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家搬到山里以后，家属居住在校区里。图书馆开放了，里面的书籍可以借阅。而且远离了政治中心的“文革”狂潮，读书人的本性很快便死灰复燃。大人们以读书为主要的消遣，小伙伴儿在一起经常是交流读过的书。有的是家里藏的，有的是从图书馆借来的，大都是一些残破的旧书，散发着陈腐的霉气。大量的是外国小说，比如托尔斯泰的主要著作、高尔基的主要著作、还有莎士比亚和普希金的作品，以及《亚瑟王之死》等西方文学名著。实在应该感谢“文革”前的采购人员，他们的文化视野开阔，以一个专业学校而能有这样多的文学名著馆藏，实在令人叹服。此外，也应该感谢当年执掌权力的人，在文化虚无主义的政治风暴中，他们居然能够保留下这么多的好书。而且是经历过焚毁书籍的事件，烟气弥漫、纸灰飘散的现场我至今记忆犹新。曾经惋惜地对母亲说，早知道都烧了，还不如拣一些回来。教师中，有当众烧毁专业书籍以示革命的壮举，父亲很不以为然。加上长途搬迁必须的淘汰，这些书籍能够保留下来，真是一个奇迹。记得看了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之后，妹妹摇着头说，这本书有一股腐烂的味儿，看着恶心，直想吐。我知道，她说的不是陈年旧书散发的霉味儿，而是作者描写的人物、环境与故事传达出的特定生活氛围。可见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艺术表现的功力，仅仅以文字就连气味儿的效果也传达出来。看过一本不著名的小说，是苏联的《小北斗村的孩子》，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家境不好，渴望早些自立，这吻合我当时的心境。说给其他女伴听，受到普遍善意的嘲笑，我却不为所动，坦然承认就是想自立。这是我后来毅然下乡的主要动机。旧书就是这样影响着我的人生抉择，帮助我在困难的境遇中寻找路标。

翻阅父亲的藏书，仍然是我阅读的主要方式。可能是因为搬家以后书籍减少了，也可能是因为从新码放了，我又发现了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书。有洪谦、汪子嵩编写的《西方哲学史》，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还有《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史话》和《明末三大思想家》等，作者我都已经忘记了。有一套五十年代的中学课本，赫然从书堆中冒出来。中文分成《文学》与《语文》两种，《语文》讲语法修辞，《文学》几乎是一部文学简史，从《诗经》、《楚辞》，一直到明清小说。还有一套泰东书局出版的《古文观止》，已经水迹斑斑、纸张发黄变脆。实在应该感谢母亲的胆识和沉着，在严酷的政治处境中，在窘迫的经济条件下，历尽艰难困苦，居然敢把这么多的封、资、修的黑货保留下来。只身远行的时候，简单的行装中，便放了那套中学课本和《西方哲学史》。在乡下的年月，工余的主要时间，都用在了阅读上。只是频繁的政治学习，混乱的集体宿舍，都使我的阅读只可能断断续续。后来，一个离了婚的女工拉我做伴儿，两个人住在菜园的小土房里，尽管低矮却相对比较清净，读书的环境好了许多。整个社会都处于疯癫的状态，周围每一天都发生着残酷的事情，我却能钻进书本麻木不仁，可见自私懦弱的本能。此外，性别的因素，也占了便宜。因为负责思想工作的干部，明令制止读旧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从其他的知青那里借来的，并没有因此引来什么麻烦。在野地里看机井的时候，还看见了一本1950年《中国妇女》的合订本，不知道是哪个看水的人丢在窝棚里的。里面介绍了包括第一个女将军李贞在内的不少杰出妇女，开启和影响了我的人生观。还在一个大学生的手里借到了“九评”，那是包装在牛皮纸中的一摞小册子，其中引用的古体诗词与激情澎湃的论述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之后，我到日本访学，一些汉学家认为，中国现代汉语的最高成就是“九评”，这使我大为惊愕，立即回想起当年阅读的体验。不管怎么说，能够找来看的书有限，大量的时间是空虚的。离开那里的深层动机，也是因为没有书看。我是一个平凡的人，痛苦也是在很具体的形而下层面。

