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关于刘勰的生年和入定林寺的时间与原因

刘勰的生年史无明文，一般都是依据对《文心雕龙》成书年代的考订而推算出来的。因为《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有“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之语，可见他开始酝酿写《文心雕龙》大约在三十岁刚过不久。但是，《文心雕龙》究竟写了多长时间、确切成书于何时，也颇难确考。对此，历来有不同看法。现存各种版本《文心雕龙》一般都题“梁刘勰撰”，故也有人认为是成书于梁代。但是大多数学者还是同意清代刘毓崧《通谊堂文集·书文心雕龙后》一文中的意见，认为书当成于南齐末年。刘毓崧的这个看法，论证比较充分，从目前来看仍是不可推翻的。其云：

《文心雕龙》一书，自来皆题梁刘勰著，而其著于何年，则多弗深考。予谓勰虽梁人，而此书之成，则不在梁时，而在南齐之末也。观于《时序》篇云“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高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原注：遐，疑当作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云云，此篇所述，自唐虞以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其证一也。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惟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其证二也。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颂美，绝无规过之词，其证三也。东昏上高宗之庙号，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据“高宗兴运”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以后。梁武帝受和帝之禅位，系中兴二年四月事，据“皇齐驭宝”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以前。

按：永泰元年为公元498年，中兴二年为公元502年，其间相距不到四年。刘氏又指出：“所谓‘今圣历方兴’者，虽未尝明有所指，然以史传核之，当是指和帝而非指东昏也。”刘氏的理由是《梁书·刘勰传》说刘勰《文心雕龙》书成之后，曾欲取定沈约，沈约时正值“贵盛”之际；而沈约的“贵盛”，实自和帝时始。由此推定《文心雕龙》成书当在齐末，大约公元501—502年之间。刘氏的说法基本是可信的，但“今圣历方兴”是否一定是指和帝而非东昏也很难说，因沈约“贵盛”也不能说就一定是始自和帝，至周振甫在《文心雕龙注释》中《梁书·刘勰传》注13说“疑专颂梁武”，更属臆测，且与他《时序》篇注54说“圣历，指齐代国运”说相矛盾。但《文心雕龙》成书于永泰元年（498）后，则可确认。据《梁书·刘勰传》“天监初，起家奉朝请”的记载，及498年后《时序》篇已经写完的情况看，《文心雕龙》成书不会在和帝时代，而应该是在东昏即位后不久，亦即公元499年左右。然而，像《文心雕龙》这样一部“体大思精”之作，涉及文类又这样广泛，刘勰由起草到写定，显然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之功。但是，以刘勰的才学来看并非“覃思之人”，不会像张衡那样“研《京》以十年”，也不会如左思那样“练《都》以一纪”，不过，他在定林寺还要帮助僧佑做很多佛学方面的工作，不可能集中全部精力去写《文心雕龙》，因此写了三五年，应该说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刘勰开始写作《文心雕龙》约在公元496年，而“齿在逾立”当是刚过三十不久，按此上推三十一年，那么，刘勰之生年大约在公元466年左右。现在，根据我们对刘尚任越骑校尉时间考定，也为我们研究刘勰生年多了一个参照。刘尚约死于469或470年，此时刘勰只有四五岁，是符合《梁书·刘勰传》“早孤”之说的，因为父亲死得早，所以后来家道中落，因而本传有“家贫不婚娶”之记载。

不过，刘勰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从政治上寻求出路，很自然地成为他青年时代思想的主流，其仕进愿望是十分强烈的。这一点刘勰自己在《文心雕龙·程器》篇中就说得很清楚。其云：

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聘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

这就是他所奉为圭臬的那种儒家积极进取的态度。然而，在当时的门阀社会里，像刘勰那样比较低级的氏族，父亲又早死，他要在仕途上有所发展，真是谈何容易！对此，刘勰是有许多牢骚和不满的。他在《文心雕龙·程器》篇中说道：

