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先生长期潜心研究的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等学科，本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于其中各种专门问题的探究，自然离不开相关历史文化背景或现象的溯源与分析；加之受家庭及江南文化氛围的熏陶，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众多领域，自幼兴味盎然，于是深加研讨。自20世纪90年代初，先生陆续将自己的一些研究心得加以整理，形成文字，遂为一生的学术研究，又增添一个颇为系统的专门领域。

先生在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大致集中于两个领域：一是对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一些思想、观念及内容进行独立的诠释与分析，二是本着“古为今用”的理念，着力发掘传统文化精粹在当代社会的价值与意义。这前一项工作，虽然所有的传统文化研究学者都在做，但先生却仍然能够时出新见；至于后一项工作，在那个时代，却是许多学者不甚关注也较少实践的，先生可谓筚路蓝缕的先行者之一。

先生对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一些重要思想、观念及内容的独到诠释与分析，有的散见于一些以小窥大、见微知著的短论里，例如《气——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概念》、《话说“和而不同”》、《试说“和”、“同”互济》、《为〈周易· 乾 卦〉作点诠释》、《说“羊”说“猴”》、《亦庄亦谐说“四”“八”》等；然而最重要也最为系统的研究，应属本为先生讲授的“中华传统文化概论课”下编的内容。这部分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讲为《阴阳五行思想诠释》，第二讲为《天人统一思想诠释》，第三讲为《中和中庸思想诠释》，第四讲为《修身克己思想诠释》。先生后将这些研究论述与三个附录合编，题为《中华传统文化专题选讲》，收入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的《金开诚文集》第三卷。所有这四讲内容，都是先生的心血之作，可谓每一讲都有以古代文献或历史资料为依据的系统诠释，也有言之成理、启人思索的个人见解。例如，对于流传久远但同时也常被人误解的中和中庸思想，先生在正论及收入附录的两篇文章里，都着力阐述这样一个观念：古代贤哲之所以重中和、讲中庸，并非片面宣扬折中调和，其本质是主张“在事物的不停变化中，要时时刻刻都准确地把握动态的平衡点”，以求“处理事情要不偏不倚，恰到好处”。这就发掘出中和中庸思想的辩证内涵，也点明了后人误解的机械与浅薄。还可指出的是，先生之所以选取这四个思想进行重点诠释，是认为它们之间不仅具有层次性和系统性，同时在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中也最具代表性。在先生看来，这四个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四大思想支柱”：阴阳五行思想是基本哲理，天人统一思想指导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中和中庸思想指导解决社会问题和人际关系问题，修身克己思想指导如何对待自身、实现自身价值。对于中华传统文化而言，这四个思想既具有全方位的概括作用，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各派思想家共同创造的思维成果。

先生对传统文化精粹在当代社会的价值与意义的阐发，晚年用力甚勤，成果颇丰。既有宏观层面的价值论述，也有微观层面的意义剖析。在宏观层面，先生既能超越古今，也时具全球视野，因此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畅论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当代价值。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述有：《传统文化的解释和古为今用》、《古为今用谈录》、《国学要对现实有用》、《中国人的智慧》、《弘扬民族智慧，促进世界和平——在“全球视野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等。在微观层面，先生通常把自己渊博的传统文化知识和对文化精髓的理解，聚焦于某一个点上，进行极具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阐发与引导。这些个点可能是个人的素质养成，可能是流行的社会观念，可能关乎人们日常生活，也可能关乎现代企业发展。涉猎极广，林林总总。篇幅虽多为短论，然而时常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所有这些贯穿着“古为今用”理念的论见，一方面体现出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的先生，出于对国事民生极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希望以自己所学贡献心力的赤子之情；而在另一方面，也透射着先生对传统文化重要特性的深刻认识：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既具有历史性，也具有流动性；既具有特异性，也具有普遍性。因此，它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历史概念，必将渗透和延续于民族的血脉中，并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影响着今日之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因此应当着力发掘其精华部分，使之在当代社会发挥出最大的意义与价值。客观而论，对于传统文化的这一基本认识，日益成为国内外文化学者的共识，先生的可贵之处，更在于持之不懈地进行着身体力行的实践，而不是只停留于理论认识的层面。

