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田沁鑫“穿越时空的对话”

半个多世纪前，萧红创作了小说《生死场》，她关怀着中国普通民众的命运，描写了他们的真实状况。她在孤独、飘荡、纷争中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又一个女子田沁鑫，相遇了萧红，用心灵去对话、沟通。

关于彼此

萧红：很庆幸导演也是个年轻的女子，女性在心灵深处对生活往往有一种独有的不合时宜的敏感。若是男子改我的小说未必能够如此精心、如此体贴。我这短短的浓缩的一生遭遇了来自另一性太多的玩笑与折磨。而且这本小说集中描写了女人的苦难，这大概只有女人才能体会，即使现代，许多男子在彬彬有礼的绅士面目背后不也隐藏着对女性的歧视？《生死场》结尾，国难当头，男女斗争暂时退隐了，但到了今天，妇女问题是不是真正解决了呢？我很赞赏你以一种惊心动魄的手段把这个问题又提给世人。

我当然会像许多人一样惊叹你的年轻——我写《生死场》时才24岁，31岁便病逝了。我羡慕你的活力与处境，若能多活几年，或许也能写出更多的作品。

田沁鑫：还是十五六岁的时候，偶然读到有关萧红的传记，一下子就被她凄凉的身世打动了。萧红说：我们女人具有牺牲精神，其实牺牲是一种惰性，可我们乐意。所以就这样坚信不疑地上男人的当，一点点往绝路上走。我常常在冥想中和萧红沟通。在我的眼里，她一直就是24岁的样子，傻呵呵的，有时很坏，说话酸酸的，常常扫人家的兴；有时又憨厚得可爱。如果我和萧红交朋友，我会非常地喜欢她，如果有人欺负她，我会帮着她。喜欢她，也喜欢她的散文和小说，她的文字是那样的稚拙，童心盎然，不雕琢，不做作。

关于改编

萧红：当我看完话剧《生死场》，很是惊讶，没想到，在20世纪末的今天，社会已变得相当物质，不少文人满脑子商机，竟还有人念叨我这个不谙生活技巧、坎坷活了三十年的女子。把《生死场》移植为话剧，我活着的时候也没如此奢望。

我很理解你的再创作，这不仅是可视性与戏剧性的需要，而且更有了现代色彩。我的小说底子是西方尤其是俄国的文学，我乐意实验各种不同的文学风格。我认为你将中国的民族气息与前卫的舞台意识糅合得很好，其中一幕，金枝躺在地上，你用灯光、音乐与人物造型显豁了金枝的大肚子，这是极有象征意义的一笔，女人的苦难往往从肚子开始。

田沁鑫：改编《生死场》，我前后共酝酿了3年。不少人说，《生死场》很难改编，因为人物太松散。可我却觉得正是这一点，为话剧提供了自由改编的基础。其实这个作品有一种很前卫的色彩，放到现在都不落伍。《生死场》是我编导的第三部戏，为了让小说在舞台上活起来，我很冒昧地对小说中的人物作了增删；打乱了原作中的情节，重新组合人物关系，让原来没有关系的二里半和赵三因为子女的恋爱而相互纠缠，部分台词还结合了你的另一部小说《呼兰河传》的内容。另外，在舞台表现手段上，我运用了电影的结构，如蒙太奇倒叙、插叙等。表演上借鉴德国皮娜·鲍什舞蹈剧场的语汇，强调肢体的释放，将生活动作放大，突出舞台的造型感。我试着让现代的观众理解你小说中意到笔不到的神韵。

关于国民性

萧红：写这本小说时，笔触还稚嫩，但不愿走风花雪月的路子，而是坚持学鲁迅努力刻画中国人的国民性。《生死场》就试图雕塑出农民对生活的麻木态度。这可能就是小说不如其他一些女作家那么流行的原因。你是不是也冒了被冷落的风险？

田沁鑫：对于人的生存状况的感悟，比起今天的作家，萧红一点也不差，她的小说中对国民性的揭示，在今天也同样具有警示作用。

演出了，我很惶恐，怕我不能传达出小说中中国农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精神状态。《生死场》中的农民离我们有60年的距离，但其中反映出来的对生存的迷茫，对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疑惑，对国民性的揭示，同样令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感到深深的震撼。

选自《剧本》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