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借此数语而批评“东方恶习”，绝不是偶然的。它确实比较充分地表现了封建社会中不属于高门望族的文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愤慨情绪。刘勰这种思想与左思在《咏史》诗中所说“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是完全一致的。刘勰既然抱定了这样一种人生处世态度，为什么又在很年青的时候就进入定林寺“依沙门僧佑”、而且“与之居处积十余年”之久呢？刘勰入定林寺的时间大约在南齐永明七八年间（489—490）。因为他是在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并于天监三年（504）起任中军临川王萧宏记室，当是在这期间离开僧佑和定林寺。据《高僧传》记载，定林寺僧超辩死于永明十年（492），而刘勰为之作碑文，僧柔死于延兴元年（494），刘勰亦为之作碑文，可知他必于永明十年前进入定林寺。由他“起家奉朝请”时上推“十余年”，正好是永明七八年之际。这时刘勰大约二十三岁左右。而研究刘勰身世的不少学者，如杨明照、张严、王更生等先生，皆以为刘勰入定林寺是受僧佑入吴讲论佛法影响，在此之后，其实这是错误的。此说最早是杨明照先生在1941年的《梁书刘勰传笺注》中提出的，他说：“舍人依居僧佑，博通经论，别序部类，疑在齐永明中僧佑入吴试简五众，宣讲十通，造立经藏，抽校卷轴之时。”杨先生后来在修订后的新笺中对此没有改动。但杨说是比较笼统的，因为据《高僧传·僧佑传》记载，“永明中，敕入吴，试简五众，并宣讲十诵，更申受戒之法。凡获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缮诸寺，并建无遮大集舍身齐等，及造立经藏，搜校卷轴，使夫寺庙开广，法言无坠，咸其力也。”这里自“凡获信施”后，实际上都是在吴讲论佛法结束、回到京师以后之事，有相当长的时间。但杨说给人的印象是刘勰是在受到僧佑入吴讲论佛法以后，才去了定林寺，所以很多研究者就据杨说，明确把刘勰入定林寺定在僧佑入吴之后。然而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已经指出，根据道宣《续高僧传·明彻传》“齐永明十年，竟陵王请沙门僧佑三吴讲律”记载，僧佑入吴是在永明十年，此年刘勰已为定林寺名僧超辩去世撰写碑文，显然早已入定林寺。但牟著又说：“据上引《略成实论记》，子良请佑讲律，‘名德七百余人’，既在永明七八年间，则敕之入吴，必在永明八年正月二十三日之后。由此推知，纵据僧佑入吴时间推算，刘勰依僧佑入定林寺，亦应在永明八年二月以后。”《略成实论记》所说“八年正月二十三日解座”，不是指讲论佛法到此时结束，而是说僧柔、慧次等“抄比《成实》，简繁存要，略为九卷”到正月二十三日结束。牟著在这里似乎又给人以刘勰于僧佑入吴后才进入定林寺之印象。刘勰当时不管是住在京师还是京口，都不可能去吴中听僧佑宣讲佛法。他也不一定非要在永明八年二月以后才入定林寺，在目前尚不能确考的情况下，只能说他是受僧佑在京师讲论佛法的影响，大约在永明七八年入定林寺。

关于刘勰青年时代入定林寺依沙门僧佑的原因，学术界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说由于家贫，一说由于信佛。但是，我们认真研究这两种说法，似均未妥。杨明照先生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一书中的《梁书刘勰传笺注》一文中说：

按舍人早孤而能笃志好学，其衣食未至空乏，已可概见。而史犹称为贫者，盖以家道中落，又早丧父，生生所资，大不如昔耳。非以家徒壁立，无以为生也。如谓因家贫，致不能婚娶，则更悖矣。……然则舍人之不婚娶者，必别有故，一言以蔽之，曰信佛。……《高僧传》卷十一释僧佑传：“年十四，家人密为访婚，佑知而避之定林，投法达法师。达亦戒德精严为法门梁栋。佑师奉竭诚，及年满具戒，执操坚明。”舍人依居僧佑，既多历年所，于僧佑避婚为僧之事，岂能无所闻知，未受影响？

杨明照先生虽未明言刘勰因信佛而入定林寺，但既以为他缘信佛而不婚娶，则依僧佑之原因当亦不言而明。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则说：

