；沉默中自有坚强的韧性。
我家在搬到城门外沿江的出租房之前，原住在盐仓门内外两道城门之间的瓮城内，是靠城墙内壁的第一户人家。房子破旧、阴暗，炎热的夏季到来时，潮湿而闷热。前间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扁担、麻绳、劈柴……朝北的一面墙就是城墙，上面挂着父亲的生产工具——木制的弯弓上有一条用羊肠做的长弦和两个拳头大小的用于弹打棉花的木制圆棍。前间另一头有一口井，里面吊着一只盛着剩菜剩饭的竹篮子。揭开井盖，冒出一阵凉气，使宛若蒸笼的屋子有了些许凉意。后间是三口人起坐睡觉的卧室。与卧室相通的后院中央有一口满是蝌蚪和绿苔的池塘。听说池塘对门一家的一个小孩曾猛推竹板房门，却不得而入，被反弹的劲头一冲，掉在塘里淹死了。也许是这个原因，母亲才把家搬到离外城门不远的地方，租了两间和以前大小差不多的居室。房外沿江有一个空旷的晒场，堆着几座像小山头模样的柴禾，那就是父亲所有的动产了。但母亲之所以决定搬家，我确信还有别的深远的考虑。她懂得“孟母三迁”的道理，认为对于我来说，换个地方是太重要了。住在瓮城里的人们除了一家小杂货店姓秦的老板外，尽是些外来户——轮船上的茶房、侍候红白喜事的“大皮”（吹鼓手）、“送娘子”（伴娘）、在澡堂里给人剃头、搓背、修脚的杂役。这几种人的儿子在废科举前是没有报考乡试的资格的，被称作不能上桌的“下贱人”。母亲是要把儿子扶到桌上的，也许丝毫不曾有占个上席的念头。我的祖父在“长毛”（太平军）造反时，从福建徒步战斗到宁波，而后留下来当了一名“乡勇”——更夫。他叫“龚清廉”，这个想成为清官的名字是我在他的葬处——东乡黄岔市——祖墓上层的一块砖头上见到的。母亲祖上原是镇海小港的一门姓李的大户人家。外祖父是这个大户中没落的一支后裔，后来当了油漆匠，携着一女二男到宁波来营生。在他亡故后，他的长女——我母亲（比我父亲小12岁）和我父亲因此就负有培养我两个舅舅的责任。大舅和小舅在我出生前都已成家，在甬江北岸一带自立门户了。
2 慕义妇女补习学校
在离我家不到百米的城墙根，有一所美国浸礼会办的成年妇女学校：“慕义妇女补习学校”和一所“圣模女子小学”（即现在的宁波第八中学）。这里有些木质结构的楼房，上下两层都各有一道长长的走廊。楼前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坪和绽开的白木香——在我看来，那里是多么幽深啊！
这所学校是浸礼会专为成年妇女补习文化而设立的，收留被遗弃的妻子或姨太太、走投无路的童养媳以及贫穷而有点心眼儿的妇女半工半读。我的母亲无疑是后者，一个精明的“贤妻良母”。她先让父亲在北郊的河水中受洗，入了真神堂的基督教门，然后自己进一步踏入这些不幸者的行列。在那里，一边编结草帽和凉席，一边学罗马字拼音，诵读上海“广学会”用宁波方言出版的《新旧约全书》，唱“耶稣爱我”的《赞美诗》。我自5岁起，母亲就把我带进了这所补习学校，在戚启运牧师的长女戚兰贵女校长的恩准下和其他儿童一道“看图学字”，或者由一个外籍女传教士领到校外，眺望那远处的青山、长空的白云，接受实证的自然教育和信神的道德教育，就像今天英国教育大臣所要求的那样，“让5岁以上的学生知道撒谎、欺骗、以大欺小、粗野和不负责的行为举止是错误的；说实话、信守诺言、尊重他人的权利，做事慎重，帮助有困难的人和对自己的所为负责是正确的。”这类教育，不消说对我的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当时各教派还以反对纳妾、缠足、赌博、酗酒、吸鸦片及迷信等社会时弊作为布道内容劝人避恶从善，它对正在成长的儿童的影响，压倒了仅仅诅咒西方入侵而不依靠自己力量在国内进行全面改造教育的影响。至少它对于我的影响是如此，而且老而弥坚。我想其中必有一定的道理。
