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

社会思潮对社会的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影响途径，就是社会运动。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二者的关系，并分析这些影响是怎么发生的。

一、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的一般关系

社会思潮从诞生那天起就和社会运动保持着某种天然的联系。社会思潮是“经思想家倡导而在大众中持久流行，与时代和社会重大问题相关的较系统、较集中的那些思想观点的运动”。这种思想观点的广泛流行和传播必然会受到大众的关注，给大众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或冲击，当这种影响或冲击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会反映在人们的行动中，当受到这种影响的人的数量达到相当规模的时候，一种社会运动便蓄势待发了。可以说，社会思潮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与社会运动的必然联系。

社会思潮是社会运动的思想指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思潮生命力的大小决定社会运动的强弱。一种有力的思想武器能够发起一场强大的社会运动，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原理的写照。纵观人类历史上的社会运动，无一不伴随着相应的社会思潮。例如，无论谈及中国的五四运动还是爆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60年代学生运动，都不可避免的论及某些思想家的倡导和他们思想观点的作用。自五四运动以来兴起的马克思主义运动，虽然经历颇多曲折甚至倒退，但可以说到今天它仍然散发着自己的生命力，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大的生命力是分不开的。相反的例子也有，如受社会批判理论等思潮影响，西方世界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但是可以发现，这场运动虽然来得异常凶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变得悄无声息，这与社会批判理论等思潮本身的生命力不强有着直接关系。

社会运动是社会思潮的一种有形的作用形式，同时也为社会思潮的再发展提供了土壤。社会思潮可以传播、流传，当传播范围和深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会形成有组织、有规模、有影响的社会运动。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往往来自不同的行业或阶层，而且他们通常具有不同的观点、看法或者见解，当这些不同的思想意识因某次社会运动而碰撞在一起时，往往会迸发出新的火花，从而丰富原先社会思潮的内容，也为社会思潮的传播者和倡导者提供新的思考空间。

社会运动反映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指导社会运动，并对社会运动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下面我们来简要探讨一下社会思潮主要从哪几个方面，通过何种途径影响社会运动。

二、社会思潮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因素

一定的社会思潮必然能够对相应的社会运动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下面主要从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发生时间的先后、社会思潮的状态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因素探讨社会思潮如何影响社会运动。

（一）社会思潮发生作用的时间因素

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的关系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在时间顺序上就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其一，有的社会思潮发生先于社会运动，它往往在社会上流行了相当一段时间，并奠定了一定的群众思想基础，而后借助某一事件作为导火索形成燎原之势。这种社会思潮往往能够成为特定社会运动的指导思想，社会运动的发起者常常高举这一社会思潮的旗帜，向当局发难。典型的例子是发生在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五月风暴除了受到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受到社会批判理论的深刻影响。在五月风暴发生之前，社会批判理论就早已在社会上，尤其在大学生、大学教师等社会精英分子中间流传开来，一直到五月风暴爆发，社会批判理论的广泛流传已经持续了20年左右。社会思潮长时间的广泛流传成为五月风暴发起者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广泛社会影响和强大爆发力的重要因素。若没有社会批判理论在民众思想中的长时期积淀，五月风暴是否能够一时掀起千层巨浪还值得怀疑。

其二，有的社会思潮的发生则伴随着社会运动的产生，借助社会运动的声势和发展在社会和学界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并从社会运动中汲取养料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如果说上面提到的社会思潮在其后来的社会运动中注定起指导作用的话，那么这种社会思潮则可看做是其对应社会运动的反映或写照。（反）全球化运动之于（反）全球化思潮便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

“全球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人瑞瑟和戴维斯于1944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直到1961年被著名的韦伯斯词典收录，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由“罗马俱乐部”正式提出。此后，“全球化”一词在众多学术著作中得到广泛使用。但是一个名词的诞生并不意味着以这个名词命名的思潮就随之发展和繁荣起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化思潮才开始随着经济全球化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很多学者对全球化及全球化现象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对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做出肯定，如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欧文（John M. Owen）的“民主和平论”，詹姆斯·罗斯诺（James Rosenau）的“全球化动力说”，赛义姆·布朗（Seyom Brown）的“全球化结构说”、“全球化秩序说”，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的“全球化体系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Robert Keohane&Joseph S.Nye）的“全球化比较观”，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全球化治理论”，等等。由于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广泛性、复杂性和包容性，全球化思潮作为一种单一的思潮不可能在内容庞杂的全球化运动中起绝对的指导作用，这是由客观条件所决定的。相反的，这些全球化思潮是以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为土壤成长起来的，随着全球化运动的发展二者大体呈并行发展的趋势。