当然，不可否认，刘勰入定林寺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如佛教信仰以及便于读书等等（当时的寺庙往往藏书极丰）。不过，我们不能把信仰佛教这一点过于夸大，因为他始终以“白衣”身分寄居定林寺，不仅没有出家，而且一旦得到进身机会，就马上离开寺庙登仕去了，足证他在定林寺时期对佛教的信仰并不十分虔诚。再就刘氏家世来看，亦非世代奉佛，与佛教关系并不密切。他自称感梦撰《文心雕龙》，梦见的是孔子，而不是释迦。《文心雕龙》书中所表现的基本观点是儒家思想，而不是佛教或玄学思想。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他入定林寺依沙门僧佑居处的动机并不全由佛教信仰，其中因避租课徭役很可能占主要成分。至于他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由于他是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的缘故。

王元化先生对刘勰不是因为信佛才入定林寺的论述是很有根据，也是有说服力的。而且我们应当看到当时社会中很多笃信佛教的人并不一定入佛寺，而入佛寺者也并非都是因为虔诚信佛。不过，王元化先生认为刘勰是因为家贫避租课徭役而入定林寺之说，则似尚可商榷，其理由尚不足以否定杨明照先生所提出的非为家贫的观点，而且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其父曾为四品之官绝不会贫困到交不起租赋。“家贫”是指家庭情况远不如其父为四品官时，“不婚娶”是和当时士族的婚姻习俗有关的。当时士族之间的通婚，十分讲究门第的对等，不仅士庶之间不通婚，而且像王、谢、袁、萧等北方高门望族和中下士族一般也不通婚，中层士族和下层士族一般也不通婚。刘勰之“不婚娶”，是和其家庭由四品官职家庭演变为普通士族家庭有关的，实际上他已经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难以解决的境况。所以，我们认为杨、王两位先生在否定对方立论方面都是有说服力的，而在自己立论方面，则都不充分。这个原因恐怕是由于刘勰之入定林寺依沙门僧佑既非为家贫，亦非为信佛，而是别有更重要的原因。

根据我初步研究的结果看，刘勰入定林寺依沙门僧佑的主要目的，是要借助和僧佑的关系，利用僧佑的地位，以便能结交上层名流、权贵，为自己的仕进寻求出路，而这一点是可以从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和他本人的实际遭遇和经历得到证明的。

齐梁之际，佛教隆盛。信佛诵经成为社会上一种时髦的风尚。世家大族、帝王权臣、皇亲国戚，莫不以崇佛为嗜好，以能拜名僧为师为荣。著名佛寺乃是权贵名流出没之所，听讲佛法成为上流社会人们重要的社会活动，帝王权臣都争相组织佛事活动。此种盛况，汤用彤先生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三章曾以极丰富材料作了详尽论说，我们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汤用彤先生又说：“南朝佛法之隆盛，约有三时，一在元嘉之世，以谢康乐为其中巨子，谢固文士而兼擅玄趣。一在南齐竟陵王当国之时，而萧子良亦奖励三玄之学。一在梁武帝之世，而梁武帝亦名士，而笃于事佛者。”刘勰的一生就经历了竟陵王萧子良和梁武帝萧衍所处的两个佛法隆盛时期，而僧佑正是在南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当政时期出了名，而到梁武帝执政时期一直红极一时的名僧。他不仅是当时佛教界的重要人物，而且是在齐梁两代享受政治上特殊待遇，与齐梁两代一些主要执政者关系异常密切的重要人物。根据梁代高僧慧皎写的《高僧传·僧佑传》记载，僧佑本姓俞，“父世居于建业”。僧佑年幼时即好佛，曾拜建初寺僧范为师。十四岁时因逃避婚事而至定林寺，投奔法达法师。这是在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及年满具戒，执操坚明。初受业于沙门法颖。颖既一时名匠，为律学所宗。佑乃竭思钻求，无懈昏晓，遂大精律部，有迈先哲。齐竟陵文宣王每请讲律，听众常七八百人。”法颖本是佛学中律学大师，齐高帝萧道成即帝位后，曾封他为僧王，为一代名僧。他在齐建元四年（482）死后，佛教中精通律学的权威就由他的弟子僧佑担当起来了。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当国之时，就非常敬重僧佑，而僧佑也就名声大盛了。考《高僧传》所载萧子良请僧佑讲论佛法，据前引《南齐书·竟陵文宣王传》记载当是在南齐永明五年（487）前后。后来在永明十年还到吴中讲论佛法。可见，僧佑正是在法颖死后、齐永明中萧子良提倡佛教的情况下，声名大振的。而刘勰之投奔僧佑也正是在僧佑成为名僧，受到南齐主要当政者的推崇和重视之后。