慕义学校有位中年的负责处理日常生活事务的管家婆，我们都叫她“陈师母”。她和我父亲显然有着买卖方面的经济关系。那时，许多交易似是采用记账的办法。譬如说，我家逢年过节所买的猪肉在鼓楼前“吴文兴”肉店里记账，而吴文兴老板杀猪烧水的柴爿就记在父亲的账本上——他仅比划几个圈，自有罕见的记忆力。
我记得，每到年终算账时，父亲和陈师母两人总是找个背静地方蹲下来，在地上数银钱。那种慎重气氛，使我感到他俩是在认真地办一件事情。我摇摇摆摆地从这一个走向那一个的背后，凝望着那些送过去又接过来的铜板和银元，觉得十分有趣。陈师母那习惯地指指点点向我父亲伸出来的她那被缝纫活计磨损得像棕子（一种热带橄榄的种子，可以用作食品）一般的食指，在我头脑中留有一种不能磨灭的印象。我毫不怀疑陈师母对父亲的那种信任与好感是属于基督教徒之间的那种神圣的博爱，尽管陈师母是个寡妇，而我父亲在众人眼中则是个身高一米七多的美男子。
1923年的年终，时运不好，父亲做买卖亏了，欠了30块银元的债。他只好问陈师母去借，陈师母很大方，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不过她提出一个并不苛刻的要求。
“三宝哥，好商量。你明天来拿，把你的儿子也带来，当着孩子的面交给你！”
“嗯！”我父亲低着头哼了一声。他一路无言。
父亲在要我陪他去取钱还债之前，满脸愁容地告诉我这个条件。我当时就相信，有许多十二三岁的孩子的洞察力是十分惊人的。我立刻感到陈师母一定想到父亲老了，得有个“保证人”认账，不然要是死无对证，她怎么向洋人上司交代呢！我相信父亲在这方面的感受比我更为强烈，不过在他的脸上浮现着一种淡淡的愁容，默默地瞧着我。
“阿闰，你已经大了！”他实实在在地觉得人家对他已经不怎么信任了。真的不信任他，以为他会赖账吗？不是！而是怕死了之后没有人认账！我心里完全明白他们之间这个心照不宣的默契。对于这一当时令人黯然神伤却又拗不过传统法则的借贷关系，我的记忆是深刻而强烈的。我的高度敏感无疑是发自童年的生活感受，这种特性乃是我平生经历多次重大事变和政治运动而每每得以幸免于难的一个要素。
3 另一个世界
20世纪20年代，除了教会里的人外，与我接触较多、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有另一批人，大抵是一些小商人、小业主、小员司、船老大、自耕农、长工、裁缝、理发匠等，以及侍候洋人的西崽和厨子，全是些起早睡晚为了生活挣扎苦斗的人们，风里来雨里去，芸芸众生中的平民百姓。
我在幼小时就进入了他们的世界。在那雪花纷飞的夜晚，我最大的温暖就是在沿江的脚夫居住的土屋里，围着篝火倾听他们日常生活中挨侮受辱后的呐喊、嗟叹、怨愤与追求。和他们共鸣使我养成那种好气愤又爱激动的性格，恰好是与妇女学校所要培育的谦让、容忍、爱人的绅士风度不相容的。
春汛来了，乘着本地人的渡船或外省人的木排，在湍急的江流中追波逐浪；在招宝山下在海风摇晃的茅舍里憩息；有时也会有片断欢乐的时刻，跟着年岁比我大几岁的在地主家里干活的长工，登山眺望太阳从无边无际的东海里升起。后来，当我把这种壮观和《东方红》的旋律联系起来时，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个激进的时代，我晚来了十几年，因而是不可能属于它的。
