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市规划与城市文化定位

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与该城市已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密切相关，也与有意识的城市总体规划定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这个城市的总体规划的基本框架下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北京城市文化的宏观发展与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的定位有着某种深刻的联系。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定都北京”，报告提出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要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北京和平解放后，如何规划首都北京的发展、如何定位北京城市的发展，就成为了一种非常重大的课题。事实上，北京解放后不久，中共北京市委和市政府便着手考虑首都建设和发展的总体方案。1949年5月22日，北京市政府成立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由党政负责人叶剑英等和有关专家张友渔、梁思成、薛子正、王敏之、侯仁之、曹言行、戴念慈、严敬清等组成了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开始考虑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发展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导和关怀下，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不仅邀请了国内专家参加北京城市的规划工作，还邀请了前苏联专家工作组来京协助研究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问题。对首都的未来发展蓝图，中外专家建言献策，提出许多不同的构想，提供了不少的方案。这些构想和方案在首都城市的性质、规模和布局都有着大体相近的认识。

要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都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首都，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到已有的城市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必须充分考虑这个城市的新发展。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关于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问题，一方面与北京城市新的建设和新的发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北京城市的文化保护和文化建设紧密相连。建国初期关于北京城市规划产生的不同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

1949年9月，中共中央请来以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为首的前苏联市政专家团，在对北京进行了短期的考察之后，该专家组提出了《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问题的建议》的报告，他们主张在旧城内天安门附近一带建设国家的行政中心，并大致规划了北京的工业区、居住区、文教区和休养区。聂荣臻主持了该报告的讨论会，多数与会者都同意前苏联专家团提出的基本设想。对于这个报告提出的基本设想，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提出了非常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他主张完整地保留北京旧城，在旧城西郊建立新的行政中心。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为进一步阐明在西郊建立行政中心区的观点，共同完成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及有关图纸十余张，报送中央人民政府及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有关领导。梁思成和陈占祥的《建议》，对前苏联专家提出的在旧城内建设行政中心区的观点予以反驳。梁思成等提出，把城外西面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地区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

梁思成从古都文化保护、北京新城发展两方面论证了他们的《建议》的合理性，他特别强调了城市文化保护在北京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北京城之所以为艺术文物而著名，就是因为它原是有计划的壮美城市，到现在仍然完整地保存着。除其历史价值外，北京的建筑形体同它的街道区域的秩序，都有极大的艺术价值，非常完美。因此，北京旧城区是保留着中国古代规制，具有都市计划传统的完整艺术实物。这个特征在世界上是罕贵无比的。他提出论证说，如果把行政中心设在旧城，崭新的全国政治中心建筑群，被夹杂在北京城原有文物的布局中间，一方面会损失旧城体形的和谐，另一方面新的建筑群也必将受到极不合理的限制。如果把行政中心放在西郊，就能达到“新旧两全的安排”，将行政中心设在西郊将为城市的保护与发展全面解决问题。

其实，主张在天安门附近建立首都行政中心的中国专家们和前苏联专家组，也并未否定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古都的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与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的建议有所不同的是，前者主张如何在城市建设中加以利用旧城已有的城市设施和文化设施的问题，而后者则主张对北京古城进行完整的保护，以呈现北京旧城的整体风貌和首都发展的新格局。在已有的城市建设和文化遗产问题上，前苏联专家也同样认为，北京是一座足够美丽的城市，有美丽的故宫、大学、博物馆、公园、河湖、笔直的大街和其他贵重的建设，北京是建立并装饰了几百年的首都。与梁思成等人的建议不同的是，前苏联专家并不认为，在城市中心建立行政中心和进行新的建设，会导致这些城市历史文化的破坏。恰恰相反，用建筑良好的行政房屋装饰北京的广场和街道，可以增强和提高新中国首都的重要性。

