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哦，香雪》中，香雪对于铅笔盒的渴望并不盲目，她有着浪漫而又理性的“现代化”想象：“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另一位青年作家成一在1983年写给铁凝的信中说：“这‘一分钟’既然已经在香雪她们心里打开了外面世界的窗口，她们便不再满足于被遗忘的状况了。香雪上车时，也许最大的愿望就是换那么一个宝贝似的自动铅笔盒儿，可她下车的时候，应当不仅仅满足于只得到这个东西了。”虽然香雪还不知道台儿沟以外的世界是怎样的，但拥有“铅笔盒”的她蕴藏着压抑不住的活力、热望与力量。个人意识的觉醒使得她在农村通向城市、现代文明的大门松动的那一历史时刻，表达出一种“时代精神的美”，淳朴的同时也是坚毅的对现代化的渴望。然而，就像我们只能“想象”香雪的未来一样，她的那种尚未“实体化”的“个人意识”必须在变动的“现实”中经受考验。可是，“现实”是什么呢？难道就是“英芝式的堕落”吗？在《奔跑的火光》中，当英芝将汽油泼到丈夫贵清身上，划燃火柴时，一切都结束了，关在监牢里等待判决的她总是重复着一个噩梦：“每一夜每一夜，英芝都觉得自己被火光追逐。那团火光奔跑急促，烈焰冲天……跃动的火舌便如一个血盆大口……”追逐着英芝的火光究竟是什么？是她觉醒的“个人意识”？还是被激发出来的“物质欲望”？或者两者本来就深刻地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

把《哦，香雪》和《奔跑的火光》联系在一起，她们的故事不仅仅关乎“底层”，而是关乎城市化到来时农村女性自我的选择与发展，关乎1980年代以来“个人意识”的觉醒以及面临的困境。尽管农村女性的自我选择不可能是完全自主的选择，但并不能取消承载在这一历史瞬间的那些动人的时刻——香雪抱着闪闪发光的自动铅笔盒打量着大山、核桃树和台儿沟的时刻，英芝第一次唱歌赚到153元钱自足地走在街上的时刻……那是怎样拥有自我和具有“英雄气概”的时刻呀。这意味着处在社会边缘的农村女性，当流动、城市和工作在她们身上上演一幕幕活剧时，当她们离开原有的位置而自我被唤醒时，她们也曾以一种新的姿态显示出“流动的主体性”。然而，这一切却为什么以悲剧而告终呢？难道我们还需要反复地追问“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古老的问题吗？除了现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外，那种曾经鼓动她们的“个人意识”是否也应该负有相当的责任呢？从香雪到英芝——与此对应的是从潘晓到拥华——我们看到了被唤起的“个人意识”如何“实体化”，又在“实体化”的过程中走向了它的反面。这个悖论式的过程揭示出的却是一个普遍性的状况：由大规模的“市场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震惊，其催生当代中国人的个人意识的前提，即是不可避免地摧毁原有社会结构中的“共同体”（集体），由此使得当代中国的个人意识不能不以某种矛盾的形态呈现出来：一方面“个人”努力从各种似乎束缚了“个人意识”发展的“共同体”（集体）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从“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的“个人”，却只能孤零零地暴露在“市场”面前，成为“市场逻辑”所需要的“人力资源”, “个人”的“主体性”被高度地“零散化”, “解放”的结果走向了它的对立面。“个人意识”如此异化的效果，必然造成“个人”产生强烈的“认同”需求：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在新的市场条件下被如何重新理解，是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原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