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年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

一、南宋初年政府内部抗战派与屈服投降派的斗争

女真贵族在公元1125年把辽的天祚皇帝捉获，最终把流亡中的辽政权消灭掉之后，立即掉转矛头，对北宋进行军事侵犯，对华北以至中原的广大汉族地区肆行掠夺、焚杀和蹂躏，两度包围了北宋的首都开封，在1127年春间终于又灭掉了北宋政权，并把北宋的徽钦二帝俘掳北去。

公元1127年的夏历五月初一日，宋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即帝位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当时也称做南京）。

赵构登上皇帝宝座，并不等于已经把宋政权重新建立了起来，而要想重建宋政权，亦即要想组成一个粗具规模的政府，具备一种能够同金国相对抗的气势，其势必须起用一个负时誉和孚众望的人物做宰相才行，而这样的人物是只有在主战派中才能找得出来的。

李纲在北宋末年，当女真兵马第一次南侵时，曾极力反对迁都（实即逃跑）之议，初则主张团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及勤王之师大至，就又提议扼守河津，切断敌兵的粮道，以重兵临敌营，坚壁不战，俟敌人食尽力疲，纵其北归，待其半渡而击之。而这一次守卫开封的一切部署规划，就都是由李纲负责措划的。只因后来李纲又被排斥出去，他的一切规划也都被推翻，北宋政权乃也随之而为女真军所灭亡。北宋的灭亡，更加证实了李纲的抗战主张和抗战部署之英明正确，真所谓“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必亡”者，李纲遂乃成为抗战派人物中声名最高的一人。也因此，赵构才起用李纲做了重建的宋政权的第一任宰相。

然而，新皇帝赵构的怯懦卑鄙，是和乃父乃兄并不两样的。他曾一度到金国的兵营中做过人质，亲眼看到过女真兵马的野蛮残暴，因而已经患有严重的恐金病。他也深知北宋政府的军队都已被金人打垮，而他所新建的军队则仅仅能够充当他的禁卫之用，他决不肯把它放在抗击女真南侵军的斗争上去。因此，尽管他起用了抗战派的李纲作宰相，而他本人却从来就没有认真作过抗击金人的打算。他所最亲信听从的，是一味要向金朝屈服的黄潜善和汪伯彦二人。

既然如此，所以从宋政权重建之日起，在其最高统治集团的内部，在如何对待金人的问题上，就已展开了两条道路的斗争。

两派人的斗争是围绕着以下的三个问题展开的：一是对金和战的问题，二是建都在哪里的问题，三是如何对待被金人俘虏了去的徽钦二帝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其实只是如何对待女真入侵者这一问题的三个方面。

女真兵马虽然打垮了北宋政府的军队，却没有吓倒中原和华北地区的人民。自从金兵侵入华北地区以来，特别是，自从北宋政府答应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之日起，河北河东的人民就自动纠结起来，“怀土顾恋，以死坚守”，绝不肯去作女真统治者的顺民。河东人民组成的忠义民兵，号称红巾军，到处邀截金军，以死力保卫自己的家乡和土地，不但把金军长时期牵制在太原城下，而且曾几乎攻破金军的西路统帅粘罕的大寨。他们在已和金军周旋了很久之后，便总结出一条经验，以为女真兵马毫不足畏，他们的兵械并不甚精，其所以能够取胜，只是因为他们心协力齐，奋不顾死之故。红巾军的成员也都能心协力齐、奋不顾死，因此，只要他们能得到很好的组织和领导，能得到宋政府的正规军的应援，双方很好地配合，便可以“尽执敌人戮之”。河北地区的人民，也是自从境内遭受到女真兵马的蹂躏之后，就靠山的入山结寨，靠水的入水结寨，稍后，这些散处各地的忠义社，以马扩、赵邦杰等人结扎在庆源府（今赵县）五马山上的兵寨为中心，互通消息，互为声援，形成了几十万人的游击队伍。

事实是，正是因为河东河北忠义民兵的游击活动把女真兵马牵制在黄河以北，使其无力继续南侵，赵构才得以在应天府从容登上皇帝宝座的。在宋政权既已重建之后，若认真打算抗击金人，单靠政府的军队既还不能把这一任务承担起来，因而真正可以倚恃的也只有这些人民武装力量。主战派的李纲进入政府之后，认为最急先的任务就是料理河东和河北。他选用了前此曾在抗金战争中有所表现、享有声名的张所和傅亮分别担任了河北的招抚使和河东的经制副使，要他们把两地的忠义民兵加以组织和领导，并用宗泽为开封留守。宗泽立即赴任，在那里召募战士，修造兵器和防御工事，并且与黄河北岸的忠义民兵取得密切联系。前此在各地起而反抗北宋政权的一些农民起义军，看到宋政权已被金兵所颠覆，也“皆赴东京留守宗泽纳款”（《宋会要辑稿·兵》一三之一《捕贼下》），要共同抗击入侵的金人。

这些策划和布置，使得刚刚重建的宋政权立即具有了稳定的态势。因此，在事过几十年后，南宋的学者朱熹还说道：“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朱子语类》卷一三一）

