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募兵制度是北宋王朝“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

从北宋建国初期直到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在此九十年内，北宋政府所雇佣的禁军和厢军的数量，可以说是直线上升，与日俱增的。据《宋史·兵志（一）》所载北宋前期的四个皇帝先后统治期内，其各朝所养禁军和厢军的数字如下：

太祖开宝年间（968—976），禁军与厢军总数为三十七万八千。禁军马步合计共为十九万三千。（从总数中减去禁军之数，知厢军应为十八万五千。）

太宗至道年间（995—997），二者总数为六十六万六千。禁军马步军合计为三十五万八千。（从总数中减去禁军之数，知厢军应为三十万八千。）

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二者总数为九十一万二千，禁军马步合计为四十三万二千。（从总数中减去禁军之数，知厢军应为四十八万。）

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二者总数为一百二十五万九千。禁军马步合计为八十二万六千。（从总数中减去禁军之数，知厢军应为四十三万三千。厢军数字之所以较前减少，是因为许多地方的厢军升为禁军了。）

自庆历以后，北宋全国的职业兵的数字略有减少，所以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之数应为北宋一代所豢养的禁厢军的最高数字。（但王铚在《枢廷备检》中却说：“逮咸平西北边警之后，兵增至六十万。皇祐之初（1049）兵已一百四十万矣。”王铚的话也当是有根据的，若然，则北宋所养禁厢军的最高数字便应为一百四十万。）

（二）

王铚在《枢廷备检》中引录了孙洙评述北宋兵制的一段文字，说道：

今内外之兵百余万，而别为三四，又离为六七也。……离而为六七者，谓之兵而不知战者也：给漕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缮河防者兵也，供寝庙者兵也，养国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前世制兵之害未有甚于今日者也。

孙洙在这里所列举的，虽说是“离为六七”，却无一而非厢军。我们要在此加以评述的，主要却在于禁军。也就是，在禁军数量最多之日既已达八十余万，何以在对辽、对西夏的战争当中总是不能取得胜利呢？这在北宋当时就已有很多议论，而其所涉及的问题，有一些竟是由北宋王朝所实施的雇募制度本身所带来、所产生的。因为这些弱点是逐渐暴露出来的，是积渐而成，并且日益严重，所以称之为“积弱”。今综述如下：

第一，北宋政权在沿袭施行晚唐五代以来的募兵制度时，既然把重点放在“收养失职犷悍之人”方面，这些人一被招募入伍，便终身“仰食于官”，虽在疾病老衰之后也不被淘汰，成为终身制的职业兵。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把一些老弱不堪战斗之人和一些气锐力强的少壮者混杂在一起，到一旦临阵斗敌之时，势必要大大影响士气。仁宗至和二年（1055），知谏院范镇在所上《论益兵困民》的奏章（见赵汝愚《宋诸臣奏议》卷一二〇）中说道：

今河北、河东养兵三十余万，五十年矣，……就三十余万中，半皆老弱怯懦。老弱怯懦之人，遇敌则先自败亡，适所以为骁壮者之累。是骁壮者不可不拣练，而老弱怯懦者不可不抑去也。骁壮者不拣练则兵殆，老弱怯懦者不抑去则费广。费广则民疲，民疲则不自爱。养殆兵以卫不自爱之民，臣恐朝廷之忧不在塞外而在塞内也。

《宋史·吕景初传》载吕景初于宋仁宗晚年所上奏章也说道：

比年招置〔士兵〕太多，未加减汰。若兵皆勇健，能捍寇敌，竭民膏血以啖之，犹为不可；况羸疾老怯者又常过半，徒费粟帛，战则先奔，致勇者亦相率以败。……望诏中书、枢密院，议罢招补而汰冗滥。

第二，北宋王朝派遣禁军出外戍守，却又采用“更戍”之制，基本上每三年变更一次防地，以求收取“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效果。然而这样施行之后，并没有持续太久，其弊病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当宋太宗于雍熙三年（986）第二次出兵北向，意图恢复燕云诸州，不料又大败而归之后，于端拱二年（989）下诏要群臣上疏论列“御戎之策”，户部郎中张洎在奏章中举述了两年前战争失败的多种原因，其一为：