夏天，甚至在台风过后的半夜里，我这样幼小的孩子还得做父亲的帮手，赶紧地把海风吹倒的堆堆柴禾收拾起来，或者摊开来晒干，或者从下面扔到站在柴堆上的父亲手里，就像我给父亲作为一个手工业者拉棉纱线，安在压平了的棉絮毯上一样。“保证质量”，这是父亲的要求，我从未辜负过他的信赖。
对于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来说，疾病流行的秋天是一个更可怕的季节。一具具被“虎列拉”击倒的尸首横陈在“佑信观”（道家寺庙）里等待收殓。尽管有被沾染上的生命危险，父亲还是遵循两千年来“舍己为人”的喻世恒言，按风俗给死者穿上五层寿衣，从而经常引起母亲的不满而争吵。但他却从此更令人尊敬了。当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时，我总是站在父亲一边，和母亲对立。父亲为人随和，心口如一，虽然有时暴跳如雷，但他和乡亲们是开诚相见、休戚相关的。每有所得，总会从他的口袋里摸出几块烧饼或几个包子来分送给邻居的孤儿寡女，待他们和待我一视同仁。他的这种内心世界的平等价值观使我自幼相信，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除了各有自己的要求和愿望外，身上总还会有一些优秀、纯洁和高尚的东西。
1917年，比我小一岁的妹妹才5岁就得了那时不可救治的肺病。母亲不得不放弃她心爱的补习学校，陪妹妹住院治病。她们一住就是半年，妹妹最终还是夭折在医院里。为了压制怀念，母亲就在那所医院里留下来当了一名裁缝，同时夜晚陪伴女护士，当护士学校宿舍的“助理员”（实际上是“保护人”），整整有4个年头和我父亲分居。我偶尔才到医院去看望她。这样，我和父亲的亲密程度渐渐超过了母亲。她把每月7块银元的工资全数交给了父亲，我们的生活就比以前好得多了，能够搬到一家剃头店的楼上居住。这时，从嘉兴来了一个约摸十八九岁叫金文德的后生，一个专做女服的“红帮”裁缝，他拜父亲为“义父”。文德阿哥也就成了我家的成员。后来父亲给他在圣模女校找了一个对象；结婚后他俩在鼓楼前开店自立门户。然而，不幸降临到文德哥的身上。他请来的帮工师弟身强力壮，浓眉俊眼，居然和文德哥的妻子发生暧昧关系，使辛勤劳累十多年的文德哥身心崩溃，死于肺痨。伤感的父亲显得更加孤独、沉默了。
这段时期只有我与父亲形影不离，除了读书之外，经常随他奔波于农村和市井，所见所闻多是些凄惨悲怆的故事，男女悲欢情、仗富欺贫事、天灾人祸史，促使人过早地成熟起来。
农村倒是我最喜欢去的天地。地主家里比我大得多的长工们都爱和我在一起，他们都是身体粗壮、渴望情爱的大孩子。我的性知识都是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我去乡下的机会多半是地主子女婚嫁之时。按我们家乡的规矩，大喜时节，亲朋好友都来庆贺。坐吃三天三夜的“七碗八碟”，全是我父亲掌厨的。我跟着去，夜里就睡在走廊的一张临时架起的铺板上。夏天，每到夜深人静时，在我所知道的不拘什么地方，似乎没有比这个走廊显得更阴凉、更寂静、更舒适的了。冷冷的月光透射进来，起初我是那么害怕：一位长工默默地走来坐在我床边面对荒野。我带着惊奇仔细地端详着那油光光的背脊，黑黝黝的肌肤，脖子上微微颤动的青筋。他不看我，只是凝视着月光，我觉得那月光似乎成了两人心灵相通的渠道。假如我把他看得更久一点，我也许会被他那股神情诱惑得想低声说点什么，或者抚摸点什么，那样一来，我或许会变成调皮的孩子啦！于是我徐徐躺下，好奇地等待着他开口。没有丝毫动静，只见他像个幽灵待在那里，低着头，微微哆嗦。也许他正在陷入一种对破坏性的情欲冲动的恐惧和带着几分善良的内在宁静的激烈斗争的困境之中，这不能不引发我这个已到16周岁的男孩的强烈同情。
