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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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 》(《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一文中,我曾经试图通过揭示“新时期文学”与“50—70年代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质疑主宰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叙述的所谓当代文学发展“断裂论”。不过这种“断裂论”显然并不只是“新时期文学”的建构方式。就像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之中指出的那样,现代性话语强调的正是这种前现代社会与现代性之间的非连续性:“区分古代和现代似乎总隐含论辩意味,或者是一种冲突原则。”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0页。当年胡适等人正是通过建构这种“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断裂来确立中国“新文学”的主体性,因此,把“新时期文学”理解为一个与“50—70年代文学”完全没有联系的、横空出世的概念,的确会让人想起胡适的方法——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的确应该承认“新时期文学”的叙述者是“回到”了“五四”,然而,这一所谓的“断裂论”同时也是“50—70年代文学”的主流文学史叙述建构文学史的基本方式。50—60年代,周扬等人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的“断裂”来确立了“当代文学”的主体性,到“文革”时期,江青等人更以这种“断裂论”来建构“文革”文学的主体性,“文革”文艺纲领《纪要》一上来就划清了“文革”文艺与“建国以来”的“旧文艺”的界限,指出以“样板戏”为代表的“新文艺”“内容和形式上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196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到后来更有“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初澜:《京剧革命十年》, 《红旗》1974年第4期。等发展到极至的“断裂论”。

历史发展的断裂论当然与建立在进化论之上的历史主义迷思有关。这是现代性拓展自身的不二法门。就如同“西方”需要创造一个“东方”才能确认自我,“现代”需要创造一个与之对应的“传统”才能找到自身,“新时期文学”的建构也需要首先创造一个完整的、本质化的“50—70年代文学”,或者至少需要一个高度本质化的“文革文学”,但这样完整的“他者”其实并不存在。“新时期文学”的叙述者将“当代文学”切割为黑白分明的两个时期,按照界限清晰的时空实体来安排文学史叙述,将“文学”与“政治”都简化为恒定的历史分析单位,根据线性的因果关系组织事件。“重返”或“重读”“新时期文学”的目标就是要动摇或挑战这种既存的生产文学史的常规方式或常规进程。

“50—70年代文学”远比8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者理解的复杂得多,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中日渐升温的“50—70年代文学”研究似乎正以越来越充分的理由证实了这一点。与此同时,重返“新时期文学”的工作也开始不断有效揭示出两个时代之间的知识关联。事实上,在“文革”结束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作家最激烈的历史冲动,并不是要回到后来被阐释为历史起点的资本主义的“五四”,而是要回归“好的社会主义”的“十七年”,这一点在王蒙、张贤亮为代表的“五七作家群”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十七年文学”对“新时期文学”而言是“重放的鲜花”。王蒙是被评论家指称为始终怀有“少共情结”的老作家,而张贤亮在“新时期文学”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埋头写他那个关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劳动人民中获得新生的老故事,使他暴得大名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则是他梦想中九部系列中篇《唯物主义启示录》的一部分。与此相仿,“文革文学”更成为了“新时期文学”摆脱不了的另一个“传统”。“文革文学”在8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叙述中是由“地上文学”与“地下文学”这两个泾渭分明的世界组成的,但两个世界的界限显然只是在想象中存在。包括“白洋淀诗群”在内的“地下文学”无论在创作思想还是在实践中都与主流(“地上”)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食指(郭路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文学史现在只谈他“表现理想幻灭”(?)的《相信未来》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样“不合时宜”的作品,对他创作的大量主流诗歌却置若罔闻。食指教会了白洋淀诗人如何写诗,但食指自己的诗歌导师却是彻头彻尾的革命诗人,他们是郭沫若、郭小川和建国后的何其芳。

“文革”“地上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同样无法忽略。我们在“文革”时期正式出版的“地上”文学刊物上能够找到大量“新时期文学”主流作家的名字:蒋子龙、贾平凹、韩少功、张抗抗、陈国凯、郑万隆、路遥、周克芹、茹志娟、陈忠实、陈建功、李存葆、朱苏进、鲁彦周、陆天明、雷抒雁、叶文福、张炜、古华、理由……这个名单长得让人吃惊,与此同时,一大批缔造了“新时期文学”的著名文学批评家也置身于这一行列。激进时期的文学经验是如何影响到这些作家批评家对“新时期文学”的认同?“文革”新文艺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是否在方法论上存在关联?……这都是一些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断裂论”总是试图把历史划分为互无联系的离散本体与完全可知的部分。但混杂物不仅从未消失,而且还在扩散,当混杂物生成时,越界事件就会不断发生。实际上,如果真的在文本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的话,这些历史“真象”的常态肯定是“混杂的”而非“纯净的”,而且肯定处于一个不断混杂的过程之中。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将与现在迥然不同:“如果我们确实是这样或那样的混杂物,那么,那些假设的过去与现在、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断裂就仅仅只是现代主义的一种特别的虚构。我们必须跨越的不是什么时间和空间上的鸿沟,而是想象出来的距离。”[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53页。

如果说这些横跨两个时代的作家因为只能在“断裂论”给定的二元框架中认识自我和历史,常常不得不对自己“不光彩”的历史讳莫如深,那么,不少“新时期文学”的“重返者”仍然对这一问题缺乏自觉就更让人觉得遗憾。一位研究者在系统整理了新时期作家在“文革”时期的“踪迹”之后,竟然把自己极富意义的工作定位于一种“迟到的批判”,他批判道:“这些作家在最初写作时也是从复制一种非常态的思想、思维、语言和文体开始的,也就是说这样一种写作不是从确立自我而是从扭曲、剥夺自我开始的。我始终认为这种复制对当代文学、当代思想文化和我们这些在今天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是致命的一击。”见《迟到的批判》,大象出版社,2000年。这种“致命一击”显然“击”错了地方。知识考古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寻找和表达立场。“重返”不是要裁定不同思想价值体系的高下,而是要找出它们的规律和历史脉络。对包括“当代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而言,或许只有当分析超越了传统的二元对立关系及两分法,超越了由此造成的视野的局限性之后,理论的发展才会成为可能。而当我们将“重返”简化为寻找历史污点的道德追索,这样的“重返”就不但不能帮助我们对知识进行反思,反而再度强化了禁锢思想的、黑白分明的“断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