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围绕着所谓绍兴和议的斗争

秦桧第二次进入南宋政府之日，也正是主张武装抗金最力的岳飞通过战斗的实践而成为抗金斗争的一面最鲜明的旗帜之时。

1133年，南宋政府把东起江州、西到江陵的这一广阔地区作为岳飞和岳家军的防区。从这时起，岳飞就从抗金战争的全局着眼，确定了“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要和在河东河北地区从事游击活动的忠义民兵密切联系，配合行动。第二年，他就率军从这一军区出击伪齐，收复了襄阳、唐邓随郢四州和信阳军。是因为南宋政府严格限制他“不得辄出上件州军界分”，不得宣称“提兵北伐，或言收复汴京之类”，所以他才没有更向前进军。1136年，岳家军的一部分又从襄阳出发，长驱北上，一直打到了洛阳西南的长水县境。黄河北岸的忠义民兵也都起而扰乱敌人的后方，准备接应岳家军过河北进。这一次也是因为南宋政府不肯积极支援，以致最后不得不在“钱粮不继”、“在寨卒伍有饥饿而死者”的情况下，又把军队抽回。

这些事实说明，敌伪的力量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中原和河朔的失地，并不是不能恢复的。因此，到1137年春，岳飞又上书给赵构，表示岳家军要把“雪国家之耻，拯海内之穷”的责任承担起来，要求让他伺隙而动，提兵直趋京洛，并渡河“长驱其巢穴”。他还自己提出限期说，“亦不过三二年间，可以尽复故地”。他所要求于赵构的，一是派遣韩世忠张俊出师京东诸郡；二是“戒敕有司，广为储备，俾臣得一意静虑，不为兵食乱其方寸，则谋定计审，必能济此大事”。然而，这是和赵构心怀中的想头全然相左的，因而没有得到赵构的认可。

挞懒在金国成为头号有权势的人物之后，因为与伪齐刘豫素有矛盾，到1137年冬他便废掉了刘豫及其傀儡政权，刘豫的旧部有的就率众归降于岳飞。敌伪间矛盾的加深，正又是南宋报仇雪耻和收复中原河朔的大好时机。岳飞又一再上书给赵构，要求把岳家军的兵力再行增强，让他去完成收复中原的大功。他还向枢密院的负责人表示：“若不把握今日良机，待至时移事易，劳师费财也必难成功。今岁若不出师，我即要纳节致仕！”这一切依然和前此一样的毫无结果。

一直处在要投降而不可得的情况下的赵构，其所以在1137年初又把秦桧召回南宋政府，则是想利用挞懒在金国掌握大权的机会，通过秦桧而使其投降夙愿得以遂行。

秦桧在第二次进入南宋政府之后，立即开始了对金投降的活动。把前一次被排斥出中央政府的事作为经验教训，秦桧在这次重进入中央政府之后，更加明目张胆地摆出了女真贵族代理人的身份，处处挟其女真主子的威势而对赵构肆行要挟。对一切仇恨女真入侵者的人，他都怀有莫大的仇恨。他胁迫赵构把对金“讲和”的事交与他全权处理，不许群臣中任何人加以干预；他以迎请宋徽宗的尸身为名，派人到金国去向女真贵族表示：这次是不惜任何代价，要彻底对金投降了。

1138年，金国派了“江南招谕使”，携带着金主的诏书，要在杭州举行一次受降的典礼：要南宋把国号取消，要赵构把帝号取消，由金主册封赵构做他的藩属，做刘豫第二，而且要赵构亲自跪拜在金使面前，接受他携带来的那封诏书！如果赵构一一遵办，那么，徽宗的尸身即可送还，原属伪齐统治的地区也可以转交赵构统治。

这可见，在讲和的名义之下，金国所要达到的，依然是“以和议佐攻战”的目的。赵构如果照金人要求而一一遵行，从金国来说，那正是通过多年的征战而未能如愿以偿的，这次却反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国”了。

然而赵构竟下了一道手谕，藉口于“梓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阙久稽洒扫，兄弟宗族未得会聚，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而要不顾一切地“欲屈己就和”了。

