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实际上是从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才真正确立的，虽然此书的出版晚于冯友兰先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自序》中曾这样写道：“我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在三十年代发表以后，我总觉得其中的玄学和佛学部分比较弱，篇幅不够长，材料不够多，分析不够深。在四十年代，卜德先生翻译下卷的时候，我曾经对其中的玄学部分作了一些补充，所以这一部分的英译本和通行的中文本不相符合。这一点卜德先生在英译本中已经作了说明。”细检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我们会看到，正如冯先生后来指出的那样，其中关于魏晋玄学部分的讨论与其他部分相比确实显得太过薄弱了。

《魏晋玄学论稿》的典范意义，几乎体现在迄今为止的所有魏晋玄学研究当中。汤用彤先生关于魏晋玄学的很多论断，早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不刊之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在某些方面对汤先生的研究提出根本性的质疑。在某种意义上，学术工作可以被视为致敬之旅。而在我的心中，总会时时回响起海德格尔的那句话：思想者以提问相互致意。也许，只有通过质疑和批评，我们才能真正与前辈的思想之路相逢，从而让那曾经闪亮的光辉融入相续不绝的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