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募兵制度应当废除的原因何在

（一）

北宋建国之初，其开国皇帝赵匡胤之创法立制，主要是在于力矫唐末五代以来的各种积弊。而其所以独独沿袭行用晚唐五代以来的募兵制度，其主要用意则又在于利用其“兵民分离”这一作用。这在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应诏封事》中曾有一段极明确的记载：

太祖既得天下，使赵普等二三大臣陈当今之大事可以为百代利者。普等屡为言，太祖俾“更思其上者”。普等毕思虑，无以言。乃请于太祖。

太祖为言：“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赵匡胤的这番话，最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他之所以沿袭前代的募兵制度，只是因为它能使兵与民截然划分开来，使之成为两个互相绝缘的社会人群之故。

在宋太祖以后的几位继体守文之君，即太宗、真宗、英宗诸帝，也都在一贯地继续行用募兵制度。宋神宗赵顼，虽是一个大力支持王安石变法运动（包括施行保甲制度的某些改革措施）的人，而对于宋太祖之袭用前代的募兵制度及其用意所在，他却一直还是赞不绝口的。例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七，在元丰五年（1082）六月壬申载有宋神宗论北宋兵制的一段谈话说：

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之权〕，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

在从宋太祖到宋英宗这一期间，尽管也有一些臣僚发表议论，指出募兵制度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一直还不曾有人要从根本上加以全盘否定，要把它整个儿加以废除。然而王安石在进入北宋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做了参知政事之后不久，便在他的《熙宁奏对日录》中记有他于熙宁二年（1069）闰十一月十九日与宋神宗的一段对话说：

上曰：“侯叔献有言义勇上番文字，……”

叔（按，即陈升之，他字叔暘）曰：“今募兵未消，又养上番义勇，则调度（按，即费用）尤不易。”

余因为上言：“募兵之害终不可经久。”

佥以为如此。

余曰：“今养兵虽多，及用则患少，以民与兵为两故也。又五代祸乱之虞终未能去，以此等皆本无赖奸猾之人故也。”——（自《朱文公文集》卷八三《跋王荆公进邺侯遗事奏稿》转引）

《续通鉴长编》卷二一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也载有王安石对宋神宗论述募兵与民兵的一段话，其中有云：

募兵多浮浪不顾死亡之人，则其喜祸乱，非良农（按指保丁、民兵）之比。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兵考（五）》也载有一事说：

王安石欲变募兵而行保甲，帝从其议。……安石曰：“……臣以为，倘不能理兵稍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陛下若欲去数百年募兵之弊，则宜果断，立法制，令本末备具；不然，无补也。”

帝曰：“募兵专于战守，故或可恃；至民兵，则兵农其业相半，可恃以战守乎？”

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按，自五代后梁时即在招募入伍士兵之面部刺字，以防其逃跑，故亦称募兵为黥兵），然亦可以战守。臣以为募兵与民兵无异，顾所用将帅何如尔。”

从王安石这几段话当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是要把募兵制度废除，而恢复古代曾经长久实施过的征兵制度，亦即寓兵于农的民兵制度的。《文献通考》说他要在废除募兵制度之后“而行保甲”，那是不够确切的。保甲只是王安石要在逐步废除募兵制的过程中采取的一个过渡办法，决不是他改革兵制的全进程的最终点。

赵匡胤对于募兵制度最加赞赏的一点，是它能使兵和民截然分离；而王安石所指出的募兵制度的最大弱点，却正在于它的“以民与兵为两”；赵匡胤认为，收天下失职犷悍之徒于军队之中，用军事纪律对他们管束起来，这是募兵制度的另一个应加赞赏之处；而王安石则以为专召“天下落魄无赖之人”为兵，乃是“守五代乱亡之遗法”，不但“不足以致安强”，而且“宗庙社稷之忧亦在于此”。所以又成了他对募兵制度进行指摘的另一致命弱点。上述二事，虽都不是先立定一个反对“祖宗之法”的意念，然而在其实践过程当中，如果不是始终贯串着一个“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见，却必然也是无法那样坚持的。

（二）

王安石之所以要对募兵制进行彻底的改革，减缩财政开支的意图，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

北宋雇佣兵的数额，在仁宗晚年曾达到一百三四十万人，英宗时候虽有减少，然而曾先后两次充任三司长官的蔡襄之上书呼吁养兵费用数额过于庞大，却正是英宗在位期内。到宋神宗继位，王安石操持了政柄之后，除如前引《文献通考·兵考（五）》所载，他曾与宋神宗说“倘不能理兵稍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的那段谈话而外，在《续通鉴长编》卷二二一，也于熙宁四年（1071）三月甲午写道：

上言：“久远须至什伍百姓为用，募兵不可恃。”

安石曰：“欲公私财用不匮，为宗庙社稷久长计，募兵之法诚当变革，不可独恃。”

同书卷二三一，又于熙宁五年（1072）三月甲申写道：

〔王安石〕因为上言：“西事稍弭，边计正当措置。天下困敝，惟兵为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国可以富强。余皆不足议也。”

他从消极方面来作推断，则说“天下困敝，惟兵为患”，说如不改变募兵制度，“则中国无富强之理”；从积极方面来作推断，则说若能把兵制改革，“即中国可以富强”。这些话语，就是把“富、强”并提的。其意以为，如不改革兵制，固然不能改变“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局势，而专从财政经济上着眼，也同样不能改变目前的“困敝”问题。也就是说，王安石把募兵制度之能否改变，认为也是理财方面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尽管在王安石一生的言论当中，对于宋太祖赵匡胤并没有发表过多少明确的指责意见，然而，赵匡胤对于沿袭前代实施募兵制度是那样地踌躇满志，而王安石则是立志一定要把募兵制度废除，这却无论如何不能不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其改革兵制的政治实践当中，也恰恰是贯串着一个“祖宗不足法”的指导原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