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凡例
一、本文所引《宋史·职官志》之原文，一依涵芬楼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之《宋史》。其书为配合元至正初刊本及明成化重刊本而成。凡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者，元刊本也。半叶十行、行二十字者，明刊本也。《职官志》一二卷中，唯卷一一为元刊，余均明刊。
一、本文所据主要参证资料者为：
《宋会要辑稿》（上海大东书局影印本）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爱日精庐活字本）
杨仲良《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广雅书局本）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四川仁寿萧氏刻本）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适园丛书》本）
李攸《宋朝事实》（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程俱《麟台故事》（同上）
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敬乡楼丛书》本）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清钱塘汪氏仿宋刊本）
叶梦得《石林燕语》（叶德辉《郋园丛书》本）
汪应辰《<石林燕语>辨》（《儒学警悟》本）
程大昌《考古编》（同上）
徐度《却扫编》（《学津讨原》本）
孙逢吉《职官分纪》（《四库珍本丛书》初集本）
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明正德刘氏慎独斋刊本）
刘子实《翰苑新书》（明万历金陵周氏仁寿堂刊本）
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明嘉靖三衢夏氏刊本）
马端临《文献通考》（浙江书局刻本）
一、宋代各朝《会要》，经元迄明，多所散佚。明修《永乐大典》时，取文渊阁所藏二百零三册之残本，分门散隶于各韵之中。宣德间文渊阁火，残存之本乃亦同归于尽。清嘉庆中，大兴徐松方自《永乐大典》各韵中重为辑出，而以卷帙浩瀚，刊写两难，终清之世，唯原辑之稿本孤行，故明清两代之治宋史者无一人得见此书。今得影印本，遂亟取以与《宋史》对读，本文中所取材于《宋会要》者亦遂视各书为独多。然《宋会要》之辑录实出于匆遽之间，嗣后未曾再经细校，其部类比次，又大体依据《宋史》各《志》之门目为准，坐是而差谬讹夺，随在不免。本文于征引之际，倍极审慎，凡有他书可相比照者，亦一并引录，以资佐证。
一、南宋诸家所修“类书”，大都辗转抄引，其记载宋代官制较详而流传至今者，厥唯上举章如愚、刘子实、谢维新三家之书。章书成于宁宗时，谢书成于理宗时，刘书之成当亦与谢书相先后。三书所载事目均多雷同，而以谢书刘书之间为尤甚：所列条目，所述沿革，同者盖将什九。则似三书之间，应有源流关系存在。然细核其相同各节，章书时次居前，而其所载出典反不及刘书、谢书之完备；即刘书谢书之所载，亦多有此具彼阙、此阙彼具者，知其时必尚有为各书共同祖述之一书，而今亡矣。马端临《文献通考》中之《职官考》，其正文同于刘谢二家之书者亦什八九。然刘谢两家亦有互异之处，如刘书前集（九）《太守》条引《中兴会要》之文，于“许通差武臣一次”句下有一段云：“绍兴元年知越州陈汝锡言：‘诸路守臣并许节制管内军马，除逐州遇有缓急事宜合依前项指挥听从本州守臣节制外，所有事干一路军政，及合隶帅司差发之类，并令遵依旧法施行。’诏申明行下。”同卷通判条夹注中有“经总制钱旧法守贰通掌而隶提刑司”云云一段，为谢书《太守》条及《通判》条所不载。谢书后集卷七六《教授》条云：“国初有四书院：庐山白鹿洞、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按：四书院下原各有夹注一段，兹从略），未建州学也。乾兴元年兖州守臣孙奭私建学舍，聚生徒，乞请太学助教杨光辅充本州讲书，从之。余镇未置学也。景祐四年诏藩镇始立学，他州勿听也。宝元元年颍州守臣蔡齐请立学，时大郡始有学，而小郡犹未置也。庆历四年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委运司及长吏于幕职州县官内荐教授，或本处举人举有德艺者充。当时虽置教授，或用兼官，或举士人，委于漕司而未隶朝廷也。”层次极为清晰，而刘书《教授》条所载则较此大简。其外取舍繁简之不同犹难殚数。而凡此诸处，《通考》均与谢书相同。因知其渊源所自，盖为《合璧事类》而非《翰苑新书》也。《宋史·职官志》袭用之书非一，而其径自《通考》出者为数最多。今于校读之际，于此等源流关系均加探究，故所藉赖于章、刘、谢、马诸家之书者亦至繁夥。