“大哥”，我突然轻声问道：“你结过婚吗？”
“少爷”，他头也不回嗫嚅地回答道：“你怎么会想到这种事呢！”
他带着那样大的惊慌表情转过身来，从头到脚凝视我的全身，全像我以后在卢浮宫观看希腊石膏人像时一样全神贯注。
“你今年几岁啦？”他的脸微微抽搐，声音颤抖。我顿时觉得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个真实的人。
“你到底结过婚没，大哥哥？”我说道：“你是一个蛮好看的男人，比新郎官大几岁，是不是？”
我当然觉得他比今晚结婚的地主儿子俊俏得多。他的外观是粗糙、笨拙的，不过正是这阳刚之气引起了我的爱慕。
“我比新郎官好看？”他说道：“天哪！人家是什么人？！我又是什么人哪！”
“人家是今天拜了天地吗？”我反问道：“他不见得比你大得太多吧！”
“人家有福气，只十六岁就讨老婆，阿拉算个啥？”他不再哆嗦了，喃喃地埋怨起自己的命运来，深深地沉浸在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的悲哀里。
我翻了一个身，朝着墙壁睡去，让出一半凉席，让他躺下休息。他直挺挺地躺下了，不断地叹气、憋气、喘气。窗外的月亮恋爱着海洋，他和我就像月亮和海洋相隔那样的遥远。“人身、人性、人道……三位一体”现在尽在眼底，这是第一次。
该去上工了，在微明的月光下缓步穿过田野，我站在廊上目送他去开始一天的艰辛劳作。以后每当我回想这段童年往事时，总感到有某种莫名的伤感！这位长工也许早已变成鲁迅小说中的“闰土”，而他的当时形象在我的记忆里依然是那样清晰，那样鲜明动人。
父亲在这方面满足了我这种不曾失落的官能。每年冬天，父亲双脚后跟老是开裂，深陷的浅红色的裂缝在出血，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清晰可见。他用热水浸烫后，叫我把他在灯上化熔开的药膏一滴一滴地涂满裂缝、窟窿，然后才能消除痛楚安然上床入睡。夜深人静，可是文德哥仍在隔壁的房里，煤油灯下辛勤地工作，忍受着疲劳的折磨，说是第二天一早就要给一位外国姑娘去试穿那件十万火急又美不胜收的新衣。当年他只身从嘉兴远道而来寄宿在我家里，身体瘦弱过早地开始独立谋生了；一个有一技之长，靠劳动吃饭的青年，我想，他对未来一定充满了美好的憧憬。然而梦想破灭了，不幸的婚姻、繁重的活计、致命的疾病断送了他年轻的生命。我亲眼目睹了他的一切苦难，自然益发加强了我对自己家庭困苦的感觉，激发了我对命运的抗争精神。
4 教会中学附属国民小学
1918年姐夫虞双全哥领我到陆弟桥畔“三一中学”附属小学上学，这在我们家里是件大事。按风俗，亲朋好友都要给上学的孩子送鸡蛋、红糖和生姜。鸡蛋意味着“吃了将来会有本领扯蛋（淡）的”；红糖冲生姜的甜汤是款待校长、老师和同学的见面礼，意思是“甜甜辣辣，和和气气，同窗共砚，勤奋苦读”的勉励。上学那一天，小舅来得最早，他提着满满一筐的“白石（煮熟了）蛋”、四包约两斤重用草纸包裹的红糖和一口袋老姜。一进屋他就向母亲弯身作揖。当时我不知道，在那些竹筐和布口袋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姐夫是“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的半边街上的一家名号“乾益”米铺里的雇员，能写一手好字，是个穿长衫的“账房先生”，给我带来他亲自装订的十大本红格写字簿，并给我取个学名“祥瑞”。我的奶名叫“闰寿”（因为我是在闰月里出生的），在家乡直至19岁离开他们为止，大人都叫我“闰儿”或者“阿闰”；小的一律叫我“闰寿阿哥”，唯有本校的老师和同学才叫我“龚祥瑞”。