反全球化运动和反全球化思潮亦然。反全球化运动是由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的和消极的影响和对全球化本身的质疑而产生的。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如1999年6月8日，英国爆发了反对伦敦商业区金融机构的抗议活动；11月30日，美国西雅图爆发了反世界贸易组织的大型抗议活动。此后两年中，西方国家的人民不断走上街头，举行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大规模抗议示威。这些反全球化运动是继80年代反战和平运动以来欧美地区规模最大、动员最广、影响最广的新型社会运动。与之相应而起的是新“左派”、环保主义、民族主义、女权主义等涉及范围广泛、涵盖人数众多的一系列社会思潮，构成了反全球化思潮的主要内容。考察这些思潮的内容便知它们主要是针对全球化过程中带来的一些弊端和消极影响而提出的反对意见和解决对策，并在反全球化运动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壮大。我们不能否认这些思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反全球化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如被称为全球著名的“反全球化作家”的法国女作家维维安尼（Viviane Forrester）于1996年在其《经济的恐怖》一书中，就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反抗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争取更美好的生活。此书于1999发行了英文版，成为90年代末之后反全球化运动者的重要读物之一。但更多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反全球化运动为反全球化思潮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料和土壤。例如在1999年西雅图事件之后，杰里米·布雷彻（Jeremy Breche）等人合著了《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团结的力量》一书，作者称这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反抗运动”，相信人民可以发挥影响全球化的作用，公司驱动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可能遭遇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的抗衡。这类著作虽然不像维维安尼的书那么具有鼓动性，但从直接的反全球化运动中找到了力量，也从更深刻的理论层次为反全球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可见，与以往社会思潮为社会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作用不同，（反）全球化思潮是伴随（反）全球化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从中汲取养分和实践经验，反过来又对以后的（反）全球化运动起指导作用，二者之间是互相推动、互相促进的关系。

（二）社会思潮的状态因素

一个理论、一种思潮的内容状态也是影响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有的社会思潮善于发现社会的黑暗面，注重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判，而对社会的建设方面则较少关心，因而在运动形式上就自然地表现为号召人们起来反对当局统治。这种社会思潮往往采用较为激烈的方式喊出自己的心声，在一番激烈运动之后却对当局是否以及如何针对这些社会不合理面做出调整和改善缺乏足够的关心。社会批判理论是这种思潮的代表，它注重对当时所存在社会问题的批判，如反对消费主义等，但较少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因而主要以社会批判理论为指导的五月风暴经过短时期的能量爆发后，便在很长时间段内归于平静，这从其参加者后来的走向便可观一二。经考察，当初五月风暴的参加者后来大都消除了怒气，脱去了激进的外衣，融入了主流社会并成为主流社会活动的参加者和建设者。由于他们所倡导的理论重在讨论社会的不合理现象，而没有或很少将如何建设合理、健康的社会形成理论指导实践，因而后来这些曾经的运动参加者所走的路仍是主流社会倾向下的道路，这些运动的参加者并没有能够将社会引向另一条道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反全球化思潮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目前的全球化导致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如环境问题等；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全球化导致“涡沦资本主义”，将绞杀民主；等等。这些观点在反全球化运动中就表现为反全球化的群众抗议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引起了社会不平等的扩大，使工人阶级内部竞争加剧，工作和生活条件恶化，失业率上升，社会福利减少，再分配制度遭到破坏，全球自然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等等。由于许多反全球化先驱往往从某一方面、就某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批判意见，而反全球化思潮本身涉及的问题比较多，这就造成反全球化思潮涵盖众多领域的现象。面对如此众多的问题，以目前反全球化思潮阵营的力量根本无法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因此反全球化思潮的见解在现在看来只能表现为对一些全球化带来的不良影响的修修补补。在反全球化运动中就表现为反全球化运动的参加者往往针对某一社会问题，如环境问题、失业问题等，进行抗议活动，抗议之后由于没有建设性的理论支撑这些反全球化运动就归于平静，等下一个问题出现时再反抗，如此进行下去。