南宋朝廷上的臣僚们群起反对赵构、秦桧的这种卖国投降活动。他们痛切指陈：自从宋金发生军事冲突以来，金人就不断地用“讲和”之说玩弄宋方，曾经以此来松弛北宋的边备，索取巨万财帛，而最后还是把北宋政权消灭掉；现今又以此来“弛我边备”，“竭我国力”，要借此而使南宋的将帅解体，麻痹宋人的斗志，涣散宋人的同仇敌忾之心；如果再度陷入这一圈套之中，就更将经受不起金人的袭击，金人就更可以为所欲为，肆意进行其侮弄了。更何况，如果就答应了金国的这种种无理要求，实际就是金人以尺纸之书而灭南宋，这怎能叫做“讲和”呢？

面对着这些深切著明的议论，面对着这般慷慨激昂的群情，秦桧再也找不到任何道理来为自己的卖国罪行作辩解，他只是悻悻然地说，不应当总是揣测敌人包藏着这样那样的阴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应当“以智料敌”；而应当相信敌人有要求和平的真情实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应当“以诚待敌”（《宋史》卷四三《秦桧传》）。这是一副十足的女真贵族代理人的嘴脸。他把所有反对投降的人都加以罢斥，最后就由他代替赵构跪拜在金使面前，接受了金国的诏书，完成了投降的仪式。

赵构、秦桧的对金投降，只能代表南宋政府中一小撮民族败类。绝大多数具有民族意识的官吏士大夫和军民人等，对他们的这一行径是一致极力反对的。作为抗战派代表人物的岳飞，在接到宣告“和议”成功的诏令之后，又上表慷慨陈词，说道：

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首以称藩！

这就是明确表示：对于赵构秦桧所已经做成的卖国罪行是根本不予承认的；他坚决主张，在今以后仍然必须以武力去打击女真入侵者，不但不能屈膝在女真贵族面前而做他们的藩属，且还必须把女真贵族制服，而令其称藩于南宋。

和战之权既一直操在女真贵族手中，女真贵族们的胃口和贪欲就永无满足之时。投降和受降的议定，是在1139年春间的事，而到1140年春，女真贵族就又完全翻脸变卦，一心想把南中国也放在他们直接统治之下，不愿再假手于赵构秦桧等人而只进行间接的统治了。他们撕毁了所谓的“和约”，兀在1140年夏间又带领兵马大举南侵了。岳飞在知道兀要从开封南下的时候，就发兵北上，要迎头去痛击金人，要把他在前此的章表中所陈述的壮志雄图付诸实践，并要以抗金战争的实际行动给予投降派以致命打击。

岳飞在这次出兵之前，原曾接到赵构的几道御札，督催他兼程北上，务必在闰六月内完成击敌的大功。但岳家军的总部出发未久，秦桧就又胁迫赵构派李若虚前来劝说他停止前进，或索性班师返回鄂州。岳飞坚决拒绝接受这一乱命，并且以民族大义驳斥李若虚的说词，使得李若虚无言答对，岳家军乃按照原定的计划向前进发。

在和金军遭遇之后，岳家军在颍昌战役、郾城战役和临颍县小商桥的战役中，都和金军打了硬仗，都打败了金军，而且严重消耗了金军的有生力量。岳家军的先遣部队，勇往直前，北进收复了郑州，又转而西进收复了洛阳。渡过黄河去统领忠义民兵的梁兴、董荣等人，则在河东攻占了绛州的垣曲县、翼城县和赵城等地，在河北的大名、澶州等地截获金人正在输送途中的金帛纲和马纲。河北的豪杰也都在约日兴师，要作为岳家军的应援；居民也都暗自积聚兵仗和粮食，引领等候岳家军的过河。在金军方面，则兀已令随军老小尽先离开开封，渡河北返，有准备从河南总撤退的模样了；金政府的号令在河东河北地区都已不易推行了。

岳家军这次所取得的辉煌战绩，是自从宋金发生战争以来所不曾有过的。它充分说明了，宋金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金军的绝对优势已经不能再保了。