我们三口之家的卧室既是晚间座谈的客房，也是每到星期日接待教友和牧师的坐起室。从江上出现的云雾冲入门内透出一种霉湿味，其中混有肥皂、泡菜、胡椒、茶叶等杂味。此外我觉得那间房还有几分忧郁的气氛，因为不久前办过我妹妹的丧事，据说屋里摆满了众乡亲送来的白木香。戚兰桂校长在那里对我母亲和父亲读着拉撒路怎样从死人里复活的经文，教友们唱着“再相会”的挽歌。我是那么害怕，以致父亲只好把我领到姐夫家里躲了起来，后来又把我带到北郊范江沿会龙庵附近基督徒公墓地，指给我看，哪个坟墓里的人是谁，非常坦然，一个个指姓道名，如数家珍，他认为，墓地是个安静的能让死者永远休息的地方。后来，我在伦敦和一位英国法官谈起我们中国人对死的看法时，他站立起来，竟老泪横流，握着我的手说：“你们中国人真高明。我们中很多人怕死。”我说：“在我所知道的不拘什么地方，没有东西有那墓地的草一半绿，没有东西有那里的树一半阴凉，没有东西有那里的墓石一半安静。”（这些话出自《大卫·科波菲尔》，为丹宁所知）当我后来长大能自学读书时，就和父亲一样，不怕死者们一动不动安息的地方了。有时我就坐在坟头上，在和煦的阳光下读书背诵。伴读的只有我的“妹妹”，还有眼巴巴望我成才的“叔伯们”，他们不时地教导我在静寂的公墓（现在已变成宁波市的动物园）塑造自己奉行“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基督格言。
“三一中学”是英国圣公会在宁波办的第一所教会学校，附有初级小学，一个完全新式的学校。“三一”是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意思。在我的记忆里，这所国民小学的宗教色彩不浓。教室的墙上挂着世界地图，分年级上课，教室外有一块让学生踢皮球和做体操的场地。附小外面是一个很大的网球场，那是属于中学的，小学生只能在出入时看看它。目前这所中学已改为职业师范学校。
我的学习成绩平庸，至今只记得胡适译的《最后一课》，它描写普法战争时巴黎被困，百姓忍饥挨饿，连老鼠都吃光了，小学生即将丧失学习祖国语言的权利等悲哀气氛。我还记得那时我从外城门外到里城门内一路所经过的地方，给我的印象是那么悲凉而寂寞，在那里从来没有过任何欢乐的时刻。小学姚校长经常说着“神火不灭，爱心永存！”，他的慈祥形象在我心中明亮地显现。而对其他教师却一点也没有印象，这足以说明我的智慧之门还没有被打开，对我来说，“学堂”是个陌生的地方。使我难忘的是母亲工作的那所医院，它对我的启迪和影响比我就读的那所小学校要重要得多。
5 宁波华美医院
说起华美医院
，我至今还没有遗忘。坐落在甬江南岸，楼群之间有很大的草坪，草坪上长着几株开花的大树。草是种植的，用剪草机平整过，像块绿色的大地毯；病人和病人的家属可以坐在那里休息闲谈或远眺甬江的潮水起落。母亲在那里工作，我便有进出这所医院的“特权”，在草坪上躺卧玩耍的自由。医院前楼的下层是门诊部——挂号室、化验室……一应俱全，礼堂也在那里。前楼上层有手术室。后楼是两层病房。前后楼上层之间有连通的长廊，能从手术室直通外科楼上病房。
最早主持这所医院的是一位从美国来的兰雅各医生（Dr.Grant）。他是个单身汉，直到60岁退休后才和江北岸的一位富妇（我们宁波人称她作“华船姑娘”）结了婚。兰医生穿中式长衫，看病时才套上一件白大褂。爱吃白菜豆腐，特别喜欢阿拉宁波人最爱吃的臭冬瓜，加上点老酒和麻油、臭烘烘的咸冬瓜，他吃起来喷喷香。兰医生能讲一口宁波土话。那时候，阿拉宁波人很保守，不信西医，说什么外国医生要“挖眼睛”、“剖肚皮”的；生了病，宁肯求神拜佛吃香灰（有钱人自然请中医看病），总不敢问津外国人开的医院。兰医生是用行动和事实征服宁波人保守愚昧的。