一、《通考》所载宋代职官，大体虽与《合璧事类》相同，而其间亦时有详略互异之处。今查凡《通考》所无而仅见于《合璧事类》之条目，《宋史·职官志》苟亦有之，则二者间之内容必多异；凡《合璧事类》所无而仅见于《通考》之条目，《宋史·职官志》苟亦有之，则二者间之内容大体上必不殊。且凡《通考》录用《合璧事类》之成文，偶因传写而有所失误者，《宋史·职官志》亦皆踵讹袭谬，未予是正。据知《宋史·职官志》之与上举二书相雷同者，必皆出自《通考》而与《合璧事类》则无直接之因缘也。故于对读考校之际，虽取章、刘、谢、马诸家之书而并用之，就中实以用马书之处为尤多。其间有《通考》改易《合璧事类》之文而有迹象可寻、或《通考》有误而《合璧事类》本不误者，即引录《合璧事类》之文以相比证。虽分疏之际不免辞费，顾亦所以明《宋史·职官志》中若干条目之来源在此而不在彼耳。
一、《宋史·职官志》中条目之不出于《通考》者，亦必出于另一成书，其书为何，今未能明。其中有行文顺序与《通考》异而记叙之谬误与《通考》同者，则二者又必同出一源。本文遇此种情形，间亦录而存之，为俟异日探求其本源也。
一、昔人校正《宋史》之著述，《四库全书总目·宋史提要》中引有沈世泊《宋史就正编》内驳正《宋史》者数条，而沈氏此书则未为《四库》所收录，故今亦未能得见，不知其书之内容果何若。余如武英殿本《宋史》各卷后所附载之《考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及邵晋涵《南江札记》中之考订《宋史》部分，均以列传为多，涉及《职官志》者寥寥无几。凡诸书所已论及而又为我之所同意者，即不在文中重复论述，凡诸家之考论犹有疑文剩义者，则更摘出参决之。
一、本文为求易于征信起见，取证唯求其充，推考唯求其尽，虽一字、一词、一年月、一名氏之是正，亦往往反复辨说，期于无可置疑而后已。文字芜累，读者谅之。
一、继本书而可谋定稿付印者，为《刑法志》、《河渠志》、《兵志》及一部分列传之校稿。
一、心未周浃夫全史，功力仅及于饤饾，此固通学之所不屑为，而我则未能优为之者。考论之所不中，念虑之所不周，雠勘之所疏漏，参照之所未及者，不知凡几，愿受宏雅之指教焉。
1941年9月8日写于四川南溪县之板栗坳
（原载《读书通讯》第62期，1943年3月）
附录：
陈寅恪先生所作《<宋史·职官志>考正》序
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此为世人所共知，然亦谈何容易耶？盖天水一朝之史料，曾汇集于元修之《宋史》。自来所谓正史者，皆不能无所阙误，而《宋史》尤甚。若欲补其阙遗，正其讹误，必先精研本书，然后始有增订工事之可言。《宋史》一书，于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更何论探索其根据，比较其同异，藉为改创之资乎？邓恭三先生广铭，夙治宋史，欲著《宋史校正》一书，先以《宋史职官志考正》一篇，刊布于世。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寅恪前居旧京时，获读先生考辨辛稼轩事迹之文，深服其精博，愿得一见为幸。及南来之后，同寓昆明青园学舍，而寅恪病榻呻吟，救死不暇，固难与之论学论史，但当时亦见先生甚为尘俗琐杂所困，疑其必尠余力，可以从事著述。殊不意其拨冗偷闲，竟成此篇。是其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噫！先生与稼轩生同乡土，遭际国难，间关南渡，尤复似之。然稼轩本功名之士，仕宦颇显达矣，仍郁郁不得志，遂有斜阳烟柳之句。先生则始终殚力竭智，以建立新宋学为务，不屑同于假手功名之士，而能自致于不朽之域。其乡土踪迹，虽不异前贤，独傭书养亲，自甘寂寞，乃迥不相同。故身历目睹，有所不乐者，辄以达观遣之。然则今日即有稼轩所感之事，岂必遽兴稼轩当日之叹哉？寅恪承先生之命，为是篇弁言，惧其覉泊西南，胸次或如稼轩之郁郁，因并论古今世变及功名学术之同异，以慰释之。庶几益得专一于校史之工事，而全书遂可早日写定欤？癸未一月二十七日陈寅恪书于桂林雁山别墅。
原载《金明馆丛稿二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