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关于刘勰父亲刘尚及其任越骑校尉和去世的时间

《梁书·刘勰传》对刘勰父亲刘尚没有详细的叙述，只说他曾任越骑校尉，早死。但研究刘尚的情况对我们研究刘勰的身世是很重要的。上面已经说过，刘勰父祖一系可能和刘宋时代官场显赫的刘穆之、刘秀之一系并无直接关系，但他父亲刘尚为刘宋时代越骑校尉，系汉置五校尉之一，据《宋书·百官志》:“越骑掌越人来降，因以为骑也；一说取其材力超越也。”“五营校尉，秩二千石。”（按：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据《隋书》谓越骑校尉秩千石，盖误，秩千石乃陈制。）属四品，说明也是一个不小的官职，决非贫寒人家。只是因其父早死，才家道中落。这也涉及刘勰为什么“不婚娶”的问题，过去研究者认为他是因为“家贫”或“信佛”才“不婚娶”的，但这都缺乏说服力，他虽入定林寺十余年但并未出家，他家道中落是事实，但还不至于穷到无钱婚娶。这个问题也许可以从上面说到的日本中村圭尔《刘岱墓志铭考》中对南朝士族联姻状况的考察得到一些启发。中村在他的文章中举出了很充分的例证，说明南朝不仅士庶之间不通婚，而且士族中不同层次之间一般也是不通婚的。刘勰由于父亲早死，到他应该成家的年龄，家境已远非昔比，四品官吏的门第和实际衰落的现状，形成了很大的矛盾，婚姻上已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矛盾之中。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不婚娶”是因为“家贫”，但并非无钱婚娶。因此，他进入定林寺依靠僧佑，欲借僧佑的地位和影响，结交上层权贵，寻求仕途出路，也许是很自然的。

研究刘尚的情况还涉及刘勰是否确实生于京口、世居京口的问题。因为《梁书·刘勰传》并没有说他“世居京口”，杨明照先生在《梁书刘勰传笺注》中说刘勰“世居京口”，是根据《宋书》的《刘穆之传》和《刘秀之传》，按照刘勰祖父刘灵真与刘秀之是亲兄弟关系来确定的。如果刘灵真和刘秀之并非同父母兄弟，只是远房辈分相同，那么就很难说刘勰也一定是“世居京口”了。当然，刘勰的祖先属东莞刘氏，南迁后居京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其后是否有变化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刘勰父亲刘尚既为越骑校尉，当在京师供职，四品官的家眷很可能即在京师。他在刘勰年幼时去世，故刘勰也很可能出生于京师建康，一直居住在京师建康，而并非生于京口、居于京口。这与他后来入定林寺依僧佑也是有关系的，因为僧佑应萧子良邀请在京师宣讲佛法，声名大振，刘勰很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刘勰家在京师自然有机会多次听僧佑讲论佛法，也了解僧佑在当时社会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和萧子良等南齐当政人物的密切关系。刘勰若是居于京口，又幼年丧父，家境衰落，如何能有机会听僧佑讲论佛法、接近僧佑，并入定林寺依托僧佑，而又不出家呢？刘勰为什么“不婚娶”和是否“世居京口”这两个问题我以为是目前研究刘勰身世中论述得不充分和还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其原因是由于大家对刘勰父亲刘尚的情况缺乏研究，也不够重视。刘勰的父亲刘尚何时为刘宋越骑校尉，何时去世，去世原因，均世无明文，已不可确考，但这与了解刘勰身世、确定刘勰生年是有关系的。台湾李曰刚、王更生、龚菱以为是“病逝”，均无依据。牟世金《汇考》以为是元徽二年（474）战死于建康，亦为猜测之说，他所说的一些根据亦可商榷。我们从刘宋时代之越骑校尉之任职状况中可以看出：除元嘉元年（424）至大明七年（463）的四十年中，越骑校尉之职可考者仅三人外（即：元嘉二十三年之张永、孝建元年之王景文不拜、大明年间之刘秉），大都可以查考，无同时任职者。诚如《宋书·百官志》所说，自泰始以后，确多以军功为此官，而并无复员。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刘宋六十年中自大明八年（464）至元徽二年（474）这十年中，越骑校尉之职是安排得比较满的，只有泰始四年至六年（468—470）之间，刘尚有可能任越骑校尉。根据刘勰幼年丧父，又从三十岁后开始写《文心雕龙》，公元498年以后才完成的情况看，刘尚任越骑校尉也不大可能在大明七年（463）以前或元徽三年（475）后。《梁书》未言刘尚任过其他职务，又说“勰早孤”，说明刘尚死得很早，而越骑校尉属四品，不是一开始为官就能当的，所以他当是死于越骑校尉任上。如果刘尚是在大明七年前任越骑校尉，则刘勰生年应在此之前几年，最晚也在460年前后，则下距《文心雕龙》写成达四十余年，《文心雕龙》该不会写了近十年吧；如果刘尚是在元徽三年（475）后任越骑校尉，则刘勰生年最早也要到470年左右，下距《文心雕龙》写成不到三十年，这就不符合“齿在逾立”始“搦笔论文”。因此，刘尚之为越骑校尉可能性最大的是在468—471年这段时间之内。（关于刘尚任职的情况，我在《有关刘勰身世几个问题的考辨》一文中有详细考证，文章收入我的《文心与书画乐论》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