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道路总是从偏僻的地方向繁华的地方集中，政治文化的中心由此行成，西谚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从边缘通往中心的道路上，由于各种特殊的机缘而具有了历史与文化的特殊意义。比如，北京南面的保定，是清代直隶总督府所在地。政治地理位置的特殊，使它成为一座文化名城。莲池书院历史悠久，清代著名的史学家章学诚曾在这里讲学。京广铁路的开通，更使它成为一个现代的军事重镇。李鸿章统帅的淮军驻扎在这里，营房至今尚在。近代的洋务运动也以这里为基地，著名的保定军官学校培养了一万多名学生。它附近的白洋淀是当代文学史上著名流派荷花淀派的摇篮，也是早期朦胧诗白洋淀派的发源地。又比如，瓦尔泰是俄罗斯一个只有三万人口的小镇，因为它位于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途中，是一处重要的驿站。所有俄罗斯的重要人物都要从这里经过，不少人还在这里住过，因此成为一个文化名城。许多文学名著中的人物的原型生活在这里。这使它吸引了不少世界各国的游客，成为重要的旅游城市。

道路也有从中心向边缘的辐射，这多数是由于文化的传播。比如所有先哲的故乡，都成为信徒们朝圣的对象。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从出生、悟道，到圆寂的每一个地方，都有道路通过，吸引着无数崇拜者的脚步。无论以什么方式行走都是精神的洗礼，道路的尽头都意味着心灵的归宿。俄国人的这种情结似乎格外深，所有的城市都以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命名，从彼得大帝到列宁。政治风云变来变去，城市的名字也改来改去，对于后人治史造成很大困难。而中国似乎略好，只以政治人物命名街道。许多城市都有中山路，北京的张自忠路、佟麟阁路、赵登禹路，都源自抗日名将的名字。而中国古代更多的是地以人传，比如河南的筱里相传是文王演八卦的地方，河北易县的云水洞相传是孙子著兵法的地方，等等。这样的纪念方式，对于没有历史知识的人来说是困难的，但是并不影响过日子，知道不知道也没有什么关系。最简洁的是日本人，他们对于历史事件和著名人物的纪念特别精细。走在通衢大道上，会出现一个小角落，石头上刻明是某文化最初的发掘地。闹市中突然屹立起一根柱子，上面记载着某次地震或火灾的死亡人数。而且他们热衷于地点考据，文学名著中的地点几乎多有验证。东京大学里有一片小水域名为三四郎池，取自夏目漱石的同名小说中的一个同名人物。东京名园六艺园中有一条窄得只可独步而过的小土路，名字叫做“蜘蛛丝”，也是得自夏目漱石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他经常在这里徘徊沉思约会朋友。所有文化名人生活过的地方，几乎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建筑。虽多数只能算是小品，但比起俄罗斯的城市中到处林立着的人物雕塑来，要亲切得多。伟大的人物也都融入自然的风景中，这让生者和死者都舒适。

历史文化的变迁，也使一些荒凉的地方变得热闹，成为重要的城市。在艚运为主的古代，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北京近郊的通县是重要的码头，它所养育的作家至今以文学的方式展示运河的历史文化风情，他们的文学期刊也以运河命名。素有北方的小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原来只是一个小渔村，中东铁路的开通使它成为交通枢纽，十月革命中逃亡而来的白俄又投入了雄厚的资本，使她成为五方杂处的国际化大都市。在京广铁路开通之前，石家庄叫石门，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儿，由于南北两条铁路交叉通过而成为交通枢纽，才发展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城市。五十年代支边的热潮中，东北和新疆等边远地区迅速地繁荣起来，大批移民带着自己的口音和生活习惯改变了它们的面貌。六十年代的能源危机，使许多沉寂千年的荒原因为有石油而喧闹起来，著名的大庆油田原来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萨尔图，蒙语的意思是有月亮的地方，大片的湿地吸引着游牧的人群。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也使一些小地方成为知青们的集散地而著名，比如蚌阜就是因为大批在安徽插队的上海知青的路过往来，而成为一个屡屡被作家们提及的城市。香港更是由于冷战的特定国际政治气候，以其自由港的特殊地理位置，迅速发展为亚洲金融的中心与世界级的大都市。暴富的新贵已经不再像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样羡慕上海人，脱亚入欧之后的繁华使他们睥睨内陆的老亲戚。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潮头上，珠海、深圳等特区城市，也几乎是平地而起，靠着国家对特区的政策倾斜。甚至一度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会因此南移。时下的开发大西北，也必然使一些中小城镇逐渐兴起而声名远播。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出国潮与流学热，更是把国人行旅的范围扩展到全球。逃亡资本刺激起来的各国唐人街，改变了域外民族对于老华侨的印象。朋友的朋友到北极旅游，在一个最偏僻的小村子里发现了一个小饭馆，它的老板也是中国人。

文化地理的概念，就是在这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中演化。而无数负荷着时代的平凡人生，便也在历史的潮流中飘浮。对于道路与车站的感受和记忆，永远是人生体验的一部分，世界经常以这样的方式滋养我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