读大学之前的五年，是在阅读中匆忙渡过的。单位的图书馆有四架文史类的书，学习也是周围普遍的风气。只是思想的禁锢也更严密，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出现。递进借书窗口的单子上明明写的是《红楼梦》，送出来的却是《工作着是美丽的》。或者干脆明言，这本书不好，里面尽是桃色儿的内容。此外工作紧张，家务繁重，时间对于我来说特别宝贵。母亲好客，家里经常坐着人，除了她的朋友之外，连邻居家的客人也接待，空间的问题也很严重。只好找了一间空房子，那是装煤装劈柴的。把里面收拾干净，每天干完家务活以后，躲在里面看书。因为经常借书，和图书馆的阿姨混熟了，便可以随意进入书库找书。工间休息的时候，钻进书库，翻找各种旧杂志与书籍，是经常干的事。尘土呛得人咳嗽，油墨的味道刺激着嗅觉不停地打着喷嚏。而意外的发现带来的惊讶，足以抵消所有的不适合由此引起的闲话。我在那里找到了传闻中的许多书，比如《汤姆・索亚历险记》，比如斯坦尼斯拉夫《论演员的修养》，还有一个西班牙的作家写斗牛士的小说《碧血黄沙》。父亲看了一眼封面说，这个译者是我中学的音乐教师。这使我感到惊诧，一个中学的音乐教师就可以翻译外国小说，当时正值“反复辟回潮”，院子里的不少孩子因为学习英语而受到批判，立即对于过往时代的文化氛围生出神往。我还在里面发现了一大堆“文革”前出版的各种杂志，比如《文学遗产》和《外国文艺》。前一种登的文章，观点雷同，都是把某一个作家的作品纳如某一种理论，或者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很容易就看烦了，只注意里面提到的古典作家。当时没有想到今生会以文学研究为业，但当日阅读的感受却延续至今，每当提笔写作的时候，都要提醒自己，相信读者的智慧，尊重读者的感觉，不要犯贴标签的简单化毛病。在《外国文艺》中，看到了对于海明威的介绍，并且配有漫画，有一幅上的海明威勾起一只脚，单腿独立着伏在桌子上，边款的题字是“我这样写作”；另一幅画中的海明威非常舒服地靠在沙发上看手稿，边款的题字是“我这样修改！”其中的幽默使我会心微笑。在一本旧杂志中，我读到了文人整理的扬州平话脚本《火烧博望坡》，取材于三国演义，讲述的是诸葛亮初出茅庐指挥的第一场战役，使刘备帐中的诸员大将心服口服。本事在《三国演义》中只占半回，仅有几千字。而经过评书艺人的发挥，洋洋洒洒有几万字，而且一曲三折高潮迭起，看得人惊心动魄……

当时并不能想象高考制度的改革，以为这辈子上不了大学了。工资很低，购买图书的财力有限，能够这样随意地阅读也是人生佳境。有些耳闻中的书，是托了熟人从邻近的城市辗转带来，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是这样看到的。“文革”的后期，出了一些内部出版的参考书，沾了单位的光看了不少。《第三帝国的兴亡》是其中的一本，它影响了我看历史的角度。这种无目的的阅读，可以称为读书享乐主义。求学的际遇中，不少同学都讲起类似的阅读经历。有一个女同学的母亲在北图工作，离婚后带着她生活。“文革”的时候，她只有十一岁，受不了学校的政治迫害，整天跟着母亲。当时北图的一项工作，是从各处抄家得来的大量图书中挑选有价值的，运到雍和宫集中。有一段时间，她几乎是整天躺在真正的书堆上，顺手拿一本书随意翻看，如果好看就看下去，觉得不好看就扔开。《红楼梦》看到第八十一回的时候，立即感觉乏味，便不再看了。而我认识的一些专业人员，是在很多年之后，躲在与世隔绝的深山古寺里，静下心来，才分辨出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语言风格的差异。我从小养成的习惯，是一本书哪怕马虎一点，也一定要翻完，吸引我的更多的是故事。比较起来，她的阅读方式更加享乐，也更合乎审美的规律。对于语言天然的敏感，加上与文本相同的文化背景，分别细微的语言差异，仅靠感觉就行了。她顺乎自然地搞起了语言学，专门研究现代汉语，可谓“顺天命，尽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