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庄子序》与“《庄子》后语”
（一）关于《庄子序》
通行本郭象《庄子注》卷首有三百九十九字的序文一篇，题为“河南郭象子玄撰”。冯友兰先生从序文的内容断定，此篇文字是《庄子序》而非《庄子注序》。
这篇序文的真伪问题从北宋刻印郭象《庄子注》行世后，一直没有什么争议。直到1978年王利器先生的《<庄子序>的真伪问题》发表以后，这个问题才真正进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视野。王利器先生的质疑是从《宋会要辑稿》第五十五册《崇儒四·勘书》中的一则记载开始的：
景德二年二月，国子监直讲孙奭言：“诸子之书，老、庄称首，其道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逍遥无为，养生济物，皆圣人南面之术也。故儒先论撰，以次诸经。唐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三十卷，内《老子释文》一卷，《庄子释文》三卷。今诸经及《老子释文》共廿七卷，并已雕，即颁行；唯阙《庄子释文》三卷，欲望雕印，冀备一家之学。《庄子》注本，前后甚多，率皆一曲之才，妄窜奇说，唯郭象所注，特会庄生之旨，亦请依《道德经》例，差官校定雕印。”诏“可”。仍命奭与龙图阁待制杜镐等同校定刻板。镐等以《庄子序》非郭象之文，因册（删）去之。真宗当出序文谓宰臣曰：“观其文理可尚，但传写讹舛耳。”乃命翰林学士李宗谔、杨亿、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等，别加雠校，冠于篇首。
王利器先生通过对此则材料的分析，认为杜镐等人断定《庄子序》非郭象之文，一定有其“真凭实据”。而这一凭据即是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叙录》中引用的郭象的一段话：“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阏奕》、《意修》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如果我们将《经典释文·叙录》里面的这段话，与上引《宋会要辑稿》里所说的“《庄子》注本，前后甚多，率皆一曲之才，妄窜奇说”相参照，可以确知孙奭、杜镐等人的确是如王利器先生推测的那样，是以《经典释文·叙录》里面引用的郭象的话不见于通行本《庄子序》为依据的。但正如余敦康先生指出的那样，仅仅因为通行本《庄子序》中不包含《经典释文·叙录》中那段涉及“裁取三十三篇之旨”的“序文中应有之义”，就断定其为伪作，在理据上并不充分。而且王利器先生认为李宗谔和杨亿等人也认为这篇序文“非郭象之文”，从上面的引文看，是全无根据的。至于将宋真宗的此篇序文的认可，定性为“滥用他那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权力”，则更属于那个特定时代的论调，基本可视为无稽之谈。王利器先生的这篇考证文章虽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由于没有提出什么真正无可辩驳的理据，基本上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
近年，王晓毅教授在其相关著述中再一次对这一问题作了新的考辨。与王利器先生主要从文献学角度立论不同，王晓毅教授主要从通行本《庄子序》与郭象《庄子注》的思想差异入手，认为“在几个重要的概念命题上，存在不应当发生的差异，甚至是相反的理解（如内圣外王）”。
对于《庄子序》，王晓毅教授提出了五点质疑。下面我们逐条加以解析，看其证伪《庄子序》的立论是否成立。
王晓毅教授首先注意到了《庄子序》中提到的“内圣外王”的问题：
第一、关于“明内圣外王之道”。在郭象《庄子注》的哲学术语中，绝无可能出现“内圣”这个概念，因为在他笔下的“圣”只能是圣人治国的外迹。他认为，圣人的本质是“神人”,“神人即圣人也。圣言其外，神言其内”。……“夫圣人因物之自行，故无迹。然则所谓圣者，我本无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强名圣，则圣者乃无迹之名也。”显而易见，“圣”这个概念，只能是圣人的外在表现，因此郭象不可能提出“内圣”概念。
