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唐宋豪侠小说对后世武侠小说的发展影响甚大。表面上武侠小说家大都推许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可真正激发其灵感和想象力的是唐代豪侠小说。作为武侠小说根基的行侠主题、行侠手段以及侠客形象刻画，早在唐代小说家笔下就已粗具规模。从讲求实录到作意好奇，豪侠小说的叙事技巧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后人对唐传奇的评述，如“莫不宛转有思致”（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五）、“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赵彦卫《云麓漫钞》）、“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等，都适应于豪侠小说。后世文人之赞叹并模仿《聂隐娘》、《虬髯客传》等，不只是因其大快人心的行侠故事，更因其不可多得的“文采与意想”。

“文采与意想”无法复制，行侠故事则不难模仿。明人李昌祺《剪灯余话·青城舞剑录》一篇，颇有上追唐人之意，其中既不乏“平生智谋满胸中，剑拂秋霜气吐虹”、“芙蓉出匣照寒铓，上带仇家血影光”之类的诗句，也有“饮酣气豪，论议蜂起”之时，叙事也还曲折有趣。照理说“史才、诗笔、议论”三者兼备，可就是没有唐人小说的神韵，反而显得矫揉造作，还不如王士禛《池北偶谈》中的《女侠》或袁枚《子不语》中的《好冷风》隽永生动。

明清文人传游侠，难得如宋懋澄《九籥别集·刘东山》、沈起凤《谐铎·恶饯》那样大肆渲染铺排，对打斗场面大都点到即止。既然场面描写让位于事件叙述，当然很少“宛转有思致”者；不过，其长处在于精练含蓄，用隐而不露的笔墨来表现隐而不露的游侠，有时也别有一番趣味。只是同时期用白话撰写的话本小说、章回小说，对侠客打斗场面的描写日益精细生动，而文言小说则满足于使用侧笔。单是一句“客提僧头掷地”（乐钧《耳食录·葛衣人》），或者指髑髅百枚曰“此世间不义人也，余得而诛之”（《青城舞剑录》），固然也能显侠客神勇，可读者则意味索然。武侠小说的魅力主要不在于侠客惩恶的“结果”，而在于惩恶的“过程”——正是这变幻莫测的打斗过程的描写，最能发挥作家的艺术才华，也最能体现读者的鉴赏趣味。明清文言小说家很少在这方面下工夫，大致袭用唐代豪侠小说的伎俩，其技击“殆唐代剑客之支流乎”（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不能说明清两代没有好的用文言写作的豪侠小说，可因其忽略“武”的表现，在“侠”的观念上也没有大的突破，故很难与《三侠五义》之类白话体侠义小说争雄。

不只传侠客的文言小说家无法摆脱唐代豪侠小说的束缚，在话本、戏曲中述游侠者，也都不难辨认出唐人的影子。不说那些经过替换变形因而需要仔细辨认者，单是直接袭用或改造加工原有情节的作品，就明白无误地显示了唐宋豪侠小说的魅力。以“三言二拍”为例，《古今小说·吴保安弃家赎友》之于牛肃《纪闻·吴保安》, 《古今小说·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之于洪迈《夷坚丁志·太原意娘》, 《醒世恒言·李公穷邸遇侠客》之于皇甫氏《原化记·义侠》, 《初刻拍案惊奇·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之于李公佐《谢小娥传》等，都有明显的承传关系，前者基本上袭用后者情节，只不过把文言演为白话，并略作铺叙加工。《初刻拍案惊奇·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正话部分虽系凌濛初独创，入话部分却详细引述了《红线》、《聂隐娘》、《崔慎思》、《贾人妻》、《车中女子》、《潘将军》、《解洵娶妇》等诸多唐宋豪侠小说；且韦十一娘之行侠故事，仍令人怀疑是入话部分所述“从前剑侠女子的事”的遥远回声。“侠客从来久，韦娘论独奇。双丸虽有术，一剑本无私”——此篇的魅力不在于“行侠”，而在于“论侠”。作者借韦十一娘畅论剑术源流、侠客责任以及行侠权宜，几乎可作一篇《侠客论》读。论者虽对唐人创造的侠客形象略有褒贬，可议论中无论如何离不开聂隐娘、虬髯客们。而这正是话本小说家的共同命运，不是没有超越的愿望，可一举手一投足，仍然很难越出唐人设下的“规矩”。

唐人豪侠小说对明清戏曲也有明显的影响，不少戏曲家据之创作杂剧、传奇，如汤显祖《紫钗记》取自《霍小玉传》、尤侗《黑白卫》取自《聂隐娘》、梁辰鱼《红线女》取自《红线》、《红绡》取自《昆仑奴传》、张凤翼《红拂记》取自《虬髯客传》。只是小说与杂剧、传奇毕竟分属不同体裁，剧作家一般需要作较多的创造性改编。

可以这样说，明清文人心目中的“侠客”、“剑侠”、“剑仙”，主要源于唐代小说家的艺术创造，而不是《史记》、《汉书》的历史记载。从《后汉书》起，官修史书不再为游侠作传，但历代文人对游侠的兴趣一直没有减弱。而唐代豪侠小说的出现，更为后人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楷模。明清两代的诗文、小说、戏曲，只要涉及游侠，就很难完全摆脱唐代豪侠小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