与上面重批评轻建设状态下的思潮不同，有的思潮更注重建设、建构，表现为不再将精力集中在对社会不合理现象发表不满情绪和批判上，而是将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建设、建构方面，提出自己关于如何建设社会的见解和主张。如后现代主义在前期往往比较注重解构，对那些对社会不满的群众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鼓舞力，但在后期，后现代主义者将更多精力放在建构上面，只注重自身的社会理想而忽视了群众的思想变化和感受，因而后现代主义后期对群众的影响呈明显下降的趋势，对社会运动的指导力量弱化。

当然也不排除有既注重解构又注重建构的成功的社会思潮的例子，如在五四时期被引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当时凭借一批优秀五四精英的力量以摧枯拉朽之势成功地改造了旧社会，而后又在新中国的道路上积极探索建设之路，创造了新中国的光辉历史。

可见理论思潮的状态对社会运动的出路和成功与否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在考察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时一定不能忽略思潮的状态这一重要因素。

（三）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因素

除了可以从以上提到的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发生时间的关系、社会思潮的状态等角度来分析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外，其他社会因素也会对社会思潮，进而对社会运动产生深远影响，如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政党、教育、福利政策等。

（反）全球化运动能在近年来不断掀起高潮，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因素，与以下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也是分不开的。

从政治方面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政坛发生了彻底性的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世界两极格局为标志的冷战时代结束，多极格局正逐步形成，社会主义阵营遭受了巨大创伤，给资本主义阵营以前所未有的鼓舞。政治上的解冻使得各个国家跨越了意识形态的屏障，为各国之间加强沟通交流提供了前提和机会，也就是说，为90年代后的全球化提供了前提和机会。各国消除意识形态的障碍，开始了一切从本国实际利益出发的国际关系时代，起到了为全球化运动助跑的作用。

从经济方面来看，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盛行，从此资本主义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行其道，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形式不断翻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主导的，而跨国公司在其中居首功。在新自由主义信条的指引下，西方大部分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府展开了一场为资本争自由的斗争。它们在广阔的战线上废除了各种控制措施，还通过贸易制裁或其他高压手段强迫那些并不情愿的伙伴国家也采取同样的方针，实行非调控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三化”就成了西欧各国和美国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这些工具被新自由主义纲领推崇为国家意识形态。这是一种采取极端手段的非自然的全球化，也是后来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所在。

从社会文化方面来看，新社会运动盛行。新社会运动是指在西方国家广泛兴起和日益扩展开来的种族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生态保护运动和绿色政治等一浪接一浪的社会运动。如在J18事件中反全球化运动者打出了“我要全球生态保护，不要全球自由经济！”这样的标语。这些运动所倡导的思想是反全球化思潮的重要内容。新社会运动是当代西方国家深刻社会矛盾的产物和表现，是当代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反全球化运动诸多侧面的某些方面，构成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前进。

从政党方面来说，越来越多持中间路线的政党上台执政，更多的采纳反全球化呼声的意见也为反全球化思潮提供了成长的空间。如越来越多的执政党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关注妇女社会地位，积极寻求解决失业问题的途径，等等。

通过对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途径和方式也多种多样，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考察。

三、社会思潮对社会运动的影响途径

社会思潮对社会运动的影响途径多种多样，这里主要通过分析领袖人物、传播媒介和运动过程本身等方面来探究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的关系。

其一，领袖人物是社会思潮对社会运动发生影响的重要途径。从思潮的产生来看，思潮的发生就离不开精神领袖的作用。每个时代总有那么一些思想家、理论家基于对社会规律的深刻了解和把握，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先知先觉，比普通人更早地觉察到时代的脉搏，更加细微地观察到社会的变化。虽然他们并不是人人都能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但相同的是他们都能最早指出问题的所在，并对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陈腐观念发起猛烈的批评。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往往把他们看做是群众心声的代言人，能够把群众中尚处于朦胧状态的要求用鲜明响亮的口号表达出来，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正是凭借这一点，这些领袖人物能够引起更多群众的共鸣，吸引更多的思想家参与，于是便形成了一支队伍、一场运动，无论在思想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都能不断鼓涌和掀起一阵一阵的浪潮。他们是社会思潮，进而也是社会运动的“统帅”、“旗手”，通过不断说出群众的心声来引导群众运动发展，这是社会思潮影响社会运动的途径之一。