认为郭象绝无可能提出“内圣”这一概念，实在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论点。《庄子·天下》篇里明确提到了“内圣外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从上下文义看，《庄子》的这段文字显然是把“内圣外王之道”看作是古人治道之大体。郭象在注释这段文字时，没有对“内圣”这个概念提出任何质疑，甚至没有作任何解释。由此可以推知，在郭象看来，“内圣外王”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表达。至于王晓毅教授提出的“圣言其外，神言其内”与“内圣”观念的背离，则是未能全面地考虑郭象这则注释与《庄子》本文的关系。“神人，即圣人也。圣言其外，神言其内”注释的是《外物》篇的“圣人之所以骇天下，神人未尝过而问焉”。《外物》篇的整段文字为：“圣人之所以骇天下，神人未尝过而问焉；贤人所以骇世，圣人未尝过而问焉；君子所以骇国，贤人未尝过而问焉；小人所以合时，君子未尝过而问焉。”其中有一个人格境界的等级序列，即神人、圣人、贤人、君子和小人。郭象的这则注释主要是不希望人们误以为圣人之上还有一个神人的阶次。注文中的“圣言其外，神言其内”指的是在《庄子》的这段文字里，“圣”着眼于外在表现，而“神”指涉内在品质。注释本身重点在于疏通《庄子》的文义，并不是郭象思想的表述。而且，“圣”在郭象的注释里，显然有用于指向内在的实例。同样是在《外物》篇，在注释“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时，郭象说：“圣应其内，当事而发；己言其外，以畅事情。情畅则事通，外明则内用，相须之理然也。”这里的“圣”，显然说的是内在的精神境界。
第二个质疑针对的是《庄子序》中的“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长”：
“神器”指生命。《老子·第二十九章》云：“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其本意是说，治国犹如对待生命，要顺应其本性而不可强为。《老子河上公章句》将神器解释为人的生命，注文为：“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好安静，不可以有为治。”王弼则指一切生命，注文为：“神，无形无方也。器，合成也。无形以合，故谓之神器也。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庄子注》中的“神器”，含义与王弼等相同：“迟速之节，聪明之鉴，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惑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机而伤其神器也。”……然而，《庄子序》中却有“是以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长也”一句。“源流深长”，无疑是形容“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有宇宙本原论意味。既然是依据自身本性“独化”，如何又“源流深长”呢？与《庄子注》中的独化说对照，《庄子序》中的“源流深长”，属于画蛇添足，不可能出自郭象之手。
王晓毅教授将“神器”理解为生命，这实在令人诧异。详味上面这段文字中引用的河上公注和王弼注，不知王晓毅教授是从哪里读出“神器”是指生命来的。河上公注简洁明白，不需要作什么额外的解释。其中是否有“神器”是指生命的意思，读者可以自己来评断。王弼注较为晦涩，需要略加疏解。将“器”解读为“合成”，进而以“无形以合”来释“神器”，显然是将这个“器”字当作动词来用的。因此，在王弼那里，“神器”就是指无形的创生。郭象对“神器”这个概念的使用，的确受到了王弼的影响。虽然郭象没有明确地阐明他对“神器”这个词的理解，但我们从其出现的具体语境，可以推知郭象是将其理解为不可知的神秘生成。从“源流深长”这个表达，读出“宇宙本原论意味”，恐怕也是王晓毅教授的“独创”了。“源流深长”这四个字，最多也就是引入了时间的概念。如果仅仅因此就意味着“宇宙本原论”，那像“夫有不得变而为无，故一受成形，则化尽无期也”（《田子方》注）这样的论述，不知又该作何理解？
王晓毅教授提出的第三处疑点是《庄子序》最后一段的“经昆仑，涉太虚，而游惚怳之庭矣”：
郭象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神力的存在，对《庄子》书中所有的神话，均作了“寄言出意”的理性解释，如在《逍遥游》注释中，对鲲鹏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不承认藐姑射山有神人存在；……需要指出的是，遍查郭象《庄子注》，未见“昆仑”、“太虚”二词，更不可能有对“惚恍之庭”的向往。