我国的书法艺术，以其极具民族特色的独特艺术形式享誉世界，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瑰宝，近当代书法大家沈尹默先生曾誉之为“最高艺术”（见其《书法论丛》）。先生自幼学书、学画，终生不辍，与欧阳中石、沈鹏等当代书画大家常相过往，虽自谦“学书未成”，然终究蔚为名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和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主持创办了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为首任所长。后又在江苏无锡市江南大学倡导创办书画研究所，并亲任所长。晚年还兼任九三学社中央书画院院长。

缘于长期书法学习和创作实践获得的深切体会，辅以深厚广博的中华传统文化知识积淀，先生在书法研究方面力求将二者融会贯通，以探求这一中华民族标志性艺术的特征、本质、形式、历史、美学价值及创作经验等，从而取得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大致集中于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书法艺术本质、特征和价值构成等的研讨，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与书法美学之间内在关系的辨析。

在第一个方面，先生提出三个重要观点：一、针对以往认为书法是线条的艺术、用笔的艺术或造型艺术等各种定义，先生以为，“中国的书法是以汉字为独特素材”，离开这一素材，就无法进行“深刻的艺术想象，巨大的艺术加工，从而创造出独特的书法艺术形象”，因此概括为：“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素材的造型艺术”。二、对于能否判定中国书法艺术是民族标志性艺术，先生提出四个衡量标准：“一是特色鲜明，最好在世界独一无二；二是有悠久的历史；三是较为充分地体现本民族的文化积累；四是这种艺术本身有巨大的张力和发展前途。中国书法艺术全面具备了这四个条件，所以它的确是中华民族的标志性艺术。”三、针对以往很有影响的书法艺术性来源于汉字象形性这一观点，先生根据汉字发展史的实际情况予以驳正，指出历史上汉字象形意味一直在不断减少或者弱化，却从未影响各朝各代书法艺术的诞生和传扬，从而指出书法是缘于汉字形式的独创性的、艺术性的再创造，与汉字是否象形没有必然联系。

在第二个方面，先生将中国书法的诞生及其艺术价值的形成置于其所产生的、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一方面总结和研究前人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也联系自己习书体会加以印证，从而鲜明地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书法艺术产生的土壤，而其深层内涵中的一些思想、观念和内容，则既是书法艺术美的深层内核，也是判定其美学价值高低的标准。即如前面提到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四大思想支柱”，先生就认为对于中国书法艺术具有极为重要和直接的影响。例如书法艺术中一系列的辩证观念，如黑白、大小、虚实、粗细、浓淡、枯润、刚柔、疏密等，就导源于“阴阳五行”的哲学观念；又如“天人统一”的思想移用于书法艺术，就要求在创作过程中“通自然，得天趣”，充分反映作者的真实性情和情感，不可矫揉造作，不落斧凿痕迹，这样才有可能达到“出神入化”、“鬼斧神工”的艺术境界。应当说，先生此类经典论述不仅具有理论价值，对于书法爱好者更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深得社会认可，自在情理之中。

先生一生勤学深悟，笔耕不辍，所撰杂文随笔，亦挥洒纵横，凝聚着令人敬慕的学养、风骨和真知灼见。因其对象多定位为大众读者，故句法平易从容，行文敦厚圆畅，每每从一点楔入，而能勾连古今，析透事理，出神入化，开启心灵，为后辈学人点亮了一盏又一盏智慧的明灯。

先生曾经说过：“很多老先生的文章堪称‘得道’之言。这是指他们对研究对象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的把握，或是指他们在治学和做人中对一些重要法则的彻悟。”（引自先生随笔：《存史·传道·励学》）今日看来，这段精妙的评述，恰是对先生自己所著杂文随笔最好的诠释。

在精神根柢上，先生始终是“师”，我们永远的老师！

《金开诚文选》编缉组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