可是，赵构、汪、黄等人的心怀中所打算的，却是和李纲的这些措划、部署全然不同的。赵构害怕金人，但他对人民力量的畏惧远远超过了他的害怕金人。在他看来，如果使这些忠义民兵的力量在抗击金人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则必然要对赵姓统治权构成更严重的威胁，因而这是万万使不得的。他不但在对金屈服投降或依靠人民武装以抗击金人的两种做法中宁肯选取前者，而且在心里还怀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罪恶打算：他希望假手于女真兵马而把这些忠义民兵消灭掉。李纲的一些措划还没有来得及全部变为现实，张所和傅亮对于河北、河东的忠义民兵刚开始着手整编工作，赵构、汪、黄等人已从种种方面加以阻挠：张所和傅亮的职务先后相继被他们解除了；河北河东忠义民兵的首领们，不论怎样向他们请求支援，他们也全都置若罔闻。

关于建都何地的问题，在李纲看来，最好还是回到开封去。如果一定要迁都，那就只能选取西北的长安，因为那是一个更适宜于抗击金人的地点，更适宜于采取积极措施的地方；他反对迁都到长江下游的建康或其他地方去，因为，那是以迁都之名而实行逃跑，是不但会更招致金兵的深入追逼，而且会瓦解自己的士气的。而在赵构、汪、黄等人，却正是一天天在盘算着要从应天府首先逃往扬州，再从扬州逃往建康，在那里，不但可以远离开金兵的威胁，而且还可以对那些地方的繁华景物尽情地享受一番。赵构虽同时下令给长安、襄邓和建康，要这三地都做好他去“巡幸”的准备，而实际上他却是和汪、黄等人专在准备逃向扬州的事。

关于如何对待被金人掳去的徽钦二帝的问题，在李纲看来，这事情完全取决于宋政府的实力如何：如果宋的最高统治集团真能“枕戈尝胆”，以从事于“内修外攘”，把自身的力量充实壮大起来，则二帝不俟迎请就自然可以归来。因而，他是反对以迎请二帝的名义而遣使于金的。赵构对于这一问题，在其心的深处，也有一套见不得人的想法。他实际上是惟恐金人再把他的父兄释放回来，那样他就又将不能继续坐在皇帝宝座上了。正因为他也明知单凭派遣迎请使臣决不会真能把他们迎请回来，他倒越要派人前去迎请。他的真实打算是：假手于以迎请为名的使臣，向金国的当权人物表达他要对金屈膝投降的愿望。

如何对待这三个问题，在原则上既有极大的分歧，而这种分歧且还愈演愈烈。李纲因为要坚持自己的主张，以去就力争，最后遂以李纲的罢相作为这两派人物、两种主张的斗争的第一个回合的结局。李纲在相位共仅七十几天。紧接在李纲罢相之后，他在相位期内的全部施为，除宗泽尚留在开封留守任上外（那是因为没有人敢去接替他的职务），其余全都随之而废罢了。在这年十月，在金人并无再次南下迹象、前线并无任何警急情况下，赵构、汪、黄等人自动放弃了应天府，把新建的政府南迁到扬州去了。

宋廷的南迁，等于明确表示情愿放弃河东、河北的土地和人民，女真贵族们便也要进一步把全部河东、河北之地攫为己有，并加强其控制。他们首先把军事力量集中在这一地区，向各处的忠义民兵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到一些最主要的民兵营寨都被金军攻破之后，金军的主力便又渡河而南，向着宋廷所在的扬州进发。

金军的这次南犯，是被宋廷的南逃吸引了来的。宋廷继续向南逃跑，金军便也继续向南追逼。赵构在1129年正月又从扬州狼狈渡江南遁，由镇江转往杭州，金军就也一直继续追赶下去。赵构虽在到达杭州后就罢免了黄潜善和汪伯彦，但那不是因为他们始终奉行逃跑政策，而是因为他们从扬州逃跑得太不及时。在被追逼得穷蹙无计的情况下，赵构仍然执迷不悟，不知翻然改悔，去号召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从事于对金的抵抗，反而在这一年内几次三番地奉书给金国的军事首脑粘罕，向他乞哀，更加死心塌地地要把国家民族的独立和主权拱手奉献给金人。他在一封乞哀书中竟至说出了这样的话：

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大国之征小邦，譬孟贲之搏僬侥耳，以中原全大之时，犹不能抗，况方军兵挠败、盗贼交侵、财贿日朘、土疆日蹙，偏师一来则束手听命而已，守奚为哉！建炎三年之间无虑三徙，今越在荆蛮之域矣。所行益穷，所投日狭，天网恢恢，将安之耶！是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朝夕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以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六，建炎三年八月丁卯记事附注所录《国史拾遗》摘引）

在赵构的意想中以为，既然表现了这样一副可怜相，就应当可以打动粘罕的慈悲心肠了吧；既然自动付出了这样高的代价，就应当可以满足女真贵族的贪欲了吧。殊不知这时金国的军事首脑，正被一连串的胜利搞得头昏脑胀，得意忘形，赵构的乞哀书只越发助长了他们的气焰，越发助长了他们对武力的迷信，他们越发认为，只要不放松地追赶下去，就可以把赵构捉到，就可以再一次把宋政权颠覆，因而，对于赵构在乞哀书中所哀恳的一切，他们总是不理睬、不考虑的。

当金兵已经由江宁、苏州而向浙江东西路进发时，赵构乃又从杭州出走，经由越州和明州，到这年的腊月，采取了宰相吕颐浩的建议，把政府官员大量遣散，只偕同着几名高级官僚，从明州坐上几只楼船，避难到海中去了！

南宋小朝廷的下海，又一次证明了李纲的抗战主张及其战略部署的正确，倘使南宋政府不采取屈服逃跑政策，那是不会落到如此狼狈穷蹙的境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