然而，当岳家军逐步踏进胜利门槛，使得女真贵族开始发生惊惶战栗的时候，秦桧和赵构也竟随之而惊惶战栗起来。这在赵构，是出于他的不敢斗争，怕斗争的胜利会“引惹”起金人更大规模的军事侵犯；而在秦桧，则在战栗之余就又下定决心，要利用这最关键的时刻为他的主子效犬马之劳，要尽一切可能阻止住岳家军的进程，如果做不到的话，就索性假手金人把这支军队消灭掉。

金军有从河南撤退的迹象，同时也有在开封背城借一、集中全力作一次最后挣扎的可能。为求再给予它一次严重打击，逼使它非从河南撤退不可，单靠岳家军便难以奏功，还必须有其他各路军队的配合作战才行。岳飞把这些情况向南宋政府奏陈，请其下令给诸路军队“火急并进”，协力去收复开封，首先把金军赶回河北，然后他就可以渡河北上，去收复河朔。

秦桧从岳飞的奏章中知道岳家军正处在与金军大决战的前夕，知道它如得不到友军的配合就很可能被金军打败，遂利用这最紧急的时刻，不但不下令给诸路友军令其“火速并进”，却反而下令给岳飞，要他“措置班师”！

岳飞再上书陈说，当此胜利已经在望之际，措置班师则机会实在可惜，因而仍请下令给淮东、淮西诸路军队，急速配合前进。汉奸秦桧却利用这公文往返的时机，把原来驻扎在宿州、亳州和淮水北岸的张俊和韩世忠的队伍全部撤回淮南，让金军可以一直推向淮水北岸，使其可以对岳家军构成从正侧两面合击之势，使岳家军陷入于如不班师便要丧师的严重关头。到这时，岳飞才看清了秦桧的险毒阴谋，在班师和丧师二者间加以抉择，他只能忍令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而遵命班师。

岳家军在攻城夺地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战果虽然被秦桧一齐断送掉，它所赢得的一种精神上的战果，在此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却一直起着作用：它使得醉心于武力征服的女真贵族们又一次从迷梦中清醒过来，又重新认识到，宋政权终于还不是仅凭靠武力就可以征服得了的；它使得南宋各阶层中人对于抗金斗争的胜利信念更为增强，使他们的战斗情绪都更加昂扬起来。然而，令人痛恨的是，秦桧和赵构是连这种精神战果也要极力加以销铄蹂躏，务要把它摧残得一干二净而后才以为快的。

在1141年内，秦桧一方面又加紧了对金投降的活动，另一方面则把南宋的国防力量从根本上加以摧毁：解除了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的兵权，取消了三大将的宣抚司（即总司令部），藉向金人表示彻底投降的诚意。这年秋季，女真贵族知道南宋已自动解除了武装，就又要借用军事讹诈以加强政治的压力。他们通知南宋政府说，又要“水陆并进”、“问罪江表”了，若想讨饶，就必须依从两事：一是把淮水以北割归金国；二是杀害岳飞，并把岳家军彻底摧毁。秦桧表示唯命是从，于是，在1141年十一月，双方又一次订立了“讲和”的正式“盟约”：从此南宋取消独立，称臣于金，并且要“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把东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以北之地全部割归金人；每年由南宋向女真贵族交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1140年岳家军在抗金战争中分明是节节胜利前进，而且分明已经攻克了郑州和洛阳，挺进到黄河南岸了，却硬要把这些战果完全牺牲，硬要使十分有利的局势整个逆转，把人民的权利和国家的主权与独立一起断送，把南部中国的命运硬拖入更危难险恶的途程之中。到此，秦桧和赵构之成为我们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就由他们自身的这些罪恶行径作出了判决了。

