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违反唐令、格、式一断于唐律
这是唐律、令、格和式关系中的基本一面。唐律中有关违反令、格和式而据律断之的例子比比皆是。唐律中所要制裁的犯罪行为，很多是违反令、格和式的行为。这里仅举三例证之：
例一，以律断违令行为。《唐律疏议·户婚》“里正授田课农桑违法”条“疏议”引田令的规定：“应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预校勘造簿，县令总集应退应受之人，对共给授。”如违反此令，就要受到唐律的追究。此条律条规定：“其里正皆须依令造簿通送及课农桑。若应合受田而不授，应合还公而不收，应合课田农而不课，应课植桑，枣而不植，如此事类违法者，每一事有失，合笞四十。”
例二，以律断违格行为。《唐律疏议·诈伪》“妄认良人为奴婢部曲”条“疏议”引唐格的规定：“随身与他人相犯，并同部曲法。”即违反此格的规定也要依律处断。此条律条规定：“其妄认随身为部曲者，随身之与部曲，色目略同，亦同妄认部曲之罪”，即要“流三千里”。
例三，以律断违式行为。《唐律疏议·卫禁》“烽候不警”条“疏议”引职方式的规定：“放烽讫而前火烽不举者，即差脚力往告之。”违反这一规定同样要受到律的处罚。此条律条规定：“不即告者，亦徒二年”。
对违令、格和式行为处罚的严厉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违令、格和式的程度。对令、格和式的侵害越严重，唐律对这些行为的制裁就越严厉。《唐律疏议·职制》“置官过限及不应置而置”条“疏议”说：“内外百司，杂任以上，在令各有员数。”即唐令对国家机关的编制人数都有规定，如果违反规定，超编置官，超编的人数越多，唐律的用刑就越重。此条律条规定：“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
同时，唐律还区别对待故意与过失违反令、格和式的行为，对故意行为的制裁严于过失行为。《唐律疏议·职制》“贡举非其人”条“疏议”引了唐令的规定：“诸州岁别贡人。”贡举失错或应贡举而不贡举的，虽都要受到唐律的追究，但处罚不同，过失的轻于故意的。此条律条规定：“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失者，各减三等。”
从史籍也能发现违反唐令、格和式受到唐律制裁的实例。唐代各级官吏的俸禄在唐令中有明确规定。“应食禄者，具在禄令。”
官吏违反此令，非法谋利，就要依律按赃论处。《旧唐书·李朝隐传》载，开元十年（722年），“武强令裴景仙犯乞取赃积五千匹，事发逃走。上大怒，令集众杀之”。当时任大理卿的李朝隐认为处刑过重，并据律以争，说：“有断自天，处之极法，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枉法者，枉理自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为赃，数千匹止当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曲矜仙命。”最后，唐玄宗听取了他的意见，照律免死，处罚为决杖一百，流岭南恶处。此案确认犯赃的依据是唐令，而科刑的依据则是唐律。
违反唐令、格和式要依唐律科刑作为一个原则被唐律确认，违反了要受到刑事制裁。《唐律疏议·断狱》“断罪不具引律令格式”条“疏议”说：“断狱之法，须凭正文。”这里的“正文”是指律、令、格和式文。如有违犯，要处笞刑。此条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但是，科刑还须据律，就是制敕也不可随便作为后比。《唐律疏议·断狱》“辄引制敕断罪”条规定：“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唐律的这些规定为一断于律提供了法律保障，使其能得到切实执行。
一断于律的产生有其法制原因。唐代的刑法内容主要分布在律、令、格和式中。《新唐书·刑法志》把律、令、格和式都称为“刑书”，唐律又明确规定“刑谓定罪”。如果把这四者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内容势必太多太杂，易造成适用上的混乱。因此，唐代的立法者对它们作了分工，将唐令、格和式均规定为详细、具体的内容，唐律为刑法典。较为严重的违反唐令、格和式的行为分别在唐律中作出规定，设立罪名及相应的制裁手段；较为轻微的违反唐令、格和式的行为则以一般违令、违格和违式行为处罚。立法者的这一意图集中体现在一断于律上，这是协调四者关系和便于司法的理想途径。
一断于律对司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法律繁杂，科刑依据有多种，不仅会使百姓难以掌握，而且还会在司法中出现一罪多科的情况，造成司法混乱，甚至被奸吏利用，故意滥刑，破坏法制。这在唐前不属少见。秦时，法律“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司法官乘机弄法，纷纷用重刑，国家也以“杀人众者为忠臣”，以致滥刑，形成了“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的局面，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结果，农民大起义爆发，参加人数之多，竟达“天下之半”，秦王朝寿终正寝。汉代也出现过类似情况。武帝时，律令文书堆积如山。“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阁，典者不能遍睹。”东汉时，这种情况仍未改变，“凡数罪所由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言”，以致“言数益繁，览者益难”。汉初，法制被破坏殆尽，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唐初的统治者以前人之覆为鉴，一方面指出法律要简约，另一方面又强调司法要依律，杜绝一罪多科的情况。唐律多次阐明了这一立场。《唐律疏议·名例》“称日年及众谋”条“疏议”说：“刑名事重，止可据籍书”，还明示不可破律从令，妄加颠倒。《唐律疏议·贼盗》“谋反大逆”条“疏议”从依律科断的重要性出发，说：“刑法慎于开塞，一律不可两科。”一断于律在司法上适用后产生了积极效果，克服了过去一罪几科的弊端，加强了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