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出国

1 乡土之恋

我一到家，就有一位老同学请我到崇信小学去讲话。这位同学就是曾经借给我好多本社会主义等图书的王维精君，他是小学的班主任，他头颈上患有结核疮。这次向小学生谈话的内容是慈溪人翁文灏先生怎样当上行政院秘书长，成了“好人政府”的带头人，似乎在劝导小学生们只要好好读书，也有可能像翁文灏老夫子那样成为“好人”，我深信那时在场的老师一定会瞧不起我这个“清华产的俗物”，是个“官迷”，是忘了本的“坏蛋”。孩子们当然听不懂我这位“衣锦还乡”的老大哥是如何真心诚意给一辈子离不开其故乡的孩子们寄以这样妄自尊大的希望的。在回途中，我自己觉察到这是一次无法补救的“失言”，一定会引起一些深谙世故的老师们的窃笑！我发觉自己开始懒惰了，这样一群天真的孩子就像十年前的我那样，是多么想从我认真准备的讲稿中得到在苦难中挣扎奋斗的有益教导啊！可是我疏忽了。原来想使自己和他们一起兴奋起来，去迎接那没完没了的苦难。我完全失去了固有的性格——一落千丈。我似乎“胜利”了，这“胜利”就是“堕落”，就是“忘本”，我一定是仍然陶醉在留洋梦里，而把曾经养育过我、鼓励过我的父老一股脑儿给忘得精光，剩下来的只有一个“好人政府”里的翁文灏了。

我父母多年的老相交、年迈的两位陈师母，听到我将出国到英国去留学，她们以接近外国人的一点知识和经验，认为这是应该庆祝的一件大喜事，设宴招待了我和我父母。我在这长一辈人的脸上发现了无情的岁月、艰苦的生活留下的印痕，我忧伤了。那天还来了幼年时候在慕义妇女补习学校同班的小姑娘，一次不幸使她失掉了一条腿，每隔几年要把新长出来的骨头锯掉，现在“成人”了，腿骨不会再长了，不用再吃这种苦头了，而且装上了假肢，年龄和我差不多，可能比我大一二岁，是有25岁上下的大姑娘了。她带着喜悦的微笑与我带着在她看来一定是傲慢的微笑相遇的时候，似乎给所有的人都带来忧伤。我看得出来，我和他们之间有了“区别”，像一道墙一样把我们隔开了，彼此不像往年那样“自在”，虽然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微笑”。我觉得这种“微笑”仅仅表示对我的尊敬，对我父母的尊敬而不是喜悦。我克制着，愈克制也愈露出尾巴，每个人都看得非常清楚，我已经不是14年以前的我了。我背叛他们了，但他们还是真诚地尊敬我。

由此我醒悟到，这次回家和往常不同，千万要夹着尾巴做人，决不能炫耀自己——不但在外表上，而且在思想上——家乡毕竟是个小地方，既不能把自己放大，也不能把自己缩小。认识这一点，也就是我将变失败为胜利——弥合我们之间的差距。

在我与父母以及我的外甥们之间，我绝口不谈我在外面的得得失失，是是非非，还是和往常过去一样，什么都不向家人公开。结果也就很融洽，只是我本人略略忧伤点罢了。

家搬到北郊路终点，章家房子里。这是一栋两层楼房三间开的新式木质建筑物。楼上楼下都是走廊，细长的院子里长着一株桂花树和一株石榴树。原是章老先生的诊所，他免费给北门外的儿童种牛痘，在中堂里挂着一些匾额之类的恭维词，感谢这位信教的医生。老先生夫妇早已不在世了，他有个儿子在上海，听说不是亲生的，所以在宁波的这栋房子以前租给了四明中学作为教师宿舍，现在就租给我父母和姐姐一家五口人了。

自我有了记忆力起，父母搬过六次家。这是最后一次，也是他们一生中住得最体面的一栋房子，直到我父亲死在那所房子里的时候（1939年冬），他们就住在那里。楼上西北面可以眺望从镇海港涌来的潮水，听到驶向余姚的小汽船的汽笛声，更能吸到从江面上吹来的习习凉风和晨色苍茫中送来的阵阵湿气。我有在上海做的一套新西装，就把几件别人送我的旧西装和一箱子的书都给了我的大外甥。对于舅舅留在国内的一草一木，他们都感到珍贵，当作自己的私产收藏起来。父亲还像往年那样热心，那样软弱，那样对自己的儿子无忧无虑。他从未失去对我的信任。不言而喻到了目前恐怕更是满怀信心了吧！

使我感到自在的是到奉化去访问周宏涛的母亲和他的一家人。那年（1935年）冬季我曾到过周圣三房，失去父亲的宏涛家——三房是他祖父的排行，有栋比我家大的楼房。院子后门还有三间平房，大概是他家里的长工住的，一道墙和正房分隔开。那年我是住在那边平房里的，吃饭也是和他妈妈、他妹妹分开的，仅宏涛一人来陪我。他的弟弟——那年夏季，我把他从杭州盐务小学带回宁波，跟我熟识——也不来陪我，那时宏涛还在东吴大学就学，他妹妹还没有中学毕业。