应该说，此处对于郭象的整体思想气质的把握，是非常准确的。但问题是，《庄子序》的最后一段话能否被简单地视为序文作者对《庄子》一书的理解和把握。《庄子序》中整段文字是这样的：“故其长波之所荡，高风之所扇，畅乎物宜，适乎民愿。弘其鄙，解其悬，洒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观其书，超然自以为已当，经昆仑，涉太虚，而游惚怳之庭矣。虽复贪婪之人，进躁之士，暂而揽其余芳，味其溢流，仿佛其音影，犹足旷然有忘形自得之怀。”稍加细读就可看出，这段文字其实是在讲《庄子》一书产生的效果。从“超然自以为已当”一句中“自以为”这样的表达看，这里所说的“观其书”的人并非指《庄子序》作者本人，而是指那些受此书的“长波”、“高风”影响的普通人。这些人读了《庄子》以后，超然有出世之想。即使是那些贪婪躁进之徒，虽然不能了然于《庄子》之精意，毕竟也能因读其书，而暂时忘掉了种种俗世的纷扰。将这段论述理解为《庄子序》作者本人对《庄子》的理解，并进而以此与郭象注相比照，得出郭象非《庄子序》作者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第四处质疑针对的是序文中的“况探其远情而玩永年者乎”这句话：
在《庄子序》中的“玩永年者”，指从事延年益寿活动的人，比“进躁之士”生命境界高。这无疑与《庄子注》生命观大相径庭。郭象认为生死寿夭有“性分”决定，与人的努力毫无关系，无论采取何种措施，生命都无法延长。……顺应生命自然，不考虑生死寿夭问题，不承认人类能“延年益寿”，不作任何有为的“养生”活动，是郭象的一贯之道。
此处王晓毅教授对于郭象的生命观的把握，是极为精准的。但正如我们在上面一段讨论中指出的那样，《庄子序》此节文字讲述的是《庄子》一书对读者的影响，而非序文作者对于《庄子》思想的概括。所以，即使“玩永年者”确如王晓毅教授所说，是指“从事延年益寿活动的人”，也不能以此来代表序文作者的思想旨趣。何况，“永年”一词并不专指长寿。“永年”确有作长寿讲的例子。比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中有这样的诗句：“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但这不是这个词唯一的用法，“永年”也有作悠长岁月讲的例子。比如北魏景明二年《李氏墓志》云：“哀裂光日，痛结九泉，敢述景行，以播永年。”又嵇康《四言诗》云：“敛弦散思，游钓九渊。重流千仞，或饵者悬。猗与庄老，栖迟永年。实惟龙化，荡志浩然。”这里的“栖迟永年”其实就是悠游卒岁的意思。《庄子序》中的“玩永年”这一表达中的“玩”字，正透露出此种涵咏玩味的意思，绝无郑重地修习养性延命之术的意味。
最后一点质疑是关于序文的最后一句“遂绵邈清遐，去离尘埃，而返冥极者也”：
这句话的大意是说，“玩永年者”读了《庄子》后，将超越尘世，达到更高的生命境界。……如果《庄子序》为郭象所作，该序中的“返冥极”，就是上文“反冥我极”的缩写，即“冥迹”，指以无心顺应自己的自然本性，而不是本性之外的别有一境界；“冥极”所达到的逍遥境界，亦不离尘世，而是在入世的经邦治国、人伦日用之中。“所谓无为之业，非拱默而已；所谓尘垢之外，非伏于山林也”。因此，郭象不可能写出“遂绵邈清遐，去离尘埃，而返冥极者也”这样的出世文字。
将“绵邈清遐，去离尘埃”理解为“超越尘世”，进而认为序文中的这段文字是“出世文字”，有刻意曲解之嫌。“尘埃”一词怎么就能简单地解读为“尘世”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又如何理解《庄子注》中对待“尘垢”的态度呢？即使从王晓毅教授自己引用的“所谓尘垢之外，非伏于山林也”看，“尘垢”也是要超脱的对象。郭象思想的独特性不在于是否应该去离“尘垢”，而在于对“尘垢”的理解。在注释《齐物论》中的“而游乎尘垢之外”时，郭象说：“凡非真性，皆尘垢也。”对于那些逾越人们性分的东西，在郭象看来当然是要放弃和出离的。“遂绵邈清遐，去离尘埃，而返冥极者也”的意思无非是说，要超脱和去离那些逾越性分的“尘埃”或“尘垢”，从而回返到人们的真性当中去。这样的思想，不是与郭象《庄子注》中的思想完全一致吗？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认为《庄子序》非郭象所作的学者都未能提出不容辩驳的证据。在没有找到新的可靠证据之前，我想将此篇序文仍旧视为郭象的作品，应该是更为稳妥的态度。
（二）关于“《庄子》后语”
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天下》篇末有一篇二百零二字的文章，日本学者狩野直喜、武内义雄和中国学者王叔岷等人都断定其为郭象所作。此篇文字的全文如下：
