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之“新”

讨论新诗的起点，一般要从1917年2月说起。在该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6号上，发表了胡适的八首白话诗，它们虽未脱五七言的旧格式，但引入了平白的口语，已和一般的旧诗有所差异。随后，1918年1月的《新青年》4卷1号又刊出白话诗九首，作者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这组诗的面貌焕然一新：不仅完全采用白话，而且分行排列，采用标点，旧诗的形式规范被基本打破。由此开始，新诗面向了公共的接受，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

当然，新诗的发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相当的过程。众所周知，作为一种高度“成规”化的文学，中国古典诗歌在形式、技巧、情调等方面，拥有一套稳定的模式。虽然内部也有丰富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其表现力可以说发展到了极致。晚清以降，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急遽变化的时代，人的思想、意识、语言都处在动荡之中，许多异质的“新名物”与“新经验”不断涌现出来。当传统的诗歌形式不足以充分容纳这一切，一些诗人开始思考如何使诗歌焕发出新的活力，书写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就代表了这种努力。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作法并未打破古典诗歌的基本规范，“诗界革命”的终点构成了新诗发生的起点，这已经成为学界的一般看法。

胡适对新的诗歌方式的摸索，最初也是呈现于晚清诗歌改良的脉络之中。1915年9月，在美留学的他提出的“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就大体未离“诗界革命”的轨范。然而，这一主张却遭到了力主“诗文两途”的梅光迪等人的激烈反对，在与友人的一系列论争中，他的思想后来“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即：“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在此之后，他才将思路集中在语言工具的层面，提出了“白话作诗”的具体方案，为“文学革命”找到了最终的突破口。1917年，胡适从美国回到国内，随着空间的转移，美国友人的激烈反对被《新青年》诸公的鼎力支持替代，他的诗歌构想也变得更加明确、自信，“决心把一切枝叶的主张全抛开，只认定这一中心的文学工具革命论是我们作战的‘四十二生的火炮’”。在理论探讨的同时，胡适还在写作中不断尝试。最初写下的一批白话诗，只不过是洗刷过的旧诗；后来虽打破五七言的体式，改用长短不齐的句子，如《鸽子》、《一念》等，但还明显残留着词曲的气味和声调。回国以后，在钱玄同等人的激励下，胡适进一步在语汇、句法、音节等方面彻底摆脱束缚，终于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1919年2月的译诗《关不住了》（作者是美国女诗人Sara Teasdale），完全采用自由的散文语式，灵活地传达出内心迫切的情感，被胡适称为“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胡适和他人的表述中，最初的新诗只是笼统地被称为“白话诗”，到了1919年10月，胡适在《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中，才正式提出了“新诗”的概念：“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上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由此看来，“白话诗”与“新诗”是一对不应混淆的称谓，对应着不同的“尝试”阶段：如果说前者，指称的是过渡的类型，“白话”入诗只是传统诗歌的内部调整，那么，后者则属于一种全新的类型。换言之，“白话”构成了新诗的语言特征，但新诗的内涵并不是“白话”所能说明。当隐喻性的诗意语言被散文化的日常语言所替代，当意象性的结构方式被分析性的现代语法所消解，改变不仅发生在工具的层面，整个诗意生成的前提也从根本上被刷新，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它的突出特征不再是将主体融入物象世界，而是把主观意念与感受投射到事物上面，与事物建立主客分明的关系并强调和突出主体的意志与信念。”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新诗之“新”，不仅对应于一种新的语言、新的形式，更是对应于一种新的经验方式和新的世界观。在“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诗体解放背后，一个自由表达、自我反思的现代主体，也随之浮现。

后人称胡适为新诗的“老祖宗”，但应该看到，新诗不是由胡适等一班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它的发生以及“正统以立”与诸多语言的、文学的、历史的、社会的因素相关。比如，在文学资源的层面，中国传统文学内部的差异性，直接为胡适的新诗构想提供了历史依据，来自异域的文学新潮（如美国的“意象派”）也构成了他的理论参照。再比如，当文学运动与国语运动合流，在胡适等人对“白话”的鼓吹中，最终引申出来的是对现代民族国家语言的总体构想，“白话诗”以及“白话文学”的历史价值由此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同样不能忽略的是，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背景中，新诗的出现并非是孤立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系列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文化结构变迁的产物。陈独秀在分析新文学的成功时，曾有这样的看法：“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存在的。”对于以一个“最后之因”解释历史的方式，胡适曾提出异议，指出促成白话文学成立的因素还有很多，至少包括：一千多年白话文学作品的存在，“官话”在全国各地的推行，海禁的开放与外国文化的涌入，以及科举的废除、满清帝室的颠覆等。胡适的立论，虽然直接针对着陈独秀，但两人无疑都着眼于宏观的进程，新文学（包括新诗）产生的现代性背景也被勾勒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中，所谓“新诗”之“新”，因而也有了更多的含义，它与古典诗歌的区别，不仅是文学内部成规的改变，诗的文化功能、角色，与读者的关系，乃至阅读的方式，都发生着潜在的变化。

在中国传统社会，“诗”作为最重要的文明方式，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纯粹文学，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功用显现于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近代以来，科举的废除，现代知识分工体系的移植，以及新式教育的兴起，改变了传统文化得以存在的条件，报刊媒体的发展，也塑造出新的阅读、传播和评价机制。虽然，诗歌与“政教”的关联并没有断绝，在特定的年代甚至还会强化，但从总体上看，“诗歌也不可避免地被视为一有别于其他现代领域的专门、狭窄、私人性质的活动”，有关诗人形象、诗歌接受等问题的诸多争议也由此产生。在这个意义上，将《新青年》上的公开“发表”，看做是新诗的起点，似乎具有了某种象征性的意义，这表明了新诗作为一种“发表”的文学，它的命运将和传统诗歌迥异，从一开始就卷入了“别样”的文化空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