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经验

对排除掉主体的语言的突破，对语言存在的出现和自我的身份意识这二者之间的势不两立的揭示，在文化的各个方面现在都是一种被欢呼的经验：既在简单的写作姿态中，也在使语言规范化的尝试中；既在神话研究中，也在精神分析中；也在追寻或许是西方所有理性的诞生地的逻各斯的过程中。我们站在长久以来都未被察觉的深渊边：语言的存在随着主体的消失而自为地出现。我们如何能接近这种奇怪的关系？可能通过一种思想形式，而西方文化在其边缘勾勒出这种思想仍然模糊的可能性。摆脱了主体性的思想，好像是从外部设置了其界线，表达了其终点，使其分散熠熠发光，仅仅吸纳了其难以克服的缺场。同时，它身处所有积极性的开端，但这并不是为了掌握它的根基或者理由，而是为了重新获得它的伸展空间，即，作为它的场地的虚无；它得以构成的间隔；它即刻的确定性一被瞥见，它们就会溜进其中的间隔。这种思想，与我们哲学反思的内在性和知识的积极性相关，它构成了一个短语，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外界思想”。

可能有一天，我们需要尝试定义“外界思想”这一短语的基本形式和范式。也需要尝试按原路返回，去弄明白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有人假设它可能来源于神秘的思想，而这一思想从伪狄俄尼索斯们所作的文本开始就已经徘徊在基督教的边界：它可能以各种否定神学的形式存在了上千年。然而，凡事都是有必然性的：尽管这种经验涉及走向“自己的外界”，但是这种情况的最终实现仍然是为了找到自己，是为了在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想内在性中自我缠绕和聚集，而这种内在性恰好就是存在与言谈，换句话说，就是话语，即便它是超越所有语言的沉默，超越所有存在的虚无。

可以谨慎地认定，萨德侯爵的反复独白不无悖论地第一次暴露了外界思想。在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西方意识史无前例地对历史和世界规律的内在化提出了苛刻要求，而此时，萨德也从未停止把赤裸裸的欲望看做是毫无约束的世界规律。同一时期，荷尔德林的诗歌清楚地表明了神明的隐现，并且，为了漫长地等待“上帝陨落”后的神秘援助宣布了新的法律义务。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能否认为，为了迎接新世纪的到来，萨德和荷尔德林同时把外界的经验引入了我们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这又是秘密进行的？——前者是通过把欲望暴露在话语的无尽低语中，而后者是通过发现诸神如同迷失方向一样漫步穿越语言的裂缝。之后，这种经验不会再被完全隐藏起来，因为它还无法穿透我们文化的厚度，只是漂浮于、异质于、外在于我们的内在性，任何时刻这一要求都正在被及其专制地范式化，从而内化世界，消除异化，超越异化的虚假时刻，使自然人性化，使人自然化，进而在人间重获在天国业已被消耗的财富。

19世纪下半叶，同样的经验再次出现在语言的核心位置，这变成了外界的火花，尽管我们的文化一直试图镜子般地反映自己，好像它掌握了其内在性的奥秘。同样的经验也出现在尼采的发现中：西方所有的形而上学不仅与语法相联系（自施莱格尔以来这已饱受质疑），而且与那些在谈话时掌握话语权的人相关；在马拉美时代，语言作为一种对它所命名的事物的告别而出现，尤其在以Igitur为开端，贯穿至Le Livre的偶发的戏剧风格这一阶段，语言成了说话者消失的运动；在阿尔托这里，所有的话语语言在身体和哭喊的暴力中被强行解散。而思想，抛弃了唠唠叨叨的内在意识，变成了一种物质力量、肉体的苦痛、主体本身的迫害和撕裂；在巴塔耶这里，思想不再作为矛盾的话语或无意识，而变成了界线、破碎的主体性和僭越的话语；在克罗索夫斯基这里，思想伴随着双重经验、外在性的假象经验，和“大写的我”疯狂的戏剧性的繁殖经验。

可能，布朗肖不仅仅只是这种思想的另一个见证者。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撤回到他的作品的表现方面，因此他并没有完全被他的文本所藏匿，但也不出现在文本的存在中，他的不在场借助于文本存在的惊人力量，对我们而言，他就是这种思想自身——一种真实的、绝对遥远的、若隐若现的、无形的在场，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一种必然的规律，一种平静的、无穷的、可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