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野草》、《朝花夕拾》和杂文

1924—1926年间，鲁迅在《语丝》上连续发表了23篇散文诗。他在1927年将这些散文诗结集，增写《题辞》一篇，命为《野草》。《野草》之名，一是自谦，认为这些作品来源于现实中的“小感触”, “根本不深，花叶不美”，像路旁的“野草”一样，二是推崇像野草一样甘愿献身的品德。

《野草》并非没有美好单纯的情绪，比如《好的故事》，写“我”凝视在幻影中的美好景象时，它们骤然消失了，但小河两岸的美的人和美的事，毕竟以梦一样的美丽烙在了“我”的心中；问题在于，如果真要说它们留存在了记忆里，它们却又分明是一种幻影，这使美好的单纯增加了悲凉和虚无。《野草》所表达的，大多就是这种错综复杂甚至矛盾冲突的意向和情绪。这种情绪产生于深刻的焦虑与不安，是置身于“无物之阵”，没有朋友，甚至找不到敌手时对自身存在的根本性忧虑。鲁迅的可贵，就在于他虽然陷于迷蒙之中，不轻易地相信希望，却也不主张绝望，如在《希望》中写：“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因而，“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

《影的告别》正是写“我”无处可去，最终只能彷徨于无地的困境：“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过客》像一个独幕剧，老人代表曾经战斗过、现在已经与现实妥协的人，小孩代表单纯，过客不愿学老人停下来休息，也不相信小孩充满孩子气的好梦，他只是按照前方缥缈的呼唤，疲惫然而坚毅地前行。他听从的其实是内心不愿向现实屈服的声音。《秋夜》通过枣树和不怀好意的天空、阴险狡猾的月亮一伙的对峙，同样表达了不向强权低头、不受伪善者蛊惑的倔强精神。

《野草》中的另一些篇章，则直刺人类的势利和残忍。《狗的驳诘》中以狗质疑人：狗说人不如狗，因为狗们“终于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还不知道分别布和绸；还不知道分别官和民；还不知道分别主和奴……”《失掉的好地狱》中，本来主宰地狱的魔鬼，面对久已废弛的地狱被人类整顿得秩序森严，比原先更为残酷，不禁感叹起“这是人类的成功，是鬼魂的不幸”。《颓败线的颤动》中，母亲含辛茹苦地养大了女儿，到老却遭到女儿的背叛，以诗的语言批判人类的忘恩负义。

在《野草》里，鲁迅大量运用象征手法，以奇幻的想象创造了美的意境。火可以冻成冰，成了死火，像美丽的红珊瑚；而一遇人的热气，却又马上惊醒，开始燃烧。不过死火复活后还是面临生的悖论：如果燃烧，它就将烧完；如果冷冻，那就要冻灭。最后它还是选择了烧完，象征着人的存在意义其实全在于自己的选择。《野草》中，时间和空间是按作者的主观意志重组的，经常呈现为时间的断裂和空间的叠合，由矛盾对立的形象构成统一体，从而把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大大浓缩了。这是鲁迅在静思或想象中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或辩驳、自己对自己的凝视与批判，包含着深刻的哲理。象征性的形象世界中，隐藏了鲁迅内心的挣扎与他的人生态度。

《朝花夕拾》是一本“旧事重提”的散文集，写于1926年。离开北京，鲁迅的心境似乎不再那么激昂和沉重，可是厦门大学的环境又让他感到沉闷，所以他“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花夕拾》”。这种心境，使《朝花夕拾》带有朴实温馨的情调。《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出了记忆中的儿童乐园。《阿长与山海经》中的长妈妈，虽然也有不讨“我”喜欢的地方，但她善良，讲的那些七奇八怪的故事让“我”惊异不已。《父亲的病》是回忆父亲患病期间“我”所见的种种情状，治病的各种奇怪处方尽显庸医的愚昧，可是在回忆中已经变成滑稽。《藤野先生》和《范爱农》带着深深的怀念，像黄昏落照那样让人惆怅和忧伤。

当然，《朝花夕拾》也并非尽是这样的抒情歌谣，除了回忆与怀念，还有鲁迅一生执著的讽刺与批判。《狗·猫·鼠》谈狗说猫论鼠趣味横生，可是矛头是对着像猫一样玩弄对手于股掌之上然而又媚态十足的“正人君子”的。《二十四孝图》则直斥中国传统孝道的虚伪与残忍，用了杂文笔法。

《朝花夕拾》色彩明丽清新，充满乡土气息；议论与抒情结合，写得朴实自然，饱含深厚的感情。这是鲁迅对自己逝去韶光所投的深情一瞥，是他孤愤苍凉心情的另一面展现。

鲁迅的杂文是艺术性的政论文，就其锋芒的犀利而言，可说是匕首和投枪。鲁迅的杂文计有《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一百多万字；而且越到后来，他所写的杂文越多，战斗性和艺术性越强。

杂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鲁迅的杂文是狭义上的一种文体，这种文体因鲁迅的创作而获得了独立的意义。鲁迅的杂文短小精悍，常用的艺术手法是形象化的说理，即运用比拟造形的方法来表达主题，而其主题又都是紧密联系社会现实和各种文化现象的，因而具有艺术性和战斗性的双重性质。

所谓比拟造型，就是通过描画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物，来指称作者所要鞭挞的各类对象。鲁迅用这种方法塑造了许多生动的类型，如巴儿狗、落水狗、夏三虫，以及脖子上挂个小铃铛作为知识阶级徽章的山羊，彼此保持距离、既可取暖又免得相互刺伤的豪猪等，在发挥战斗作用的同时，给了读者“愉快和休息”。以巴儿狗为例，鲁迅说：“他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对巴儿狗，鲁迅认为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因为它是所有狗中最为势利的；说的是狗，指的其实是人。这样的论战手段，比起那些平实的说理更犀利、更精彩，也更富有艺术性。

鲁迅杂文的艺术手法是丰富多彩的。除比拟造型，还有起诨名、画脸谱等。比如“革命小贩”、“洋场恶少”，看似信手拈来，实则涉笔成趣，直击要害。

鲁迅杂文的内容博大精深，涉及五四到3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各种重大的事件，几乎可以当做一部中国现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来读。当然，鲁迅杂文的思想价值须在认同他立场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地挖掘出来。如果站在与他相反的立场上，或许会有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