有一天，我见他手里拿着十多斤重的肉瘤给大家看。“这是从一位大肚皮的妇女的肚子里取出的。”那个妇女来的时候连路也走不动了。据说他给患盲肠炎的病人做手术从未出过一次医疗事故。又做挖一只眼保另一只眼的不瞎手术，能减除病人全瞎的痛苦。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兰医生的名气被宣扬开了。从此，华美医院门庭若市，余姚、镇海、慈溪、宁海……周边城乡慕名而来的病人像水龙头扭开一样，哗啦哗啦，川流不息地在门口排队。兰医生忙不过来，不得不招收没有专业文凭、不过有中学水平文化的本地青年当助手：眼科有洪约翰、外科有马有芳、内科有刘贤良。后来才来了一位从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丁立成医生，他是宁波人，他的父亲丁育三是浸礼会教堂的“会督”兼“圣模女子小学”的国文教师。
兰医生的出名主要是靠他的献身精神。每次做手术前，他跪在手术台旁祈祷，为时总在半小时以上。其次是他热爱中国人。例如：兰医生一见我就把我一把抱起来，捧得高高的，而后弯下腰来亲呀吻呀我满是鼻涕的面颊。一个医生不怕脏，也不嫌不讲卫生，这种热情是感人的。旁人说，我是一个有大福的小家伙——我后来知道我的理解力受到兰医生的启发最大。他使我懂得：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地位有高低，但每个人若有虔诚的追求，就会使世界充满活力；虔诚所产生的力量使他总是不倦地探索一个充满人情的爱的世界。
后来，由于兰医生的声望，竟得到当地衙门和北京曹锟政府的批准，把宁波城墙拆掉的部分青砖、条石拨给华美医院，这就是今日依然矗立在江边的被称作“旧楼”的三栋四层的建筑物。环城马路的公共汽车经过现在叫作“第二医院”车站时就可以见到它——我想我可以作证，这座建筑是用兰医生和他所带的徒弟们和护士们的爱心和生命建成的——一座不朽的人类文明的象征。
6 西门外的“真神堂”
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后来我的姐姐作为一个寡妇也加入了。我在7岁那一年被父亲领去，浸在水里，受了洗，也就是像亚伯拉罕那样把自己的独生子献给了神。教会是我接触的又一个群体。在我的头脑里面，“神”,“上帝”、“耶稣”、“基督”等就是坐在教堂里虔诚地祷告、听布道的善男信女们，就是站在讲坛上面色红润、姿态慈祥的戚启运牧师，一个个都是有血有肉有灵的“人”。因为，圣经上说，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有眼睛，有智慧。那时越虔诚的人就越往前排的座位上挤。人们在教堂中的座位恰好和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相反，坐在前排座位上的大抵都是一些穷苦人。信徒们，失去了爱或没有人爱的人们，庄严地歌唱：《耶稣爱我》……这时，主体和客体，理智与感情，理性与激情融为一体，唱出了他们在世上失落了的或是死亡了的心声。
我最初接触的一位教友，坐在我父亲身旁的、一个深度近视的小老头，他实际上恐怕比我父亲小好多岁，是一个在鼓楼前摆摊、卖咸菜的小贩。星期日是休息日，他收了摊子来到真神堂做礼拜，眯着细眼把《赞美诗》翻了一页又一页，唱了一遍又一遍。这些不幸的人们用歌声互相感染着，期盼“天堂”在尘世的降临。我的父亲和他们个个都是亲密无间的，尽管父亲不像第一排座位上的人那么起劲，他几乎不唱，只是默默的祈祷。
