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先生在古典文献和古代文学领域的重要成就，集中体现在他对楚辞全面深入的研究上。先生研治楚辞，是从1959年协助游国恩先生做楚辞研究工作开始的。
在协助游国恩先生编纂《楚辞注疏长编》的过程中，为了收集《九歌》注疏资料，他把当时查阅到的大约一百五十种相关古人撰著逐一检读辨析，并将所收集到的资料分条附入《九歌》各句之下。《九歌》资料收集完毕之后，为了对游国恩先生的《离骚》长编初稿进行补充和校勘，他再度对这一百五十种著作进行了细密的翻检与研读。对于这项工程浩大、功德无量的楚辞研究工作，先生勤恳有加、不吝付出，却从不居功。在《楚辞注疏长编》第一部《离骚纂义》（游国恩主编，金开诚补辑，董洪利、高路明参校。中华书局，1980年11月）、第二部《天问纂义》（游国恩主编，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补辑。中华书局，1982年10月）出版后，先生曾在不同场合强调过，“我涉猎楚辞虽然较久，但主要是做助理工作，过去的一切成果都应属于游国恩先生”（转引自周建忠《当代楚辞研究论纲》引用的先生致周氏信。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
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学术功底支持并推动着先生的楚辞研究，对海量学术资料的深入梳理，更使先生精思的心灵多所融摄，拥有了更为深厚的学术底蕴。先生的楚辞研究因而进一步立论足据，杜绝空言，不断收获丰硕喜人的果实。在《楚辞注疏长编》之外，先后出版了《楚辞选注》、《屈原集校注》（与董洪利、高路明合著）、《屈原选集》（与高路明共同选注）、《独领风骚两千年——屈原》（与刘东葵合著）等以屈原作品为中心的一系列注释性著作，并推出了系统精详的论著《屈原辞研究》。1986年6月，中国屈原学会第二届年会公推先生担任中国屈原学会学术委员。
楚辞的难读，是人所共知的，对它的解读注释，自是楚辞研究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内容。金开诚先生的楚辞注释著作，独具特色，汇成系列。先生对诸家注说的谙熟，使他所提供的释义拥有了较高的位势，不乏深入思考、择善而从、多方论证的经典范例。《楚辞选注》的注解，是建立于对众说参比求是的基础之上的，虽仅十万余字，却具有坚实的学术含量，正如周建忠在《当代楚辞研究论纲》一书中所评：“这本选注实际上是金开诚厚积薄发、举重若轻的第一个‘拳头产品’。”周氏在将古今选本、注本40余种作过比较、对勘，特别是对当代近20种普及本进行比照分析之后，认为“特别利于初读的《楚辞》入门书，以金开诚此书为宜”。《楚辞选注》注释简洁明确，“平和、具体、实在”，有题说，有注音，有通译，体例周全，颇便读者，“此书一出，一版再版，备受欢迎，历久不衰”。
相比于早期的《楚辞选注》,16年之后出版的《屈原集校注》一书则还原了注者所参凭的资料背景与立说过程，此书在辨析词义时列比众说，训解详明。凡遇歧说，《校注》皆就语义进行辨析，并对异说加以择评。注者对诸说的取从是得当而精准的。此书注释方面较《楚辞选注》进一步完善，体现了先生楚辞研究的具体进展。作为一部汇集屈原全部作品的详注本，《屈原集校注》呈现出更为厚重的学术价值。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对原文文字进行校正，进一步凸显了考信之功。《校注》富于列说，案断妥信，发明亦颇可从，确如该书体例说明所言：“注释力求详备，准确，尽量不留难点。”可以引导读者于文义达到较为精详的理解。
《屈原辞研究》是先生楚辞专题研究成果的荟萃。此书内涵饱满，有关屈原与楚辞各主要层面的论题一一在列，表现了先生对楚辞的全局把握与探究。书中考据虽无处不在却又能远离艰深枯燥的泥沼，使读者读来不但毫不费力，而且饶有兴味。究其原因还是作者穷源求实但不为考据而考据，而能将考据融进深入浅出的论述之中，娓娓而谈，充满情采。长篇伟构来自思想的深富，意趣盎然更表征着感情的丰长。先生对屈原人格之美，对屈赋辞章之美有深入真切的识见、体味与感怀，以这种情感贯注笔端自然境界不同，即使是考据之文也别有生色。