其二，传播媒介是社会思潮对社会运动产生影响的主要途径。以前社会思潮的传播主要依靠书籍、报纸等媒介，然后在运动爆发前期借助社会精英的传播力量发挥在群众运动中的影响。这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并且耗费较多的人力、物力，在短时期内也难以形成较大的影响，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宣传积淀才能被人们所广泛接受。然而自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各种高科技通信手段层出不穷，通信领域的革命更被称为是人类社会的第三大重要革命。广播、电视、电脑、网络成为人们接收信息的主要渠道，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兴起和广泛运用使得人类跨越了时间、空间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换句话说，就是网络技术极大地缩短了信息传送的速度，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信息传送的效率。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反）全球化运动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大的规模以及达到如此深刻的程度，传播媒介的发展在社会思潮传播方面的贡献不可小觑。由于网络技术的普及，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内的反全球化倡导者都能借助网络的力量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向越来越多的人宣传他们的主张，引起人们的共鸣。如绿色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等持反全球化观点的组织在因特网上建立的网站已是不胜枚举，这些网站在平时发挥宣传作用，在反全球化运动高涨时，他们还能够进行网络反抗。在反全球化运动中，网络反抗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形式，被认为是当今社会抵抗运动与过去抵抗运动最大的不同之处。网络反抗被称为“网络战争”。1999年6月18日，名为“J18”的反全球化网站采取了抗议行动，对多个商业组织进行了电脑攻击，5小时内使至少20家公司受到上万个电脑黑客的攻击。2002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的网站遭到了反全球化组织支持的黑客攻击，导致该网站瘫痪。这样的例子在近几年发生的反全球化运动中已经是屡见不鲜。

其三，社会运动过程本身也是社会思潮影响社会运动的主要途径之一。有的社会运动形式、目的、参加者阶层单一，因而社会思潮发挥再影响的机会也就比较少，不能够强化思想领域内的影响，不利于运动的持续性。有的社会运动形式多样，途径多变，而且参加者来自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阶层，给社会思潮发挥再影响的机会较多，能够形成反复、循环或跨领域、跨行业的影响，不断提供给社会运动新的动力，有利于社会运动的持续性。

目前看来，反全球化运动表现出后者的特征。总结自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其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直接行动。例如针对亚太经合组织的“亚太人民论坛”，针对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非政府组织论坛”，针对“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社会论坛”，针对“地球首脑会议”的“全球人民论坛”以及发生在德国港口城市罗斯托克的抗议G8峰会的反全球化运动等。此外，还有一些国家持续进行的反政府、反资本主义斗争，如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巴西的无土地运动、哥伦比亚的“革命武装力量”等。直接行动有固定式的，也有流动式的。例如，有些反全球化行动采取了旅行的方式，被称为“马路秀”（road shows），参与者从一个地区到另一地区，甚至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第二，学术反抗。学术上的“反全球化”为行动上的反全球化运动提供了更深刻的理论依据。第三，潜在反抗。人们常提到的另一种反抗形式是“未宣布的反抗”或“次政治反抗”。詹姆斯·H．米特尔曼（James H.Mittelman）将全球化视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霸权计划，而反全球化就是反对这种霸权的运动。第四，网络反抗。在反全球化运动中，网络反抗是一种非常有效而且威力较大的形式。

反全球化运动的参与者来自广泛的社会阶层，既有传统的工人阶级，也有体制化的工会官僚；既有有影响的社会主义者，也有来自传统的工人组织之外的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成员，如环保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既有中左翼政党的激进派分子，公司或非政府组织的白领，也有许多失业人士、另类青年和其他边缘化人群。

反全球化运动的目的，大体上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综合反抗型”，他们不是反对某个具体的对象，或为达到某种单一目的而参加运动，他们将反对资本主义作为目标。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可能是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改良主义者，同时也可能是环保主义者、人权主义者。另一类为“单一目标型”，这类参与者具有比较明确而具体的目标，如工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或农民运动者等。还有一些参与者可能是为了更为狭小、微观的目的，如争取动物权力、反对砍伐森林、反对建筑水坝、反对转基因作物或争取土著人权利等。

多样化的形式、广泛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目的都是使反全球化运动自兴起以来一浪接一浪，并且从整体来看具有较强持续性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