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革命开始了。

学校里的电影不再定期放映，影片内容的审查也更加严格。以前看过的电影多数受到了批判，戏剧片更是严格禁止。在越来越革命化的气氛中，值得一看的电影只有苏联片。《列宁在十月》与《列宁在一九一八》都是看得烂熟于心的片子，它吸引我的不是革命的内容，而是生动的人物形象与诙谐幽默的对话。留着小胡子的卫队长，不时掏出怀里的小梳子，即使是在非常严峻的情境里，也从容地梳着头。列宁富于鼓动性的演讲，则是男孩子们普遍崇拜的姿态。小弟穿着毛坎肩，把两只大拇指挎在腋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模仿着列宁的举止。更经常放映的电影是样板戏，同学中不乏懂行的人，他们对主题毫无兴趣，津津乐道的是演员的家族系谱和出身的师门。记得有一个女孩子很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吗？演刁得一的马长礼是马连良的儿子……我当时能够欣赏的，只是音乐的丰富，比起旧戏剧单调的音乐和嘈杂的锣鼓，样板戏的旋律更富于变化。特别是《智取威虎山》，以庞大交响乐队伴奏，随着演员的载歌载舞起伏回旋，带给我新奇的感觉。后来逐渐演变成例行公事的思想教育，看倒了胃口。据说在一些县里，三级干部会放映样板戏的时候，把礼堂的门锁上，不许干部们出去，这简直是精神的虐待。

“文革”的中期，十字街口的影剧院则格外地热闹起来。院子里贴满了大字报，多数是县委原领导和著名演员的私生活。演电影的时候，似乎也不再售票。多数情况下是由群众组织主办的，而且要挂上批判的名义。我突然发现电影这样有意思，和我以前的概念大不相同。在那一个短暂的时间里，我过足了看电影的瘾。有的时候一晚上看两部，而且不需要买票。印象中较深的一部是《刘少奇访问印尼》，看着穿旗袍戴首饰挎小包的王光美，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风姿绰约。我还在一个同学那里，借得一本批判资料，题目大概是一百部毒草电影的介绍。我迅速地让过声讨的文字，寻找到故事的内容，如饥似渴地读起来。这些故事对于我干涸的心灵，犹如潇潇春雨，在一个无法倾诉的时刻，得到无声的滋润。

随着母亲的学校搬到太行山区之后，看电影更是一件大事情。因为远离城市，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寂寞的山居中，偶尔有一些外来人，就会引起激动。文艺演出多是业余性质的，谈不上艺术。反倒是篮球赛更吸引人，技术优劣无所谓，匀称的身体和健美的动作，都近似雄强的舞蹈。我已经进入了青春期，在一个敏感的年龄，非常容易感动。第一次，在电影院中情不自禁地痛哭失声，就是看《英雄儿女》。那是在附近兵营的大礼堂中，地势缓慢地由低渐高，椅子一排排固定在地上。天棚很低，吸音的措施是用新材料，好像是纤维板。比起母亲学校原来的礼堂来，正规了不少，也高级了不少，但是坐在里面同样感觉到压抑。在礼堂的右侧，还有一个依山势而建的露天阶梯广场，军营里的电影也经常在那里放映。就是在十冬腊月的日子，无论什么片子，看电影的人也会挤得满满的，冻得跺脚的声音有时会形成一定的节奏，响彻整个广场。清楚地记得，傍晚时分，炊烟远远近近地飘起来，所有的山沟里都躁动着人声，像溪水一样曲折地涌向那里。电影散场的时候，又像海水退潮一样，星星点点的光亮，随着人声渐行渐远。

学校里也经常放电影，多数情况下，是在空地上挂幕布。所有的人都要从家里带凳子，这很平等。周围的老乡也会来看，远道的通常是找几块砖头垫着坐。电影放映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纵情地说笑，这在那个严酷的时代，真是难得的发泄机会。因为当时能够得到的拷贝有限，有的时候是和外单位跑片。一个单位放完了一盘胶带，就用汽车送过来，这个单位再开始放。这个单位放完了，再送到其他单位，有点像接力赛。断片是不可避免的，喊叫说笑和无端的吵闹充填着电影放映之间的空白。特别是在“文革”的后期，文艺逐渐开禁，传说中的许多好电影，都是以这种方式演出的。著名的如越剧片《红楼梦》，它在有知识的人们中引起的轰动，持续了好长的时间。在普遍粗糙的生活方式中，幽雅的精神情感获得认同。还有《十五贯》，演员的表演比列宁们还精彩，这大概是有生以来，对我民族戏剧鉴赏能力的最初启蒙。