此书内容结构非常完整，逻辑布局相当严密。全书六章，分别对“楚辞”、“屈原”、“屈原辞”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综论，对《离骚》、《九歌》等屈原辞代表作展开了深度的探索研究，并聚焦《天问》错简问题，实施了富有创见的考据工作，全方位展示了先生于楚辞专题研究方面的考证之功和论义之长。
在《关于楚辞》的专章中，论著由表及里地论说“楚辞”的名义、特点，楚辞的流传与成书，汉代人对楚辞的认识与研究等内容，提供了全景式的立体化解读。先生在此细致阐释了他对于“楚辞”的全面定义，详尽论述了“楚辞”所包含的诗体、作品、书名等三重含义。在专论楚辞的流传与成书时，涉及汉代人对楚辞的搜集整理及研究等问题，重点考证了汉初楚辞发掘与传扬的两条线索。
论著总结了两汉时代楚辞研究的得失。特别强调了汉代学者的楚辞研究成果对“屈原否定论”的驳诘之功。书中指出，汉代对屈原及其辞作的认识和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确证了屈原这个历史人物的存在及他创作了以《离骚》为代表的一些辞作；确证了屈原生平事迹的三大要点，并联系这些事迹注释了他的作品；通过传述、评论和注释充分肯定了屈原的历史地位，并为后世进一步认识和研究屈原及其辞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论著在肯定汉代楚辞研究宏观成果的同时，也阐明了其在微观领域的失当，指出汉代人常犯将屈原生平事迹三大要点（忠君爱国、放逐、投水自尽）随意申说并曲解具体问题和文句的错误。比如，在《离骚》创作背景的解释上，汉代人就过度“扩散”了“放逐”这个“重点”，造成了不少微观认识上的偏差。此类精到的见解，来自于先生建立在考据基础之上深入的研究、思考与推理，洞彻恰切，醒人耳目。事实上，思维的严密精细，论义的层涵丰富、转论多端正是贯穿《屈原辞研究》全书的重要特点。
先生在“关于屈原”的章节，细致探讨了屈原的出生时间、屈原与上官大夫之间的斗争背景、屈原遭到疏远流放及自沉于江的始末等重要专题，先生坚持以系统的观点看问题，在对各家注疏旁征博引的基础上，精彩评说、择善而断，同时紧密结合对屈原作品精细妥帖的考察，深入思考、谨慎论证，力求使屈原的各种事迹最终形成一个较为优化的有序结构。先生高度注重精细求证的过程，所列论项不仅足以证成其说，还往往包含着细节上的精见与文献上的发明。而直击本质的系统认识更展示了从全局的维度把握历史的立意高度。这种立足深厚的旧学根柢，运用崭新的思考方法而展开的研究与论证，是先生楚辞研究的开创性特色，在《屈原辞研究》一书中，体现得相当充分。
先生于楚辞研究领域用功颇深、多有建树，他对于屈原重要作品的研究，尤其富有创新意义。
举例来说，先生对《离骚》内容结构的把握非常圆整清晰，见解独到。论著首先揭示了贯穿《离骚》全篇的两个“主题旋律”（即屈原深感得不到君主信任之忧和深感孤立无援之忧），然后追踪出两个“主题旋律”在《离骚》三大段（论著采信清人王邦采对《离骚》篇章结构的划分）中的反复变奏，紧扣主线对篇中“叩阍”、“求女”、问卜、降神……诸多问题一一细致辨析，绎精驭繁、冰释疑难，厘清了作为屈原辞代表作的《离骚》“强烈的抒情性与具有内在逻辑的完整形式的统一”的典型特征，帮助读者深度领会《离骚》，并藉此充分地领略屈原执著的情感诉说方式，感受其澎湃激扬的情感力度。由此进路来解读《离骚》，不再让人在繁复中感到纷然无绪，义旨杂沓，而是脉络分明，主题清晓。有感于一些人认识不到《离骚》的美，先生凭借自己在文艺心理学领域的造诣，点明了读懂《离骚》与深入体味《离骚》之美的必然联系，指出只有与理解相结合的感受才能是准确和深刻的。
先生的《九歌》研究独树一帜，其整体创说令人耳目一新。