夫学者尚以成性易知为德，不以能政（攻）异端为贵也。然庄子闳才命世，诚多英文伟词，正言若反。故一曲之士，不能畅其弘旨，而妄窜奇说。若《阏亦》、《意循（修）》之首，《尾（危）言》、《游易（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若此之类十分有三。或牵之令近，或迂之令诞，或似《山海经》，或似《（占）梦书》，或出《淮南》，或辩形名，而参之高韵，龙蛇并御，且辞气鄙背，竟无深澳（奥），而徒难知，以因（困）后蒙，令沈滞失乎（平）流，岂所求庄子之意哉？故皆略而不存。令（今）唯哉（裁）取其长，达致全乎大体者，为卅三篇者（焉）。太史公曰：庄子者，名周，守（宋）蒙县人也。曾为漆园史（吏），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者也。
王叔岷先生认为：“《释文叙录》引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阏奕》、《意修》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武内义雄据之以断此文为郭象附于书末目录之序。狩野直喜据之以断此文为郭象后语，自述其刊芟《庄子》，辑为三十三篇之意。岷谓此二百二字，措辞草率，不似一完整之序，当是郭象注《庄子》毕，偶记于篇末者。至其注《庄》大旨，则篇首之序，已尽之矣。”
旧钞卷子本篇末所载的这篇文字系郭象所作，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关键是此篇文字的定性。王叔岷先生列举出了几种意见：其一，以之书末目录之序；其二，以之为郭象后语；其三，即王先生自己的意见，以为是郭象《庄子注》完成以后，在篇末的偶记。这三种意见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都认为此篇文字是郭象《庄子注》既成以后所作的文字。这恐怕是难以成立的。
按《经典释文·序录》载：
《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注是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
王叔岷先生怀疑司马彪和孟氏所注五十二篇《庄子》并非《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五十二篇原本，但并没有给出可靠的证据。从《经典释文·序录》看，陆德明是看过崔
、向秀、司马彪和孟氏注本的。其中，崔与向秀的注本较为接近，均为二十七篇左右。而且都只有《内篇》和《外篇》，无《杂篇》。郭象注本为三十三篇，分别是《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从篇目数量的比较看，郭象刊芟的部分包括了崔和向秀注释过的《外篇》。《杂篇》的去取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从崔和向秀的《庄子》本都未收入《杂篇》看，当时是有很多人以之为后人妄作的。但《外篇》就不那么简单了。既然崔和向秀都注释了《外篇》，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这些篇目应该都是庄子所作。而郭象从中刊落了五篇，这是必须给出明确理由的。所以这段文字对于郭象《庄子注》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如王叔岷先生所说的“偶记”。而且应该也不是《庄子注》完成以后才写的。因为郭象在注释《庄子》之前，首先要对自己的注本有一个规划。而篇目的选定自然应该是这一规划的第一步。文本删述既定，方有可能进一步展开具体的注释工作。从这篇二百二字的文章的内容看，此篇文字应该是冠于《庄子注》的全篇之首的。
王叔岷先生之所以认为此篇“措辞草率，不似一完整之序”，恐怕是因为最后的“太史公曰”那一段话来得太过突兀。但如果我们将此篇文字置于通行本《庄子序》之首，将其与通行本《庄子序》合为一篇，那么，“太史公曰”这段文字非但毫不突兀，反而会是序文中的应有之义了。在序文中简单介绍作者的生平，是古书序文的常见体例。比如，成玄英的《南华真经疏序》即是如此。如果我们这一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原本的《庄子序》就是由四个部分构成的：第一部分是旧钞卷子本收录二百二字文章的开头“夫学者尚以成性易知为德”到“为卅三篇”，首论刊芟的原则和理由；第二部分即“太史公曰”那段文字，次述庄子生平；第三部分从通行本《庄子序》的开头“夫庄子者，可谓知本矣”到“是以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深流长也”，讨论《庄子》的立言宗旨及思想要纲；最后一部分即通行本序文的最后一段，阐论《庄子》一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