就是在最底层的乡村，当知青的生涯中，电影始终伴随着人们的生活。尽管那时候能够看到的电影就是那么几部，三战加上八个样板戏。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不识字的女工们，也会回忆起“文革”前的电影，她们最欣赏的是戏剧片。严凤英、新凤霞等著名的戏剧表演艺术家，是她们热爱的人物。一边干活一边讲述电影故事，你一嘴我一嘴地争论补充着情节，艰苦的劳作变得轻松。那个时代文化禁锢的严密是今天的孩子们无法想象的，动辄就要受批判，看书都要偷偷摸摸地。在漫长的夜晚，知青们当中流行着一个游戏。一个人提三个问题，分别与时间、地点和人物有关。其他的人根据这些线索，猜测一个电影的名字。这些知青都来自大城市，电影文化的知识非常丰富，我只能当一个旁观的听众，一个谜语也猜不出来。关于书籍也有类似的游戏，有一个男孩子给我出了一条谜语，“两天两夜”，打一本小说。我猜不出来，他得意地告诉我，这是一部苏联的小说《日日夜夜》。在这些闲谈中，艰辛的劳作不再无法承受。许多的文化知识，也是这样积累起来的。在此后的日子里，只要有条件，我就按图索骥，寻找传闻中的书籍，看听说过的电影。批林批孔的时候，读到孔子的一句语录，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实在是至理名言，我搞不懂错在哪里？！说来惭愧，梁效之类的文章我一篇也没看完过，“文革”后期拍摄的电影我也很少看出兴味，原因是看不懂。包括后来对它们的批判，微言大义的索引和政治的影射，听得我一头雾水。只好承认脑袋里缺少政治这根筋，老老实实地搞自己的文学。

青年时代，偶尔到一次北京，如同文化的节日。会同学、逛书店，串商场，看演出，看电影更是必不可少的项目。有的时候是同学搞来的票，也有的时候是自己买票。记得我在莫斯科展览馆剧场看过《海港》，尽管剧情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宽敞的空间、豪华的设施与纯净的音响效果，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也是在电视文化的洪水中，电影仍然有观众的主要原因，特殊的音像效果是电视无法取代的。舒适的环境也是短暂地摆脱生存窘境的方式，这也是电影文化受到普罗阶级爱戴的原因之一。许多年以后，我在一本电影杂志中看到一幅漫画，一群人舒服地呆在豪华的拍摄场地，嘴里说着意思相同的话，还是呆在厂子里好。第五代导演最初的作品几乎没有什么观众，大概也是这个原因，生活已经很沉重了，谁还愿意花钱到电影院里找罪受呢？！当年，我还在龙福寺电影院里，看过法意合拍的电影《蛇》，那是我接触的第一部当代西方的商业片，演员、故事、色彩和风景精彩绝伦，所有的美学因素都无懈可击，带给我的震惊是巨大的。

乡下的风气是保守的，对于未婚女人的文化禁忌特别多。女人几乎没有任何体育活动，游泳一类半裸的运动，更是大逆不道的事情。看电影是唯一的娱乐，一年中也就有三两次。通常是在天气暖和的时节，晒场上支起杆子，挂起幕布。吃过晚饭以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早早地搬了椅子去占座位。去晚了就挤不进人堆，只能游离在人群外面，即使踮着脚尖伸长了脖子，也只能看见银幕上的人头，近似于管中窥豹。由此引起的恶作剧，则带来意外的哄笑。经常是一个没有座位的人，在场外瞄好了一个有好位置的熟人，大声地叫喊他的名字，然后说有电话或有人找，等那个人出来以后，他迅速地取而代之，占领他的位置。等上当的人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只好大声地笑骂一阵。多次重复之后，这个游戏失去了效应，当“狼”真的来了的时候，反而没有人相信，因此耽误正事的情况也不少。这样的苦趣，对于单调的生活也是一种调剂。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电影也是工人们议论的重要话题。特别是本乡出去的电影演员，使他们引以为荣。最著名的是电影表演艺术家陈强，他演的南霸天家喻户晓，而他就出生在离我们农场十几里地的宋家集。《小兵张嘎》里的两个匪兵之一，也是附近出去当兵的人。

演一次电影带来的兴奋，可以持续好长时间。我所在的农场有好几个分场，每一部电影都是巡回放映。遇到难得看见的电影，不少人看一遍不过瘾，又会在第二天赶到分场去看，有的一连看几场。演过电影之后的十天半个月里，地里干活的气氛特别活跃。被普遍关注的情节是男女之事，联想也特别丰富，由此引起的争论格外有趣。《英雄儿女》演过之后，多数男工认为通讯员小刘想和王芳好，对于主题宣传的阶级情和革命英雄主义，则很少有人感兴趣。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发现爱情是他们理解电影的基本视角。记得《多瑙河之波》放映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中有一个情节，作为船长的主人公在战争中负伤直至死去，很多的人从他身边跑过，却没有人救他。一个业余尝试着写作的知青对我说，很多人看到这里都不理解，其实战争就是这样残酷。而女工们为之激动的是接吻的细节，许多老娘们儿模仿演员的动作说，看看那个猪头，还啃哩！加上特殊的方言语调，特别的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