有一天，我来到鼓楼前菜摊大街上，那位我叫“申府阿叔”的小贩和我父亲双双蹲在咸菜桶后面，仿佛在商量一起好像不能公开的事。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鳏夫，只有个闺女，没有男孩。现在挣了点钱，想续弦给他生个儿子，好继承他微薄的财产。说有个客户，家里有个哑巴姑娘，已到了出嫁的年龄，保证能生贵子。于是约定一个日子，我也跟着他们俩去到这户人家相亲，只见那位姑娘正坐在一面绸绘架前绣花呢。她脸上有不少雀斑，穿着迎春花色的上衣、海昌蓝布的裤子、苹果色的袜子，毫无一点惊慌的表情，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无声的世界”。事就这样成了。
阿叔家里的房子太小，要求父亲允许他在我们的家里完婚，另一个原因是他家还有一个尚未出嫁的闺女。那时我们的家已从盐仓门搬到北郊路河弄口陈氏出租的三间平房里。有院子，院子里有盛接雨水用的两口大缸和一株石榴树，这在当时称得上是见得了人的房屋。父亲把我们三口人住的卧房让给申府叔做临时新房，其中有一张大床、一张八仙桌、一个立柜、四把凳子。晚上，我们就在中堂里打地铺。洞房花烛夜，新娘竟大声叫嚷起来。
“不要脸！”我大声叫喊出来，表明一种似懂非懂的幼稚的性情结。
“小乖，你懂个啥。再出声，揍你！”睡在我脚后的母亲愤怒地踹我几脚。父亲捂住了我的嘴。
“三日无大小，得去闹一闹。”我轻轻地跟父亲耳语。
父亲有点憨，搂着我不放。母亲和父亲通情达理，认为我“不懂事”。其实是我已经“懂事”了。按风俗习惯，这本是没有什么的老规矩。粗野的时代，粗野的风俗，不足为怪。
可是，通情达理的母亲在医院里偏偏做了一件自作聪明的蠢事，后果对她来说非常不利，几乎破坏了她的初衷——险些不能实现把我培养成为她供职的医院里的一名男护士或助手的想法，不让我再走父亲风里来、雨里去的老路。她见过世面，觉得父亲属于下等人，却要把我培养成为一个上等人。她竟在医院里偷偷地租来一件“红袄”给一位未婚先孕临产的大姑娘穿上，把一顶“凤冠”给她戴上。在母亲看来，只有这样才算成了合法婚姻，才能够得到上帝的保佑，把“野种”顺利地生下来，不幸，这件事被接生的医生发现了，说我母亲“玩弄花招，骗人钱财”，开会决议“开除”，并且怀疑她拿了布、偷了被罩之类的东西。护士长是美国人海伦斯女士，她竟带着一帮人浩浩荡荡地来抄我们的家。他们翻箱倒柜，果然抄出美国慈善团体捐献的不到二英寸平方大小的碎布条，五颜六色的“零头”一大堆，拼起来可做一床被面。这次，母亲在全家面前，特别是在我面前丧尽了“面子”。她横下一条心，坚决不让我读完高小再上中学了。
父亲却从来没有想要我成为一个“上等人”，他倒愿意我永远做他的助手，出入他所往返的农村，母亲把家搬到北郊路，原是为了就近可以让我上浸礼会设在华美医院附近的高级国民小学，这是她最大的心愿，现在出了问题，使她绝了望，她是为了我而受气、遭受侮辱的。可是，我倒愿意跟着父亲走乡串村，颇为觉得普普通通是真，自自然然是美。
回忆往事，我觉得不可思议而又完全自然。1936年当我准备出国留英回家探亲时，华美医院的医生们全体邀请我家双亲到丁立成院长家里为我设宴饯行并示祝贺。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次宴请意味着医院当局为我母亲几年前的处分“平反”。我不知道母亲当时是怎么想的。除了我若有所思之外，大家都默默无言地来到丁院长家，品尝了一顿丰盛的晚宴。菜是马有方医生的父亲开的酒店送来的。
7 沙皮厂高级国民小学