刘勰在定林寺长达十余年，是僧佑的得力助手。本传说他“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杨明照先生《梁书刘勰传笺注》说：“僧佑使人抄撰诸书，由今存者文笔验之，恐多为舍人捉刀。”这是有道理的。但刘勰却始终没有在定林寺出家，且在定林寺后期所撰之《文心雕龙》充满了儒家经世致用观点，正说明他虽身居佛寺，而心实存魏阙也。特别是他在入梁之后很快登仕，累官不止，正是他投奔僧佑后结识名流权贵的结果。天监初，首先提拔刘勰为官的临川王萧宏，是梁武帝萧衍的异母弟弟，萧宏就是曾在定林寺拜僧佑为师的。在梁王朝建立以前，显然由于僧佑的关系，他和刘勰大约早已熟识，有过交往。故而梁武帝即位不久，萧宏由临川王而晋封为中军将军之后，即招请刘勰任其记室。杨明照先生说：“意萧宏往来定林寺顶礼僧佑时，即与舍人相识，且知擅长辞章，故于起家奉朝请之初引兼记室。”又说：“王府记室之职，甚为华要，专掌文翰。”显然，萧宏是很赏爱刘勰的。刘勰在萧宏手下当记室时间也很长，约有七八年之久。刘勰终齐之世不得一官，而入梁之后立即“起家奉朝请”，后又连续为官二三十年，受到梁武帝一家之赏识，这绝不是偶然的。梁武帝一家与僧佑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早在齐代，梁武帝萧衍在竟陵文宣王萧子良门下时，与沈约、任昉等，号称“竟陵八友”，那时已和僧人有许多接触，和僧佑自然也是老关系了。梁武帝即位之后，对僧佑则更加敬重了。据《高僧传·僧佑传》记载，“今上深相礼遇，凡僧事硕疑，皆敕就审决。年衰脚疾，敕听乘舆入内殿，为六官受戒，其见重如此”。《高僧传》作者慧皎为梁时人，其谓“今上”，即指梁武帝。梁武帝之妃丁贵嫔是皇太子萧统的母亲，据《高僧传》记载也是拜僧佑为师的。萧统也是笃信佛教的，史书上未记载他和僧佑之关系，这大约是因为他年龄小的关系。僧佑死时他刚刚十八岁。此外，刘勰和梁武帝萧衍的另一个异母弟弟南平王萧伟（先封为建安王）的关系也很密切。萧伟也是拜僧佑为师的。刘勰曾为他写《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一文。据《高僧传·僧佑传》，此石像建成于梁天监十五年（516）春。刘勰写作此文当亦在此年或此年前后。同时，刘勰还当过梁武帝的儿子南康王萧绩的记室。从他为官的情况看，基本上都是在梁武帝的近亲、世子手下，说明他和梁武帝一家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并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不过是一介寒士，能受此厚遇，除了他本身的才华之外，恐怕主要是赖僧佑之力，这是很显然的事。刘勰看来也并非政治上的经世之材，他的长处是在既通佛学，又擅辞章，充当文书幕僚倒是一块好料。《梁书》本传曾言：“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这当然也是他在定林寺期间刻苦好学的结果。定林寺是当时著名大寺庙，其丰富的藏书，自然也给刘勰的成长提供了重要的客观条件。不过，在那个社会里，仅仅依靠才学是不行的，没有政治上的靠山，才学再高也是踏不进仕途的。因此，刘勰之入定林寺依沙门僧佑又并不出家，“待时而动”，其欲走僧佑这一条特殊的终南捷径，也就很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