当年夏季我一到奉化，对我的安排全发生了变化——让我和宏涛一起住在正室楼下，吃饭也不分开了，全家都在一起。宏涛妈妈待我像她的儿子一样，一早就叫人买来鱼和蟹。她当着我的面梳头修面，显得开朗，过去的拘谨一扫而光。我和宏涛就像亲兄弟一样，满口都是“哥哥”、“弟弟”，似乎比谁都亲热。或许是因为他的舅舅吴启道先生是我的老师，更由于我的父亲特爱宏涛这位小官人。他一年一年长高，长得越来越“帅”，以至于我父亲把他看作“王子”一般，为了我去奉化，竟给我们二人买来了四个大风筝和两束线团。

当风筝飞入蓝色的天空时，三个小年轻看得那么出神的情景实在令人羡慕。我也从来没有那样兴高采烈过。每天下午，在碧绿的山坡上，在万籁俱寂的恬静中，我坐在两个少年人旁边，看他们举目张望的神态，我不时幻想（我那幼稚的思想就是这样）风筝使我们的头脑脱离现实，把它送上天空去了。当他们兄弟俩把线绕起来时，风筝从美丽的夕阳中愈降愈低，终于扑到地上，像一个死了的蝴蝶或蜈蚣一样躺在那里，我似乎渐渐地从一个梦中醒来；我记得，宏涛弟弟曾经在我们的卧室里放下帐子隔着床铺，告诉过我，他相信风筝能把我们的理想传播出去，他有时或许觉得这是一种幻想；但是等他向上看着天空中的风筝，同时感到它在手中一拉一扯，那就不是一种幻想了。我还记得，有天风很大，两只风筝放到空中变得越来越小的时候，忽然线绳断了，所有从宁波带来的宠物全飞上了天，永远也没回来。这件事似乎给周家的妈妈带来意外的伤感，暗示她，我要“飞走”，永远也不会和他们结合在一起了。

2 再见！上海

我把清华给我的几个月的助教工资全给了家里，父母已觉满意，没有过问出国旅费到底是多少，又是怎样使用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这样马马虎虎地处理金钱问题，也有好处。如果我把出国旅费的一半留在家里，说不定也会给人家抢去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在宁波沦陷期间，谋财害命的事层出不穷），即使不抢不盗，我父母把这些美金买了地皮，到了解放之后，不就成了“地主”了？可见还是不留在家里，花了的结果“好”一些，我就没有遭到那些因家庭出身太“高”的同学受到的那般待遇。

楼邦彦的父亲也的确很器重我，他一直认为我这个从宁波小地方出来的青年是“很有出息”的一个，他觉得他的儿子应该有像我这样一个“苦出身”的朋友作为“榜样”。在上文中我已提到他曾借给我六十元学费的事，使我终生难忘。

在动身前的那天晚上，楼家伯伯在一家大饭店设宴请客。到的客人都是上海名人，两个即将出国留学的“少爷”是那么令人注目，那么倜傥，真是出尽了风头，给老头“生辉”。一个是他的小儿子，另一个是我，据他介绍是“侄子”，就在第一道菜上桌的时候，他这样把我们两人介绍给满堂嘉宾。我想，对一个爱虚荣的上海人来说，令人陶醉之情，莫过于此了。

停泊在租界码头上的大邮船灯火辉煌。一簇簇鲜花掷向甲板，站在镜子前面照亮自己身材的“新贵”，脸上个个闪着得意和欢喜的光辉，从心坎里感到，这世界是最美好的了。

当我看到同龄人在甲板上走来走去的情形时——个个含着温和的微笑响应着乐队的送行曲，吹号声、击鼓声、隆隆的乐声，掀起阵阵道别的高潮——仿佛世界上只有这条外国邮船最热闹、最豪华的了。可是大多数中国人实在得不到那样的乐趣。

我实在还不曾意识到，我是喜欢某些上海人还是厌恶他们；当我面对他们那种崇洋媚外的神情时，我依然犹豫不定。但是我觉得，被人看出你那份得意的样子，对自己实在是一种很大的侮辱，于是我离开靠码头的甲板，躲到背面的甲板上去，朝着滔滔流水，遥望故乡不能前来送行的父母，流下了悲伤的热泪，同一道出国的上海人相比，他们是多么“幸福”啊。我清楚地知道我自己与来来往往的人完全不同的处境，这种想法正像一个英国人所说“这是可以深通经典的一种努力”。我毕竟是国立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这点比谁都值得我感到自豪，但愿自豪不是罪恶，而是一种雅事，这样我也就和别人一样高兴起来了。如果世界上有公道，我所感受的非常的痛苦应当得到一种补偿，没有理由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