设在北门内沙皮厂的附属高小是后来被命名为“四明中学”的附属小学。我是个走读生，在诸暨来的王老师等的指导下，勤奋学习，智力提高得较快。这或许不是夸大，有许多小孩子的记忆力高于在这方面著称的成年人，我把《旧约》中有趣的故事连姓名、地名记得很多。在毕业时我还得了“宗教”课的优秀奖金。小学马校长独具慧眼，曾来到我家三次恳求我母亲放弃她顽固不化的决定让我升学。他一次又一次被似乎是铁石心肠的母亲拒于门外。
“不做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我相信基督，我们也是人。”母亲理直气壮、毫不含糊地回答这位诚挚非凡的校长先生，天气特别炎热，马校长冒着盛暑一次又一次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母亲读过罗马字拼音的《圣经》，她掌握了基督教的道德准则，但没有创造性地运用这些准则的能力，这不能怪她。信仰是教条的支柱，在我母亲身上始终存在。可是马校长却不是这样，他的信仰首先表现在他的行动上而并不表现在他判断的内容上，这是同为虔诚的基督徒的马校长与我母亲之间的根本区别。
马校长在多次失败之后第四次来到我家里。那天我母亲正在后房灶间里洗澡。马校长恭敬地守候在门口，坚持要我母亲作出让我升学的决定。
“中学校长樊正康先生已答应给你儿子免费，再不答应，我就守候不走，我等着你！”先生寸步不移。我母亲这次被这种虔诚的意志和决心感动了，软了心肠。
后来她跟父亲说心里话：人家那么大的一位先生，守在我一个女人洗澡的门口，就像圣经所说的“你要饼，难道我反而给你石头吗？你要鱼，难道我反而要给你蛇吗？”她终于放弃了与人为敌的偏激和赌气。
当时我没有选择。我崇敬母亲的转变，可是我更倒向父亲——他始终表示缄默。在父亲和母亲之间，如果一定要我作出抉择，也许也还是缄默。后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我都像我的父亲一样，我的决定不取决于我自己的判断，而是把最后判断权交给我所信任的人或人们。这是父亲对我影响的证明。
我们中国人的智慧、韧性和勇气，一切的一切都来自像我的父母亲一样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潜移默化的传统。他们从不曾失掉给予后人生活生命以意义、色彩和美丽的品质。我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还能保持朝气、胆量与乐观，这种性格正源自世代血脉的遗传与童年的熏染。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童年。我从1911年到1923年所度过的岁月，当然比不上我儿子昨天的日子，更不能与我的孙儿同日而语。我在那段时间里走过的道路不消说是艰难黯淡的，但我不可能忘记众乡亲们像我父母一样对我的热情、爱护和期待。他们注视着我的明亮的目光，仿佛是黑夜中满天繁星的缕缕闪光，激励着我在奔流汹涌的潮流中畅游，是他们的诚心与祝愿保佑着我安全地到达彼岸。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起早睡晚，安分守己，不自夸，不张狂，不做违心的事，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等无可比拟的美德对我的恩泽。它对我的影响决不像微弱的星光，等那太阳东升之时，必归于无有，消失于渺渺天空之中，在我的心灵中它是永恒的，从未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