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平台】 媒介者的创造性叛逆

提示：创造性叛逆是法国文论家埃斯卡皮提出的一个有关文学与翻译的观点，经我国知名学者谢天振在其论文及专著中的引用和阐发，近些年来在我国译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媒介者（翻译者、改编者、模仿者等）在一国文学文化的接受和传播中，基于不同历史积淀、文化传统、社会心态等的理解和误读，必然有一个碰撞、冲突、认同、摄取的过程，于是就出现了变异，或曰“创造性叛逆”。研究这种现象，不仅有助于认识媒介者理解、传播一国文学文化的动力机制，而且可以发掘出一国文学文化的生命力和张力，促进世界文学文化更好地交流和对话。

文学社会学（节选）

我们看到，国外读者不是直接理解作品的；他们要求从作品中得到的并非是作者原本想表现的东西。在作者的意图跟读者的意图之间，谈不上什么相互吻合或一致性，可能只有并存性；就是说，读者在作品中能够找到想找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并非作者原本急切想写进去的，或者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

这里，的确有一种背叛的情况，但这是一种创造性的背叛。如果大家愿意接受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背叛这一说法的话，那么，翻译这个带刺激性的问题也许能获得解决。说翻译是背叛，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可以说，全部古代及中世纪的文学在今天还有生命力，实际上都经过一种创造性的背叛；这种反叛的渊源可追溯到16世纪，此后又经过多次变动。

在有关创造性的背叛最典型的例子中，现仅举两个：一个是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另一个是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原是一部十分辛辣的讽刺小说，其哲理的悲愤简直能把让-保罗·萨特列入儿童丛书的乐天派作家。《鲁滨逊漂流记》是一篇颂扬新兴殖民主义的说教（有时是无聊之极）。可是，这两部书现在的命运如何呢？竟会加入到儿童文学的圈子之中！它们成了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新年礼物。

——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138页。

附：关于“媒介者的创造性叛逆”的重要观点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特点当然不止于“变形”，它最根本的特点是：它把原作引入了一个原作者原先所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作者原先赋予作品的形式。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意义是巨大的，正如埃斯卡皮所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确实，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正是文学赋予的创造性叛逆，才使得一部又一部的文学杰作得到了跨越地理、超时空的传播和接受。

创造性叛逆并不为文学翻译所特有，它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141页。

作者又举口头文学为例，说明“创造性叛逆”并不为文学翻译所特有，它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甚至可以说，“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141页）。口口相传的口头文学正是由于积累了一代又一代的“创造性叛逆”，而变得越来越丰富充实。再加上作者从中外翻译作品中举引了大量有关的例证，最后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意义是巨大的，正是由于它，“才使得一部又一部的文学杰作得到了跨越地理，超越时空的传播和接受”（140页）。

——方平：《翻译的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