在北京的城市文化问题上，前苏联专家的《计划问题的建议》和梁思成等的《建议》具有某些重要的共同点。双方都认为，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性质，除了行政中心之外，还应该是一个艺术的、科学的城市。根据中央把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的方针，北京还应该是一个大工业城市。梁思成等的《建议》把整个北京古城看做是一个应该完整保护的艺术作品，充分肯定了北京城的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前苏联专家的《计划问题的建议》也用了“美丽”和“装饰”来形容北京城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并且认为，古老而美丽的北京城市是可以充分利用的艺术品，而不只是需要完整保留的艺术作品。

当然，梁思成等人的建议也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不过，就共和国建立之初的国民经济状况和首都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说，以巴兰尼可夫为代表的大多数前苏联专家主张把行政中心设在旧城区内，具有更充分的理由和可行性。他们的建议考虑的不仅是新中国首都、首都行政中心、文化古都的“美观”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充分考虑了当时最紧迫的“经济”问题。当时负责城市建设问题的赵鹏飞和曹言行基本赞成前苏联专家的意见，他们把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是在北京市已有的基础上，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及现实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以达到新首都的合理的意见，而郊外另建新的行政中心的方案偏重于主观愿望，对实际可能条件估计不足，是不能采取的。”前苏联专家阿布拉莫夫在规划讨论会的讲话中也曾提到：“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曾告诉我们，关于这个问题曾同毛主席谈过，毛主席也曾对他讲过政府机关在城内，政府次要机关设在新市区。我们意见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也是最经济的。”由此可见，对于把古都北京作为一件完整的文化艺术品来保存是不可能的，这不仅仅是毛泽东和中央的意见，而且也是由当时国家的国民经济状况和北京城市的稳定快速发展的需要决定的。

中央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同意前苏联专家团的建议，确定以北京旧城为中心逐步扩建首都的方针，虽然这个大的方针已经确定，但是，直至1952年底，也还没有制订出一个正式的城市规划方案。不过，实际的建设已经开始按照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的方针进行。就这个基本方针来说，充分考虑国民经济和首都经济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是第一位的，虽然不能说没有考虑城市历史文化的问题，但相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包括旧城文化传统保护问题在内的城市文化问题在首都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却理所当然是第二位的。

此时，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具体方案尚未确定，但是，关于首都北京的城市性质和定位问题却提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即北京是国家的首都和国家的行政中心，是一个艺术的、科学的城市，一个大工业城市。在这个初步的首都城市定位中，除北京作为首都和国家的行政中心外，考虑到了北京城市的历史文化特性，也考虑到了北京城市的科学化和工业化的未来发展，体现了政治化、文化性、科学化、工业化的基本文化构架。

1952年至1953年春，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按照市政府领导的指示精神，责成陈占祥和华揽洪按照行政中心区设在旧城的原则，分别组织人员编制完成了甲、乙两个北京城市规划方案。在甲方案中，华揽洪对旧城的原有格局作了较多的改变，把东南、西南两条对外放射干道斜穿入外城与正阳门大街汇交于正阳门，东北、西北两条放射道路分别从内城东北、西北部插入交于新街口与北新桥，并引铁路干线从地下插入中心区，总站仍设在前门外。在乙方案中，陈占祥则完全保持了旧城棋盘式道路格局，放射路均交于旧城环路上，铁路不插入旧城，把总站设在永定门外。两个方案在规划布局上没有原则性的差异。不过，在北京城墙的处理上问题却有所不同，一个设想部分保留，部分拆除。另一个设想全部保留或全部拆除，或只保留城楼。1953年夏，梁思成向北京市各界代表汇报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编制的甲、乙两个方案。有关部门的领导听取报告后认为，在一些问题上，甲、乙两个方案与党对改造与扩建首都的意见不一致，尤其是在对待城墙与古建筑等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分歧比较大，因此，甲、乙两个方案都没有被通过。随后，中共北京市委成立一个规划小组（畅观楼小组），聘请前苏联专家作指导，在甲、乙方案的基础上，修改完成了《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要点》明确提出，将天安门广场加以扩大，东起原东三座门，西起原西三座门（现有11公顷，需扩大两倍到三倍左右），在其周围修建高大楼房作为行政中心。这样，首都行政中心区的位置确定在旧城中心的天安门附近，这一首都行政中心的确立，决定了此后北京旧城改造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此后北京城市总体格局和城市文化风貌的形成和发展。

