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与宋朝家法的关系
王安石在熙宁初年所陆续制定和推行的新法，在他于熙宁九年（1076）第二次罢相之后，一直到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逝世之日为止，基本上都在继续施行。而在这一整段时期之内，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之中，基本上也并未发生严重问题。从这个意义方面来说，王安石的变法不能算是失败的。至于宋神宗逝世之后，保守派人物登上政治舞台，颟顸粗暴地把新法一律推翻，我认为这也不能算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
在我所写《王安石》那本书的第十一章中，曾列有《新法的失败》一节。在那一节中，我是从王安石变法的最终目标（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改变“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严峻局势）着眼，认为他的这一目标远未达到，所以应算作失败。现在，我要从一个侧面说明他所以遭致某些失败的一个缘由。
一般人全都认为：得君之专，皇帝对他的信任之笃，在北宋一代的宰相当中几乎是无人能与王安石相比拟的。事实上，这看法未免失之肤浅，如能洞察到深层，便会知其却并不如此。当王安石制定和推行新法时，只有在不太明显地触犯北宋家法的项目上，宋神宗才肯全力予以支持，而凡触犯到其祖传家法的项目，宋神宗就会表现出犹疑以至深切的疑虑。正是君相之间的这种见地的歧异，使得王安石的变革工作经常从神宗那里得不到支持，有时甚至遭遇到挫折。王安石之所以罢相，特别是第二次罢相的真正原因，这应当是最为主要的一个，尽管因为它是潜在的而非显露的，从而历来不曾为论史者所注意。从这个意义上看，不能不说王安石的变法毕竟得算是失败了的。下边，我再列举一些有关事例略加述论。
1．宋初的立法是要把财政和军政大权都从宰相职权中分割出去的。王安石在当政之后，尽管主管财政的三司依然存在，然而他却首先就设立了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其用意就是要把财政权收揽到他的职权范围以内来，所以司马光在写给他的信中，把“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作为他的一条罪状。在军政方面，尽管专主其事的枢密院也还存在，然而他却向神宗说道：“天下困敝，惟兵为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国可以富强。”很明显，他是把军政也要收揽到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来的。制置三司条例司设置不甚久即又废除；而神宗于元丰三年（1080）进行官制改革时，他不论怎样也不肯把枢密院撤销。从这两事正可反映出来，他对于王安石那种想把军政、财政和民政诸大权一律集中于宰相的做法，内心里是不会完全赞同的，虽则他不曾明白说出过。
2．募兵制度是被宋太祖明确肯定为“可以为百代之利”的，其用意则是要把兵与民截然分割开来。在弊端丛生之后，欧阳修吕景初等人都曾先后上疏论列过，然而却都只提一些补偏救弊的措施，而没有人敢于提议改变这一制度。王安石却提出，“募兵之害”正在于“分民与兵为两”，所以主张先以实行保甲作为过渡阶段，然后以民兵制度取代募兵制度。他“直情径行”地要把自己的主张变为现实。而在实施过程当中，宋神宗却又随时随地表示迟疑，不予同意。例如：
当王安石最初谈及应以民兵代替募兵制时，神宗就反问王安石说：“募兵专于战守，故或可恃；至民兵，则兵农之业相半，可恃以战守乎？”（《文献通考·兵考（五）》）当王安石建议减募兵之数，移其费用于训练保甲时，神宗又回答他说：“畿内募兵之数已减于旧，强本之势未可悉减。”（《长编》卷二三六，熙宁五年闰七月壬戌条）在另一次对话时，神宗更重申了实行募兵制的原意，说道：“禁军，无赖乃投募，非农民比。尽收无赖而厚养之，又重禄尊爵养其渠帅，乃所以弭乱。”（《长编》卷二六二，熙宁八年四月甲子条）言外之意，反映出他对于实行民兵制度总是不那么赞成的。但既是如此，在王安石二次罢相之后，宋神宗亲自推行新法之时，何以保甲法还在继续推行而未予废罢呢？我认为这问题是很容易解答的：宋神宗只是把保甲法作为募兵制度的一个补充物而继续推行的，已不再打算用它取代募兵制度了，两者可以并行不悖，与王安石推行此法的原意已大不相同了。
3．“将从中御”是宋太宗规定的一种办法，他在位期间宋对辽的历次战役，全是采用的这种办法。真宗时宋辽间的澶渊之役，一切战略战术决策也全如此。仁宗时宋与西夏的几次战役，根据范仲淹曾与韩琦发生主守主攻的争议来看，似乎战争决策之权已全部交付与守边的文武大臣，实际上则是因为，那时北宋朝廷上最高统治集团中，实在没有一个人能在战略决策方面作出主张，而且走马承受往返奔命，宋廷也不是全然不想进行遥控的。更何况，当时战争前沿各路的部署，都是文臣为正，武帅为副，文武足可互相制约，也就足可保证不至发生问题了。然而王安石在当权之后，当其要作军事筹策时，却公然对太宗以来的这种做法进行了讥议：
太宗为傅潜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将所在，诏付两卷文字，云：“兵数尽在其中：候贼如此，即开某卷；如彼，即开某卷。”若御将如此，即唯王超、傅潜（按：两人皆庸将）乃肯为将，稍有材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创也。但任将一事如此，即便无以胜敌。（《长编》卷二四八，熙宁六年十一月戊午条）
这样的议论，正是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那一见解的具体体现。且还不只如此。当熙宁四年至六年（1071—1073），由王韶发动的为断西夏右臂而经营河、湟蕃部的战争，受到枢密使文彦博等大臣的反对，宋神宗也因“群疑方作”而屡次表示要“中止”其事。王安石却以宰相身份力排众议，给予王韶以支持和鼓舞，并致函王韶，付以相机处理前线军务的全权，决不遥加制御。在取得胜利之后，神宗对王安石虽也极为嘉奖，但对王安石继即一再提出的向西夏本土进军的建议，却一直不予采纳。到元丰四年（1081），即王安石罢相后的第五年，宋神宗发动了泾原、秦凤等五路大军去进攻西夏。每路都分别设置一个统帅，却不设总统五路的大帅。大帅的职责实际上是由远在开封的宋神宗承担的。他分明还在继续其“将从中御”的家法。可见，宋神宗对于王安石的那种议论及其实践，内心是怀有抵触情绪的。
王安石是一个意志极端坚强的人，在他做宰相的最初几年，凡他认为应兴应革的事，如得不到宋神宗的同意，他必定要尽力说服他，甚或与之力争，以求自己的见解能被采纳和实行。他是不肯轻易动摇和灰心的。马永卿在《元城语录》中所记刘安世的一段话正是这样说的：“〔金陵〕得君之初，与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必面折之，反复诘难，使人主伏弱乃已。”但到后来，特别是在他第二次入居相位之后，宋神宗对他的意见基本上已是以不再支持、不肯听从之时居多了。这又正如吕本中的《杂记》所载：“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安石对所厚叹曰：‘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事到如此地步，王安石只有一走了之了。在王安石去职之后，表面上新法虽还继续推行，就其实质而言，有一些却已不符合于王安石立法的原意了。
但是，元丰年间新法的变质，只是由于宋神宗不肯背离其乃祖乃宗所订立的家法之故，这与宋徽宗时蔡京假藉新法之名而胡作非为，是并没有任何相同之处的。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