在《屈原辞研究·〈九歌〉研究》章节，先生首先对《九歌》的性质、作用、结构、应用场合和屈原与《九歌》的关系逐一进行了考论，而后重点展开了对《九歌》体制与读法的考求。论著指出，前人因为不明《九歌》体制而犯了许多解释上的错误。要搞清《九歌》的读法，先要明确其表演体制。《九歌》, “是巫者在执行职务时所唱的歌词，而且是边唱边舞”。论著认为应牢牢抓住这一基本事实来了解《九歌》, “《九歌》中所反映的全部乐神活动，都是由巫者（主巫与群巫）执司其事的。这是《九歌》在表演体制上的一个基本之点”。论著明晰了《九歌》中神、巫、人的关系，认为在《九歌》中，主巫代表神，群巫代表世人，祭祀的主办者并不出现在祭祀现场，他们的敬神之心、求福之愿都是通过代表世人的群巫所表述的。“《九歌》只是祭祀中的乐神之歌，它并不反映一般的祭祀过程。”这样就对《九歌》的表演情形作了清晰恰当的揭示。而这种揭示恰是至关重要的。论著指出过去的许多注家总以为《九歌》中含有世俗人士的活动与唱词，再加上把屈原本人的遭遇和情感牵扯进去，造成了解释上的混乱。论著把《九歌》所祀对象分成天神、地祇和人鬼三大类，对《九歌》诸篇各不相同的表演体制和读法展开了周详的分析。其对天神五曲中对唱结构的精确划分，非常具有说服力。
在细致入微的《九歌》内容解读之后，论著进一步以系统论的方法对《九歌》更多重要论题进行了探讨。在相关论证中，强调了如下两点认识：第一，《九歌》不是屈原的个人抒情诗，其中屈原的思想、性格、情感、意趣系自然流露，但这不是屈原有意要借《九歌》来诉说自己。而且屈原加工《九歌》时，还未遭遇诬害与挫折，所以《九歌》当中所流露出来的乃是多方面的进步思想与积极感情，“古往今来都有人把屈原理解为一个只会发牢骚的人，这实在是极大的误解”。第二，关于《九歌》中的情爱内容。天神五曲中没有男女情爱的内容，地祇之曲“无一例外都有谈情说爱的内容”，但那是地祇与地祇的相爱，谈不上神巫之爱、神人之爱，更与屈原毫无关系。论著作出这样的析解，使纠结在一起的问题得以厘清，同时还原了《九歌》“清新优美、得体当行的本来面目”，推翻了有些人加之其上的亵嫚之诬。此外，论著还对《九歌》的戏剧因素作出了精彩陈说。
关于《天问》错简研究，通常被认为是先生在考据方面最突出的成就之一。论著质驳了王逸认为《天问》原本无序的说法，肯定了清人王夫之《天问》有序的见解，并在后文进一步对天问有序论点展开了考论。又认为今本《天问》的面貌多有错乱，错简之说言之成理。前人为求“拨乱反正”，已展开过积极的尝试，清人屈复就曾做过这方面的努力。
在《屈原辞研究·〈天问〉错简试说》章节，先生纠正错简的总体思路是借鉴系统方法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即先在今本《天问》中确定一段内容制作一个模式使原文变得有序，然后再对模式进行模拟，使有序性扩展至全篇。在具体问题的论证上，也借助系统方法的支持，保障了结论的信实合理。
论著在对夏商周史事做了清晰的叙说及位置还原后，对其他内容和总的顺序也作出了说明，阐述了如下观点：一、今本《天问》开端四十四句关于宇宙原始、九天构营、日月晦明等事的提问次序有致，不存在错简的问题。二、关于大地及自然界奇事怪物的提问错入夏朝史事部分，应还原至问天内容之后。三、早于鲧禹治水的几组提问是关于女娲和尧舜之事，这几组内容在今本夏朝史事部分的最后，应按时序提到鲧禹治水之前，关于自然界的提问之后。四、商周史事之后的一大段内容最为难解，论著分别作了析说，但承认有的内容尚未可确论。
论著通过对《天问》错简的调整使辞句各归其位，文篇调顺有序，实现了内容的清晰化，反映出作者思维的精密与学识的深厚。
总体来看，《屈原辞研究》一书论义精到透彻，全面稳妥，清晰晓畅，富有新义。论著既注重通观全局又注重细节考真，善于条分缕析，论脉十分清晰。扎实细密的考据功夫所在多有，精义纷呈，尤重结构上、整体上的发明。对问题的研究追根溯源，精细深透。在着重以系统方法对问题进行论证的同时，运用文艺心理学理论提升了认识的高度。该书于1992年获得北京大学科研著作一等奖，1994年获得北京市社科研究一等奖，堪称先生楚辞研究的集大成代表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