1953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的社论。社论指出，1953年我国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总任务就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指出这条总路线是照耀各项工作的灯塔。1953年7月14日至18日，全国城市工作问题座谈会召开。会议认为，对于现有大城市，特别是首都和工业比较重大及工业发展速度较快的城市，必须从现在起，有计划地按照社会主义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原则逐步地进行改造和扩建工作。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明确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方向，全国城市工作会议特别提出首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原则，对首都北京改建和扩建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指示。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和转发了中央宣传部撰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从1953年10月至1954年3月，北京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了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和学习贯彻活动。从1953年开始，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指导下，执行北京市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首都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北京市编制了北京城市建设规划的初步方案。1953年夏，中共北京市委规划小组在都市计划委员会提出的甲、乙两个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建和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规划草案》确定首都的总体建设方针为：“为生产服务，为中央服务，归根到底是为劳动人民服务。”总体建设方针明确提出了“三为”方针，为首都城市的规划和未来发展提出了重要的方向。

在总体规划方针的指导下，规划方案提出了六条指导原则。

第一，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必须以全市的中心地区作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它不但是全市的中心，而且将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第二，我们的首都应该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是应该成为中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全国的科学技术中心。现在北京的最大弱点是现代工业基础薄弱，这是与首都的地位不相称的，不利于首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不利于中央各部门直接吸取生产经验以指导工作。因此，首都发展计划的制定，必须首先考虑发展工业的计划，并且从城市建设方面为北京的工业建设提供各种便利条件。第三，改建和扩建首都时，应当以历史形成的城市基础为出发点，既要保留和发展合乎人民需要的风格和优点，又要打破旧格局的限制和束缚，改造和拆除那些妨碍城市发展和不适合人民需要的部分，使首都成为适应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城市。应该而且必须在城市的布局和艺术形式各方面，都能够反映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日益高涨的科学、文化和技术水平，超越以往历史时代已经达到的成就，并为后代的发展尽可能创造充分的条件。第四，对于古代遗留下来的建筑物，我们必须加以区别对待。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显然是不正确的；一概保留，束缚发展的观点和做法也是极其错误的。并且指出当前主要的倾向是后者。第五，是关于道路建设的。第六，是关于如何改造自然条件以为北京的工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原则。总方针把首都确定为中央服务、为生产服务和为人民服务，极大而迅速地推动了北京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尤其是推动了北京从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的转变。

《改建和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更加明确了首都的城市发展定位。在六大指导原则中，其中第一条原则确立了首都中心位于市域中心，第二条原则确立了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性质和地位，尤其强调了北京应该成为中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而第三、第四条原则，则根据当时北京城市的现状和城市发展的要求，提出了如何辩证处理北京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问题，体现了当时对城市现代化发展和城市文化传统保护的思考和探索，并且在城市文化建设和发展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从城市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角度看，《规划草案》在突出强调首都作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的同时，也强调了北京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的定位。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60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科学技术中心，始终发挥着首要的作用。

1953年11月《改建和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报送中央审批。1954年10月6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对《规划草案》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不赞成北京市提出的把北京建设成为“强大工业基地”的设想；第二，不同意北京提出的500万人口规模的规划，提出改为400万人口；第三，不同意北京市提出的居住区、道路等方面的设想；第四，提出不要设置单独的大文教区。中共北京市委根据中央委托国家计委审议提出的意见，对《规划草案》进行了修改，并制定了具体实施的《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起草了《关于早日审批改建和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请示》。北京市委在《请示》中主要对两个问题作了说明。一个是关于首都的性质问题。《请示》写道：“首都是我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学技术中心。同时还应该是也必须是一个大工业城市。”另一个是关于当前北京城市建设与未来发展的关系问题，《请示》提出：“我们不但要从我们这一代的需要和可能出发，同时还要考虑到后代发展的需要，给后辈子孙留下发展的余地。”北京市委的《规划草案》和《请示》与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在是否把首都建设成为“强大工业基地”问题上。对于双方的意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和批复。对于北京市委的规划方案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建议，中央没有表态，但是，北京市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城市建设实际上在进行之中。