以下，还必须对几个错误的论点加以驳斥。

一个是：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曾经有好几个人，先后相继，提出一种意见，以为南宋在当时如要继续以武力抗击金人，则军费负担实在太重，将更使得民不聊生。所以秦桧的坚主对金讲和，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这对南宋人民是有很大好处的。我说，为秦桧作这样的辩解是枉费心机的。南宋的朱熹早就说过，秦桧、赵构对金讲和的本意，“上不为宗社，下不为生灵，中不为息兵待时”（《朱子语类》卷一二七）。这话说得很对。在对金乞降的过程当中，秦桧虽先已把南宋的国防力量摧毁，但从南宋初年以来最为纳税民户所患苦的“经总制钱”和“月桩钱”等等无名苛敛，原都是在筹措抗金军事费用的藉口下增添出来的，在所谓议和之后却并未稍得轻减。而在此以外，秦桧还假借自己的威势，“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以致“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为之”（《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赋税》）。以后他更逼令各州县把民户所有耕牛、水车、舟船、农具等等皆“估为物力”，依其数目多少而摊派各种捐税差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三，绍兴二十二年五月癸卯）。这只是把老百姓更推向贫困冻馁的深渊，何曾使老百姓的负担有一星半点的减轻呢？

另一个是：也是从二十年代以来，就有人提出一种意见，以为在南宋初年，张韩刘岳等大将全都是非常飞扬跋扈的，南宋政府对他们已经感到难以制驭和尾大不掉。为使这种局面不继续发展下去，为提高中央政府对诸大将的控制之权，所以采取了杀一儆百的办法而把岳飞杀掉。这样说，事实上就等于说岳飞之被害是完全应当的，是没有什么冤枉可言的。这是为秦桧、赵构残害民族英雄的罪行喝彩，是一种荒谬绝伦的议论！南宋初年的武将中诚然有些十分嚣张的，但岳飞的作风却不是那样。如果确是为想防制武将跋扈而杀一儆百，则最先应当收拾的是刘光世和张俊，万无杀及岳飞之理。今竟先从岳飞开刀，这就显见得是别有阴谋，是与所谓制裁武人一事全不相干的。

第三个是：有些人认为岳飞的被害，是因为他经常叫喊“迎还二圣”（徽钦二帝）的口号，深为赵构所忌之故。明代的文征明在《满江红》词中所说的“念徽钦若返，此身何属？”以及“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其（按指赵构）欲”等句，到今天也还有人加以援引。而其实，这样的解释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迎二圣，归京阙”的口号，在南宋政权建立之初，的确是每个主张武力抗金的人都经常叫喊的，岳飞也的确是其中的一人。但是，到1135年以后，宋徽宗已经死在金的五国城，而这时女真贵族却又常常声言，要把宋钦宗或其子赵谌送回开封，重新把他册立为宋的皇帝，借以向伪齐的刘豫和南宋的赵构进行一箭双雕的恫吓。在这种情况下，如仍旧强调迎还钦宗的主张，那就无异于作敌人的应声虫，并且以行动与敌人互相配合了，这当然是岳飞所万万不肯为的。所以，从1136年起，不论在任何场合，岳飞都不再提起迎还宋钦宗的事了。例如，他在1137年春间写给赵构的一道奏章中就只说道：“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以归故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在同年秋季的一道奏章中，他更向赵构建议，把宗室子赵伯琮（即后来的宋孝宗）立为皇子以沮敌人之谋。此事虽在赵构面前碰了钉子，但在岳飞此后的所有奏章中，也还是只能看到“复仇报国”、“收地两河”、“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等类话语，再不见所谓“渊圣”（当时以此称宋钦宗）云云的字样了。所以，以为岳飞因主张迎还钦宗而遭赵构毒手之说，是完全昧于史实者的一种无稽之谈。

岳飞之死，乃是南宋政府中抗战派与投降派尖锐斗争的又一回合的悲剧结局。岳飞的杀身之祸，如我在上文所说，只是因为他坚持以武力抗击金人，坚决反对卖国投降的所谓“讲和”而招惹了来的，是秦桧和赵构共同对他下的毒手。也正是因为岳飞始终一贯地坚持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特别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叛卖国家和民族的罪行，虽遭受到投降派的君相的忌恨而不稍改变，且终至以身殉之，所以他才能够成为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岳飞为此而生，为此而死，他的死，大义凛然，重于泰山！

（原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