臣顷闻涿州之战，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

到仁宗庆历之初（1041），北宋与西夏进入了长期军事相持状态，而历次战役，总以宋军吃败仗之时为多。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在这年上《论兵策十四事》，其第十事为：

主将用兵，非素抚而威临之，则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昨任福在庆州，蕃汉渐各信服，士卒亦已谙练，一旦骤徙泾原，适值贼至，麾下队兵逐急差拨，诸军将校都不识面，势不得不陷覆。今请诸路将佐，非大故毋得轻换易，庶几责其成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

第三，在北宋开国初期，对于其所招募到的禁军还肯依时加以教阅，到后来，屯驻各地的禁军将校，对所谓教阅训练等事，大都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并不肯认真严格执行。如苏舜钦写给范仲淹的《谘目（二）》（见《苏学士文集》卷一〇）所说：

今诸营教习固不用心，事艺岂能精练？盖上不留意，则典军者亦不提辖，将校得以苟且，隳弛纪律，加之等级名分，往往不肯自异，至于人员（按指将校）与长行（按指士兵）交易饮博者多矣。如此则约束教令岂复听从？故出入无时，终日戏游廛市间，以鬻伎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习以成风，纵为骄惰。

“骄惰”到何等程度呢？单就驻在首都的禁军来说，就已出现了如欧阳修在《原弊》（见《欧阳文忠公文集·外集》卷九）一文中所说的情况：

今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

在首都的尚且如此，在外地诸路州郡的更不问可知。

在与辽政权的疆界相毗邻的河北、河东诸路，按道理是最应把驻军精加训练的吧，却又恰恰相反。自从在1004年宋辽签订了“澶渊盟约”以后，北宋王朝惟恐辽朝抓到口实，藉故挑衅，对于北方边防沿线的守军，竟至连教练也不敢进行，连营寨和防御工事也不敢修葺。这不是心甘情愿地要在军事上出现“积弱”的结局吗？而这个结局也果然到来了。在田况所上《论兵策十四事》中，所述与西夏作战的北宋骑兵的情况是：

沿边屯戍骑兵，军额（按即番号）高者无如龙卫，闻其间有不能披甲上马者；况骁胜、云骑、武骑之类，驰走挽弓不过五六斗，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以贼甲之坚，纵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能中之！

以具有上述种种弱点的军队而想望战必胜，攻必克，那只能是梦想，于是，在多次接触的过程当中，辽与西夏的部队全都深知北宋禁军之并非劲旅，因而也全都不把它放在眼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七康定元年（1040）四月乙巳所载：

诏河北都转运使姚仲孙、河北缘边安抚使高志宁，密下诸州军添补“强壮”（按此为河北乡兵名称）。初，知制诰王拱辰使契丹还，言“见河北父老，皆云契丹不畏官军而畏土丁。盖〔土丁〕天资勇悍，乡关之地，人自为战，不费粮廪，坐得劲兵，宜速加招募而训练之”。故降是诏。

一经王拱辰指出辽人“不畏官军”的事实，北宋王朝立即下诏在河北添补土丁，可见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对于禁军也是缺乏信心的。至于西夏人之对于北宋禁军，那就更加轻视了。司马光在治平二年（1065）所上《言西边上殿札子》（见《传家集》卷三五）中说道：

其（按指西夏）所以诱胁熟户、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为：东方客军（按指禁军）皆不足畏，唯熟户弓箭手生长极边，勇悍善斗，若先事剪去，则边人失其所恃，入寇之时可以通行无碍也。

苏辙在熙宁二年（1069）的《上皇帝书》（《栾城集》卷二一）中说道：

今世之强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廪愈厚；其廪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边用兵（按此指仁宗庆历年间宋夏交战事），禁军不堪其役，死者不可胜计，羌人（按即西夏人）每出，闻多禁军，辄举手相贺；闻多土兵，辄相戒不敢轻犯。

这里不但反映出来，在西夏人心目中，北宋禁军之如何不堪一击；即以苏辙对北宋禁军所作的概括，即“其名愈高，其廪愈厚，其材愈薄”诸语，必也是具有极大代表性的一种意见，因而也必然反映了北宋社会人群对禁军的舆论和评价。而这也的的确确就是王安石实行将兵法以提高禁军战斗力，实行保甲法企图逐渐以民兵制代替募兵制的直接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