为了更好地规划北京城市的建设与发展，1955年，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了进一步编制首都建设总体规划的意见，撤销了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了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在郑天翔、佟铮、梁思成等人的主持和参加下，以及市政府聘请的前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对北京市各方面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调查和研究，并对规划设想和方案进行了多次公开展览，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仅在1956年和1957年两年中，就先后举办了四次规划模型展览，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共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外国各兄弟党的领导人、国内各党派负责人和北京市党政负责人和市人大代表、各界人士，共16000人参观了展览。1956年10月，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讨论了总体规划方案。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强调“城市规划要有长远考虑，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

1957年3月，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市委常委会的多次讨论，北京市正式制定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1958年4月17日，中共北京市委拟定《近期城市建设纲要（草案）》,《纲要》提出北京市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干10年，把首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规划方案》提出：“北京不只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还应迅速地把它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基地和科学的技术中心。”再一次阐述了“为生产服务，为中央服务，归根到底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三个服务”的总体建设方针。1958年6月，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再次作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报送中央和国务院，并印发给北京市各单位研究实施。6月26日，北京市委向中央报送关于北京工业建设问题的报告，并附《苦战三年，大干五年，把首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的规划纲要。9月，北京市委作了《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上报中央。《初步方案》不仅提出北京是“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更明确地强调了“应该迅速把它（北京）建成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使它站在我国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最前线”。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赞同这一基本思路，1956年9月和1958年3月，刘少奇和毛泽东分别表示赞同把北京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城市。

从城市总体规划的发展定位上看，1957年北京的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尽管更突出地强调了现代化工业基地的发展定位，但也同时重视了首都作为文化教育中心和科学技术中心的发展定位。文化教育中心、科学技术中心、现代化工业基地构成了此一时期北京的城市发展定位的基本构架。不过，北京城市发展定位的重心是把北京建设成为“现代化工业基地”。

北京市委把首都定位为文化教育中心、科学技术中心和现代化工业基地，尤其突出现代化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的发展目标，是在党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方针指导下做出的定位。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必然决定和影响北京城市建设和文化建设。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及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要求“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自1958年开始，受“大跃进”形势的影响，北京市在城市建设上提出了“城市建设将着重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特别为加速首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服务。要为工农学商兵的结合，为逐步消灭工农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严重差别提供条件”的建设思路。突出强调北京作为现代化工业基地发展目标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古都以及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性质和功能，实际上极大地弱化了北京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建设中的破坏性因素的增长。随着1962年国家经济工作的调整和整顿，北京的城市建设减少了盲目性，逐步走上了正轨，北京市规划局对城市建设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并撰写了《北京城市建设总结草稿》，提出北京的城市性质应该依照首都的地位、自然地理及历史条件而确定，北京只能是也必须是一个政治、文化、经济管理中心的旅游娱乐型的综合性城市，这个总结草稿重申了坚持“为中央服务，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城市建设方针，提出片面强调大而全的工业基地发展不符合首都城市的性质和功能。1963年3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李富春同志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中央认为，必须下决心改变北京以往那种分散建设、毫无限制、各自为政和大量占用农田的不合理现象。凡是不应该在北京建设的单位，不要挤在北京建设。凡是不应该扩大建设的单位，不许进行扩大建设，要切实做到有计划地多快好省地进行首都建设。

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北京的城市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央对首都北京的建设高度重视，中央有关部门会同北京市认真分析了北京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时任国家副总理的李富春向中央作了《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报告》再一次明确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经济管理中心的城市性质，同时还对发挥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城市职能和怎样为中央服务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具体提出了长安街的改建规则，要求沿街多建设一些办公楼和大型公共建筑，以体现“庄严、美丽、现代化”的城市风格，从而使长安街与全国乃至世界关注的地位相配合。1965年的这次总结和认识，实际上再一次调整了北京城市发展的思路，再一次明确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的性质和功能，弱化了北京作为现代化工业基地的发展定位，突出了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城市定位。然而，对北京城市发展目标定位的这一认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干扰并未在此后的十多年中得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