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答客问（中）》有几段话，我觉得是说得很好的，今分别摘引于下。他有一段说：

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

章学诚的书名既然是《文史通义》，则他所说的天下之学术，实际上也只是限于文史。他所说的独断之学，应即是要求撰述者以其史识（在今天，还应包括理论水平）作出应有的论断；他所说的考索之功，应即是要求撰述者对于文献资料能够加以选择，具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本领。

他另有一段说：

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

这里所说的比次之书，应是指一些分门别类编辑而成的历史资料，例如会要、会典和某些史料丛编之类。没有这类比较原始的资料，则所谓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便全都无所凭依了。

《答客问（中）》的最后，对马端临和他所编著的《文献通考》提出批评说：

马贵与无独断之学，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此乃经生决科之策括。不能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

把这番话用在马端临和《文献通考》身上，我觉得并不十分公允，只因与本题无关，现且不去说它。

总括以上引述的章学诚的几段话，那就是他认为每一个从事撰述的人（他虽做出“高明”与“沉潜”那两种区分，在这里却是无关重要的），一是必须具备独到的见解，二是必须具备考索的功力，而这两者又必须先以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凭藉。而章学诚最反对的，则是一个撰述者在其撰述的成品当中，既不能抒一独得之见，又不敢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我以为，对于今天从事研究文史学科的人来说，也应当把这些话作为写作规范。我自己所撰述的文章，尽管未能完全符合章氏所规定的几项标准，但是，我一直是试把它们作为追求的目标的。选在这本《治史丛稿》当中的文章，也全都是在这种追求之下写成的。至于“奄然媚世为乡愿”的那种作风，更是我所深恶痛绝，一直力求避免的。

这本《治史丛稿》所收录的文章共四十五篇，全都是属于辽、宋、金史方面的。其中一大部分原已收录在我的一本《学术论著自选集》当中，只因该书共印了一千五百册，所以又商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意，从中选录了很多篇章收入这本《治史丛稿》中来。

这本《丛稿》所收各篇论文的编列顺序，不是按照写作时间的先后加以区分的，也不是按照文章的体裁加以区分的，而是完全依照各文所谈论的实际问题而区分的。例如书中收录了几篇序文，其中间有应著作人之嘱而写的，这类文章，一般被称为酬世之作，而在我却无任何一篇敷衍塞责之作，都是严肃认真地作为一个研究课题对待的，所以，也都依其内容而分别列于各门类之中，不再另设序跋一类。

1995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