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寻找一个新世界
本书的主题是印度的信息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力体系，特别是一个全球化的、号称“猎身”的劳动力调配系统。我的核心问题是：在高新科技产业领域，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流转，那么劳动力是怎么被调动、被管理来适应这一状况的？我的研究不关注管理学所关心的问题，我的真正问题是：世界经济中的高度不确定性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思想观念而被构造出来的，这一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又有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因此，我的课题是一个关于全球化的世界的人类学分析。而我之所以要做这个课题，是因为我自己想加入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了解超出我的经验和知识范围的新世界、进而影响世界知识和话语生产和传播的格局。我的研究经历也是一个不断探索世界、和世界对话的过程。在这篇中文序言里，我希望对我们的“世界观”，即我们如何想象世界、特别是如何想象世界和我们（中国）的关系，作一个粗略的历史性的梳理。我本人是“文革”后的产物，在改革过程中和冷战后形成的对世界的想象直接影响了我的研究；而我的研究实践又使得我对这些世界观形成新的反思。序言的第二部分将回顾我个人的“寻找新世界”经历，从而展示，学术活动乃是世界背景下的社会实践，它包含了学理、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之间的复杂关系。
1998年10月1日凌晨，我把关于北京“浙江村”的书稿（《跨越边界的社区》三联书店，2000。浙江村是在北京一个自发形成的、以经营以服装业为主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寄给三联书店，直接赶往机场去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那一刻我已经下了决心：我的博士项目要不同于我原来做过的题目，一定要做一项关于非中国的案例的研究。至于具体要做什么样的“非中国”题目，我一点想法都没有。我所以会有这样的冲动，并不是因为我想成为一名“正统的”人类学者（即，根据欧美学界的惯例，人类学者应该研究与自己不同的“异文化”），而是和当时我们强烈的国际意识有关。我们意识到，来自西方的学者们周游世界、互相争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议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们往往只能当“地方”学者，要么作为“地方社会”的代表发言，要么干脆为思考“普遍问题”的世界学者提供原材料。我们挖煤，别人提炼。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挖煤、挖什么煤，以及怎么代表地方社会说话、说什么话，都自觉不自觉被别人的议题影响甚至决定。很多时候，中国老百姓不在乎的问题，只因为符合西方的学术口味，而在美国被做成大文章。而很多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则因为套不进流行的框框而被忽略。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中的这一国际劳动分工，还导致非西方学者的“自我猎奇化”；为了符合或者为了应对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我们经常故意用煤渣把自己涂黑。像诸多“中国独有”、“中国第一”等声明就是这个“别人出题、我们应答”这一格局下的产物。我当时觉得，要改变这一状况，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不能只给西方学者挑错（比如分析欧洲学者对某项中国农村仪式的细节理解有偏差），而必须跳出自己，研究世界。只有当我们发展出我们自己的世界视角，才能作为积极的评论者而成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一部分。其他学者，比如王铭铭教授（2005；以及一系列讲座，2006），特别是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2006），不仅阐述了类似观点，还组织了一系列实际课题，鼓励年轻学生看世界。
我当时要做非中国的研究，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即要通过对非中国的案例的分析，发掘出中国社会中的“特殊”经验和概念中的普遍意义，从而把中国经验“提升”到世界范围，把中国的概念转变成创造新的世界性普遍理论的一个源泉。受我后来在牛津大学的导师彭轲博士（Frank Pieke）的启发，我当时设想要把“关系”、“背景”等概念看做中国人的民间社会理论而不是特殊的实践；换句话说，作为社会事实的“关系”、“背景”不可能是中国独有（我认为很多研究过分地强调了它们的“中国特色”），真正有特色的是，中国人对这些事实格外敏感，而且发展出一套话语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这种特殊敏感性有可能带来理论创新。要发展这个套路，我应该用中国的民间理论来解释非中国的现象，也用非中国的实践来检验这些中国的理论。
我觉得当时这个想法当然有它合理的地方，但是现在看来，它也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受到“普遍世界”和“特殊中国”二分的思路的影响。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规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的争论中，我们讲的都是如何把国际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郑杭生教授（郑杭生、杨敏2006；亦见郑杭生2008）最近提出的“两维视野”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概括。他说：“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学理地说，更可体现为一种有方法论意义的视野，这就是两维视野或双侧分析。…… 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包含着两种力量，具有两个维度，这就是第一，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第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我们曾经指出，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郑杭生、杨敏2006）于是，世界在上，代表普遍，中国在下，属于特殊。这种二分法，当然不限于社会科学界，它也是整个社会的集体认知的反映。比如，“只有本土化，才能国际化”、“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等口号在文艺界甚至工商界都广泛流行。所以，我当时要做的，不仅是要在横向意义上“跨出”中国，而且要在纵向意义上“攀上”普遍的世界。
总之，当时的冲动是要去“寻找一个新世界”：要了解一个我自己不了解的新世界，更重要的是要寻找一个新的知识生产世界格局。十年后回顾，这个任务既比原来想象的要艰巨，也比原来想象的要简单。比原来想象的要艰巨，是因为通过这十年的摸爬滚打，我更深刻地意识到，知识生产是和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可能从大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脱离出来，在短期完成根本性的改变。但是比原来想象的要简单，则是因为虽然知识生产的国际格局不能快速改变，我们完全可以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这里的关键是我们自己的“主观世界观”。世界本身是普遍联系的，所以不管我们在低头挖煤、还是仰头放歌，都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要有能力对我们自己所在的位置进行反思、批判和提出新的想象，从一个自为的世界进入一个自觉的世界。比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本身不一定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不对究竟何为世界，何为民族作分析，这句话很可能会把我们带进死胡同，使我们失去把“民族”相对化、把“世界”历史化的能力。张艺谋可能是中国当代艺术界最能深谙“越民族越世界”真谛的成功人士。他早期的作品倾向于根据欧美的审美眼光选择所谓“民族要素”来表现中国；而到后来，他更多的根据自己的理解定义何为重要的“民族要素”，把它们强化并展现给世界。比如他对强权的认可甚至崇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中国“民族”的表现。另外，为了突出“民族要素”，张艺谋的作品往往偏于形式化，追求视觉冲击力。在他手下，很多时候中国人除了上天入地的打闹、奇异极端的习俗，剩下的就只有基本的（有时候是极端化的）七情六欲；而没有自己的历史感、社会感和思考能力。张艺谋的“民族”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基本经历和问题；张艺谋的“世界”基本上等同于西方电影市场。张的“民族”无疑成功地走向了世界，而他的成功与其说是辅助了中国和世界的沟通，不如说是阻碍了互相的真正理解。所以，究竟什么是世界，这个看似空洞的问题一直是一个不能轻易绕开的问题。我们目前占主流地位的世界观既是在长时段的历史延续中形成的，又是冷战后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反映。下面我将分三个历史时期（19世纪末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改革时期）来回顾我们世界观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